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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一次我向一位老人打听，离一座城市还有多远，因为我准备去那里住宿。当时老人正倚靠在土墙上晒太阳，那土墙正好为他抵挡着一月份凛冽的寒风。我问过之后，结果老人说不知道。我很迷惑不解，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我又第二次问他是否也不是当地人，而是在外闲游的人。“噢，不是，”他回答，“我就住在那边。”他用头示意，指向百步之内的一户房屋看去很不错的人家。“您老在这里住多长时间了？我问他。“一直在这里，”他说，“我今年已经七十八岁。”“那么您真的不知道离那座城市还有多远？”我仍然寻根究底，实在是不相信他原来的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凭什么一定要知道。”他回答，“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这一回答更使我感到有趣。“您今年七十八岁，难道真的就一直住在这里，从来没有去一趟那城里？”我又提高了声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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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没有去过，”老人非常激动地反驳，“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的家在这里。”后来我得知，那座城市距我问路的地方只有十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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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另外一个例子。它同样能够说明上述禁止臣民迁徙和变更职业的法律规定所造成的使一切事物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的后果。当然，我们的措词也许不是十分准确。在中国，每一座相当规模的城市里都有几家修表店。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并不生产钟表这种玩意。拥有钟表的人很少，因而钟表的进口量也相对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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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明底细的旅游者也许会饶有趣味地想了解，这些修表店如何招揽顾客；而他尤其想知道，他们究竟如何学会了修表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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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本来对这门手艺一窍不通，只由于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于是从他们的先辈那里既继承了其宗教又接过了其修表的职业。他们的先辈都是皈依早在二百多年以前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的门徒。他们现在所掌握的那点或多或少的修理钟表的技艺，正是以前的传教士向他们的先辈们所传授的那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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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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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耀祖，父母显荣”。这一观念和要求被深深地灌输进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之中。公众视之坚定不移、始终不渝；法律对之严格强调、极力加强。如果有谁对此稍有疏忽和懈怠，那么即使他逃脱了作为罪犯而治罪的命运，也会被作为上帝抛弃的恶棍、异端而不容于社会，会被驱逐出世俗的圈子。这种现象事实上已经走到了很不合理的极端，以至于它早已变成了一种专制暴行。一个家庭中孩子们的独立思想和行动是不被允许的，这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一个人只有到了相当的年龄，身体不再发育长高，然后他才能够被视作成年人而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同时，中国人家庭生活中最有趣的内容之一，还在于他们所表现出的晚辈对长者的极端敬重和遵从。即使那些半大不小，想像力异常丰富的孩子，也不会对其先人生活的阴暗面说一些难以形容、不恭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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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像“这个老家伙”、 “那个巡抚”和“那个老太婆”之类的称呼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至少绝对不敢对自己的父母使用这样的称呼。在中国，年老便是一种荣誉，是该受尊重的象征。走在大街小巷乞讨的衣衫褴褛，肮脏不堪，气味熏人的女乞丐也会由于满头的白发而备受人们的敬重。人们总是一律称她为“老太太” （即令人尊敬的妇女之意），而不用其他的称呼。朝廷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在繁重忙碌的公务之余，仍然要抽出时间侍奉照顾自己的老母亲，他们的母亲也许早已老态龙钟、牙齿脱尽、两眼昏花。然而，八十老人似顽童，她也许正在经受着那种返老还童的折磨：暴躁易怒、哭笑无常，且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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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大臣的儿子们要像母亲照顾他们的孩童时代一样，细致入微、百依百顺地照顾她。如果长寿的确是由于子女们敬爱孝顺的因果报应，那么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应当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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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老年人的孝敬和尊重虽然符合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礼仪风俗，但有时在我们看来却很难理解，值得探讨和商榷。在北京或者中国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们常常会遇到下列的景观：一列由男人们组成的长长的队伍，在乐队和彩旗的引导下，正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大街小巷里。在队伍的中央虽然有人抬着两口棺材，然而并没有那种标志着举办丧事的任何白色装饰。那吹吹打打的欢快音乐，以及洋溢在队伍中每个成员脸上的那种美滋滋的神情，使人确信他们并不是在为死者举行那一最后的悲哀的仪式。实际上，那两口棺材是由，比方说，张先生和张太太的儿子们所购买，以表示他们对自己父母的一片深情厚谊的孝顺之心。上述的景象是他们正在盛况空前的一路炫耀着向父母的家中走去。到达目的地之后，儿子们先对父母说上一番体贴顺耳的话，然后敬献上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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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往往吃惊不小的父母们也要很得体地作一番应答。在我们看来，如果收到这样一份礼物，那将无异于我们正在拜访一位朋友时，他突然拿出表来看时间的举动。那种举动暗示我们最好还是赶紧告辞，不宜再久留。但是，中国的为人父母者绝没有此类敏感的神经。