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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章中我们还将专门详细论述中国的选官制度。这种制度对于维系政府及其政治制度的存在并使之经久不衰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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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170227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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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第三章 中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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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能够讲一个民族的语言并且用它来进行思考，一个学者才能真正了解这个民族。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痴人说梦。对于一个想真正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人来说，他会发现语言的障碍比跨越万里长城还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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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门语言，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相比之下它都是世界上占绝大多数人口的中国人的母语，而且我们可以断定，自从汉语形成以来，不管在其语言结构或者书写方式等方面它都没有经历过重要而本质的变化。正如其他民族的语言一样，汉语也有一个不断自我发展、新陈代谢的过程。新的内容要求有新的文字表达符号。一些字由于其表达意义的变化或者流失而不再通用。然而，这个民族勤劳节俭的习惯似乎也表现在他的遣词造句方面。他们在不断创造和使用新字词的同时，旧的字词并没有被彻底抛弃。其结果，便造成了一个没有人能够数得清的异常庞大丰富的词汇系列。据估计汉语中意义明确的汉字总数在25.000到260.000之间。中国标准的权威字典《康熙字典》共收录了44.449个字。但实际上这些字中可能只有10.000是常用的。即使文化阶层所使用的词也可能不超过这一数字。中国九种经典作品《四书》、《五经》等也只使用了46.601个不同的单字。虽然这九种书中有五种的字数总和超过200.000个字。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中不常用字的数量一定大大超过通用字的数量。但是，中国人有着一种迂腐的卖弄学问的习尚。具体表现在他们喜欢寻章摘句、堆砌词藻，引用一些久已为人们所遗忘的字词以故作高深。他们为了显露自己的学识，最喜欢采用的方式便是向皇帝进献一篇东拼西凑、鱼龙混杂的歌功颂德的文章：或者从那最古老的汉语废墟里挖掘出一些残词碎语重新使它们复活，然后用它们编造出一篇政论文章呈给皇上。这种做法极大地增加了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困难，使它变成了一件无边无际的苦差事。但是，学习汉语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一至少，无论任何人，不管他的学问多么渊博高深，如果在日常阅读中碰上不认识的字、不会发的音或者弄不懂的意义，那绝不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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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没有一套完整的字母系统。每一个字本身都表达相对完全的意义。因此，它被看作是一种单音节的语言。但从实际上讲，汉语中的每一个字都几乎能与我们的语言中的音节相对应。在日常应用方面，它和英语一样也讲求音节和押韵。在书写时，它总是按竖式从上头写到底端，从右边写到左边。因此，中国人写书的结尾，正是我们西方人写书开头的地方。中国写字用的是毛笔和墨汁。他们的印刷术虽然比较原始简陋，但早在欧洲艺术走向繁荣并被发现之前的数个世纪，就已闻名于世。一本书稿的每一页要写得和将要印刷出来的成品一样大小，在付梓印刷时，把它们一页一页地粘贴在木模之上：然后，在木模上雕琢出所有字的轮廓形状，使它们的面目清晰地凸现出来，接着在模子上刷好油墨，把一张白纸覆上去，轻轻地按压一下，再取下来。这样一张还可以通过汉语而认识和了解讲汉语的这一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等等。每个字都是一幅它所要表达概念意义的逼真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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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使用它的人在选择它时已赋予了它要表达的具体内容。当然，我们把每个字都说成是一幅图像也许不太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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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汉语的书面语来讲却的确如此。汉字的原始形状是象形字，它们那很粗糙简陋的造型描绘的就是其所代表的具体事物的形状。汉字所经历的第一次改革是将它们所代表物体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线条略去，只保留那些表示物体的独特结构和重要实质部分的笔画。于是，表示“人”的汉字就是用竖直的一个笔画作为身体，接着是叉开的一撇一捺表示两条腿。关于一只羊的汉字被写成两条曲线代表羊角，另外几笔分别代表头、脚和尾巴：要写一头牛，则画出一个牛头，两条曲线代表两只牛角，另外再画上一条尾巴：要写太阳，则在圆圈里面加上一个点：要写树，则用一些线条分别表示树干、树根和枝条。这种象形造字的方法存在许多局限性，因为它只能制造出表达单个有形物体的数量有限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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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汉字的另一种方法便是将这些简单的表示事物的象形笔画（文字）进行合成，以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而不是实际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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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一构成词的过程和方法特别引人入胜，因为在汉语中占很大比例的汉字都必然是这种表意文字。随便解剖一个这样的汉字，你就会发现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已经包含了它们组合之后的要表达的思想概念。那些古代中国的发明者们虽然成功地将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意识具体“化”进了这些合成字当中，然而这些字所表达的内容往往很笼统，不够准确，甚至难以让人理解，荒诞可笑。在此我们举几个例子以飨读者。在汉语中，两棵树代表一个小树林子（“林”），而三棵树便成了大森林（“森”）：把太阳放在月亮的一边代表光明（“明”）：罪犯被表达成一个人关在框子里(“囚”)：门里面的一张嘴便是问（“问”’：一张嘴和一只狗在一起便表示狗在叫（“吠”）：一名女子在别人的窗旁观望便是妒嫉（“妒”）：屋顶下面一头猪表示中国人观念中的家（“家”）卜名女子立在屋顶下面一头猪的旁边表示结婚（“嫁”）：把汉语中的“取”字放在一名女子的头上则表示在婚姻方面中国的男子所扮演的神圣角色（“娶”）：当中国人把一女子放在一把扫帚边时，她就代表“妇”女：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用这种方式表明了妇女在家庭中应当扮演的主要角色。另一方面，他们让一名女子立在儿子旁边表示“好”，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男性后代的偏爱：通过屋顶下面的一张嘴，再由一块地作依托，他便表达了对于财富(“富”)的朴素观念。汉语中还有许多在我们看来也许更为合理一些的合成词：“白”字(white)与“心”(heart)表示恐惧（“怕”）：一个人(a man)旁边放一只手(a hand)意味着帮助(help，查无此字——译者注)而一个人(a man)立在他自己说的话（words)旁边便是守信用（“信”），多数人都会认为老虎(a tiger)下面的心思(thought)表示忧虑（“虑”）是很确切的表达法：同时将“心”字放在猪圈（“pig- sty”）旁表示耻辱或者丢脸也没有人反对（此处原作者的表达不够准确，无法查到此字——译者注）。但是，我们对中国人给予妇女的种种描绘感到很遗憾：屋顶下面有一女子便表示平安祥和（“安”）而两个女子在一起则表示争吵（即“塞”字，此字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译者注）三个女子重叠在一起则表示奸谋或者最可耻的事情（即“姦”字，同“奸”。——译者注）。总的来说，这些经常使用的合成词所表达的含义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而不仅仅只表明他们那一古老的女性是“错误的产品”的观念是错误的。在歧视女性的问题上，那些东方人同法国人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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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法国人被证实犯了罪时，他们总是首先问“那个女人在哪里？”法国人对于妇女的这种偏见根深蒂固，充分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语言中。他们把男子比作亚当，而把妇女视为种种诱惑和罪恶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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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惯用语结构中同样存在类似的独特现象。其结构较简单，但却很优雅，内容也非常有说服力，但有时又荒诞不经，与他们所真正表达的含义离题万里，风马牛不相及。比如，中国人作为整个民族对白色这一色彩非常敏感，他们很不喜欢“白”这个词。在他们的习惯里一般视白色为无用或者失败的象征。一个“白痴”(a white man)指的是一无所用的废物：而“红人”(a red man)则指的是备受欢迎、出人头地的人物：“白屋(a wihte house，指的是贫寒的草屋茅舍：“白谈”(white talk)则指白费口舌、毫无意义的辩论和争吵：“白跑腿”（white running）则指出力不讨好，奔波而无获。日常汉语实际上就是由这些令人望而生畏、晕头转向的习惯用语混合纠缠而成。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习语中的汉字早被剥去了其原始的语义联系。这就很容易看出，熟悉和掌握数不清的大量汉字的工作，终究要比把它们组合成被中国人认为还算明白正确的词句简单得多。许多外国人都能够掌握相当数量的汉字，然而他们一般都不能熟练地使用中国的俗语，在这一方面他们失败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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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汉语的语法没有给外国学者带来什么麻烦。其语法相当简单，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其中的词汇好像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长期的使用已被消磨得溜光圆滑，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让他们充当句子中的任何成分，并赋予它们所需要的词性。只要使用者喜欢，他可以随手拈来，让一个字充当名词、动词、副词或者形容词或者其他的任何辅助词性。时态、语气、人称、性和数在汉语中都不存在。而正是由于汉语中没有动词的时态变化、没有前缀后缀以及一整套的情态动词，因此同英语相比，其独特之处便格外引人注目。在汉语中，单独的一个字只能代表其基本含义，其具体的特殊的意义要视上下文的内容去研究。在中国，也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试图学习和掌握英语。但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语法时也是目瞪口呆，非常头痛。他们认为这些语法笨拙晦涩，很难对付。必须承认，即使对于英语民族的人，如果他们稍不留神，也会掉进英语语法的陷阱的泥淖之中。外国人想真正学习和掌握英语，也是一件不可指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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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杰出的官员曾纪泽曾同本书的作者共同经历过一次海上航行。