他们会欣欣然接受那油光锃亮、精雕细刻的棺材，并认为这足以证明自己的孩子们考虑得体贴入微、尽忠尽孝，非常周全。送来的棺材往往被安置在家中的正房里，平日精心看护，使之不受一丝一毫的损伤，并被经常作为向朋友们炫耀的资本。中国人的家里可以没有一架值钱的钢琴，但一般不会不提前预备下一副他们百年之后容身的棺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做法正满足了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对于这种礼物中所包含的很悲哀的一面，他们却从来都是无动于衷。在这里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孩子们的恭敬孝爱、思虑周全。因为通过它，那些父母在他们所极为牵挂的一件重要事情上吃了一颗定心丸：它是日后孩子们将为他们举行隆重而体面葬礼的明确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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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顺便提及与本章宗旨不太相关的一点内容。上面已经说过，中国人往往提前数年还在身强力壮之时，便把棺材准备好。将其认真护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有许多年我曾雇佣过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她以最节衣缩食的方式，从每月只有四元的工钱中省出一部分，日积月累，终于为自己买了一副薄薄的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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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副棺木既没有经过任何雕饰，也没有上过任何油漆。棺材买来后，却没有合适的地方放置。有个农民住在城外几里远的地方，他是老太太的远房亲戚，提出可以把棺材放他的家里。老太太就答应了。在此后的三年里每隔半年，她便不辞辛苦地骑着毛驴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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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一般去一次亲戚家，亲眼看一下自己的棺材是否保存完好。但是当最后一次从亲戚家朝圣回来之后，她的心碎了，几乎痛不欲生。她带回了一个悲哀的故事：她的亲戚因为急需用钱，把那口棺材押给了当铺后，接着竟然又被当铺卖掉了。这一来使得老太太伤心难过到了极点。从这次不幸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老太太又重新振作起来一文一文地攒钱，准备再买棺木。然而这一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霍乱便夺去了她的生命。我和朋友共同帮忙，给老妇人操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了却了她最后的一桩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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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第五章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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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少将时间花费在娱乐和消遣方面。对于占人口总数绝大部分的贫困阶层来说，生活就是与饥饿所进行的无休无止的艰苦抗争。他们早出晚归，勤奋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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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年年，既无星期天也没有其他节假日。一年之中，他们只有三个约定俗成的所谓休息日。其中结婚和举办丧事是最令他们兴奋和激动的时刻。在这些场合除了享用千篇一律的米饭、甘蓝菜、茶水和烟叶之外，偶尔还能有一斤两斤零星的猪肉，对他们来讲那就是梦寐以求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如果他们懈怠半天，便意味着有半天要饿肚子。而且他们似乎既没有机会参与所谓的社会娱乐活动，也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能力介入其中，社会的中等阶层虽然也是来去匆匆，忙前忙后，但看去他们好像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生活。大多数官员有充分的休闲娱乐时间。但是那些深受皇帝宠幸信任的大臣却很不幸，因为他们一般都是日夜操劳负担沉重。有一次我请一位朝廷的内阁成员介绍一下他的日常工作情况，因为他经常诉说自己疲于奔命和应付，感到心力交瘁。他说自己每天清晨两点便要动身，因为他从三点到下午六点的这段时间都在朝中或者部里当班。如果皇帝有政事与闻于他，那么总是在黎明之前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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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机处的一名成员，从六点到九点他要在那里处理政务：他还身兼兵部尚书一职，因此从九点到十一点必须去兵部理事：同时他还是督察院的官员，因而必须在每天的十一点到下午两点去那里出头露面：另外他在总理衙门还身兼要职，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或者六点他又必须在那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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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他通常的日程安排。除此之外，他还要经常接受一些特殊的使命。比如应付皇帝的咨询顾问，处理许多要付出额外劳动的差事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他的其他事务搅和在一起。他要见缝插针，运筹帷幄，尽其所能把各种问题处理得圆满周全。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在晚上七点或者八点之前进过家门。他与家人只是保持着名义上的关系而已，因为他几乎从来不能与他们同桌吃上一顿饭。他还说他对家事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如对主子（即皇帝）的事务那样熟悉。与他关系十分密切的倒是一些饭馆，因为在处理政务的间歇之余，他只好到附近的饭馆就餐。我与这位大臣的谈话刚刚过了六个月，他便死去了。实事求是地讲，他的死完全是由于过度的奔波操劳所致（关于此事，我在数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刊载在《青年伴侣》杂志上）。许多其他很有作为的中国官员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他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皇帝的意志便是至高无上高悬在头的尚方宝剑。臣子们只有俯首听命、苟延残喘，勉强地支撑着局面，超负荷地消耗着体力和脑力。直到有一天，他们或因体力不支、或因脑力枯竭，或者二者同时俱废，他们便过早地进入了坟墓。这类人与社会的休闲娱乐消遣根本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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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人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关于什么是社会的观念建立在另外一套模式之上。他们局限在陈规陋俗的老一套中，对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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