他赠给我一把团扇以作为海上旅途相伴、友好相处的纪念物。在自己的同胞之中，他是一位出类拔萃、孜孜不倦的学者。在家为其父守丧期间，他被免除了一切官职。于是，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他仅仅借助一本《圣经》、一本《韦氏大词典》，一本华兹(Watts)的作品，一本《赞美诗选》（Select Hymns）和一些习字本，花费了几乎3年的时间努力自学英语。这里附的插图便是曾纪泽赠送给我的那把团扇的照片。从扇面上写的英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英语学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扇面上的一笔一画都是他用普通的毛笔写成。英文诗如同他写的汉字一样漂亮流畅，无论在其风格还是书法方面都堪称上品。当我们想像一下曾纪泽先生所使用的书写工具时，再看一下扇面上他写的英文，的确让人拍案称奇。其中的“黑洋”(the black ocean)，指的是海上的大雾，它曾使侯爵先生惊异不已：“红流”(the red water)则指的是标志我们的旅途终点的一条河流入海口的混浊泥流。 “船长的床”(the Captains bed)指的是我与曾纪泽先生坐在一起一谈就是数小时的一张沙发。那张沙发本来放在船长室，但在旅途中它成了我的专用品。当然曾纪泽先生的英文诗中也有一些词不达意和语法方面的问题，但它仍然能够基本上准确地表达出原汉语诗文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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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次尝试中，这位出色的中国学者却很不幸。他深深地陷入了我们英语中情态动词的泥塘沼泽里，再也挣扎不出来。下面是他为了称颂一位美国朋友的学识而作的一首英文诗，也是写在一把扇子上的。其汉文形式同上面团扇上的汉文诗相比一样优雅流畅，其英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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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mbine the reason of heaven, earth and man,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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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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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doctor enough to have compiled the branches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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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boo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l to b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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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sen the deeply learning to be deliberated are a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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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off the jewels by side of the dragon as your might。”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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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以上所述，汉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所要表达内容的一幅幅充满智慧的图像或者图形。虽然它们的形体便往往包含着其本身的意义，但它们不能提供任何怎样发音和拼读的线索。那些迷惑不解的学者仅从汉字的字形上绝对看不出它们应该怎样发音、怎样拼读，这便是汉语与英语以及欧洲其他语言最根本的区别。在汉语中，字词描绘着具体的意义：在欧美的语言中，单词，或者说是字母的组合不仅是表达语义的符号，而且每个单词字母组合的本身就告诉了人们应该怎样正确地拼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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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语能够表达各种各样的具体和抽象的内容，以及各种各样复杂微妙的措词和语义，而我们也可以说，汉语里许多对不同意义内容的精确表述在英语中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英语民族的许多事物在汉语中也根本找不到它们的影子——我们的许多概念在汉语中根本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表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那些概念对于中国人是完全陌生的，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其具体内容是什么。比如我们的科技语言、一般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中较简单的词汇和术语等等，在汉语中都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表达方式，因为中国人对于各门科学以及很简单的科学研究都茫然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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