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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步行走不合礼仪，而拔腿便跑更是邪恶和堕落。在他们看来，如果一群男人们在打磨得溜光锃亮的地板上张牙舞爪地转圉圉，那就几乎可以证明这些男人们是神经病，正在发疯。而如果男人和女人在那里紧紧地手拉手、臂挽臂地跳舞，让中国人按照他们的社交礼仪观点去品评一下，其结论一定很不妙。他们绝对不会对此大唱赞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女性根本不应该享受正当的娱乐权利，更不能像绅士们那样做任何剧烈的活动以消遣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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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士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比较自由地相互拜访，招待娱乐一番。但是他们那中国式的矫揉造作的繁文缛节（对此将在另一章有专门的论述）令人不胜烦恼，疲于应付。在主客之间要经过的那些细小琐碎的细节，那些嘘寒问暖的客套，使得对客人的招待多了一些虚情假意的味道，而少了一点开诚布公的气氛，因而也使得它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不是充满了轻松愉快的乐趣。比方说，如果有人去拜访一位朋友，在门口，那位朋友会亲自迎接他，这时客人必定要花上五六分钟的时间争让一番谁先进门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根本不用争执。对于谁先应当跨进门槛，彼此都明白得很，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在中国那个讲求礼仪的社会中就是这样。客人进门时必须要与主人再三揖让一番，落座之后，不管他口渴与否，一杯茶水必定先送到他的面前。另外在与主人交谈的过程中，他必须小心翼翼，察言观色，掌握好分寸。从拜访朋友时所涉及的这一切礼仪习俗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社会交往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令人十分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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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许多士大夫都拥有大量精美的藏书。这些藏书大都是古代作者的经典作品。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和非常渊博的知识，谈论起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见解独到。他们中还有许多人对于中国古代的瓷器、玉器、钱币、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和造诣很深。如果遇到某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甚至有一些研究，他们一定会大喜过望，非常愿意把他引为同调或者至交。在与他们谈论诸如上述古玩钱币的问题时，外国人会很自然地发现自己成了小学生，而他的中国主人成了先生。中国绅士会向外国佬展示自己那精深的研究成果，他们能很耐心地具体深入到每一个细微的环节，以便使自己的学生大吃一惊，继而对先生景仰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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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西方思想观念的人们如果想对中国人有某些全面系统的了解，并要与之友好相处的话，那么就需要那些获取了实际经验、对中国有全面了解的人为他们开设一门有关这个方面内容的指导课程：而中国人如果想处理好与西方人的关系，他们也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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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方都应当设身处地，都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为对方留出操作的余地。因为双方各自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一直迥然不同，双方的思维方式也大相径庭，各自的价值观念、取舍标准也因人而异。总而言之，每一方都会发现对方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表现出严重的愚昧和无知。因此，只有通过一个长期的相互接触和了解的过程，才有可能成为友好相处的朋友。举个例子说，我们很难发现一个具有正常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的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同时他也应当知道，如果有某位旅行者打算从纽约去北京的话，那么无论自东向西走还是自西向东走，这位旅行者最终都会到达目的地。然而，在中华帝国之内确实就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些道理。另外，人们也绝对不会相信，有哪一位被称为目光敏锐洞察秋毫的政治家不仅不知道万有引力定律，同时还坚持认为日食和月食是由于天国中的一只狗试图将太阳或者月亮一口吞掉所致。这种情况在中华帝国内也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确有其人。还有一种现象令我们大惑不解，即许多在文章写作和风格的运用方面以优美雅致、如行云流水而素享盛誉，堪称大师一级的人物，却对于我们所认为的组成一个人最基本的教育框架的基本内容一无所知，此类人在中国也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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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般都是通过了某一级科举考试的文化人，他们特别喜欢和擅长辩论。他们拥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思维，总是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据我们看来有时很奇怪甚至很荒谬的理论基础之上，他们思路敏捷，眼光犀利，能够很快抓住推理论证中的缺陷和弱点，然后对此加以充分的利用。但是，如果有谁能从孔子的著述中引证某些论点，他会乖乖地屈服和让步，因为他们把孔子视为天上的神明。在许多情况下，他能使双方争辩的结果至少达到自己的满意：他能够勇敢地面对对手，在紧要关头力挽狂澜、转败为胜。因为他们往往在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基础之上，按自己的观点对争辩的内容加以阐释，这样使自己在同对手的激烈交锋中占上风。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与中国文人士大夫们的争辩才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总是以盲目的轻信去取代普遍公认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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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次我与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就一个问题争论了几个小时。当时那位学者在朝廷里担任重要职务。他提出一个命题，即：狐狸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转变成人。虽然这一命题很古怪滑稽，我们经过数小时唇枪舌剑的争论之后，结果谁也无法明显地驳倒对方而取胜。但是过了一会那位既是我的朋友又是对手的官员突然说：“但是您能够否认在北京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吗？您本人对那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和了解：几年之前的一天晚上，英国使馆的一名士兵正准备上床就寝，这时突然听到院子里有狐狸的叫声。于是他重新穿好衣服，抓起一杆枪，告诉妻子说他要去把那只狐狸打死，然后他就出去了。过了一会，他的妻子听到一声枪响，她接着便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士兵的妻子吃惊地发现丈夫不在自己的房子里。几分钟之后，另外两名士兵把她丈夫的尸体抬了进来。尸体是在一丛月桂下面被发现的，一颗子弹射穿了其脑袋。那杆枪还在他的身边，而狐狸早已经无影无踪。您看，”我的对手叙述到这里以得意洋洋胜利者的姿态宣布道， “事情的真相不是已经大白了吗？那名士兵正在月桂丛中追逐狐狸，眼看就要追上的时候，狐狸看到自己马上会被抓住，于是它灵机一动，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个人。它从那倒霉的士兵手里一把将枪夺过来，于是子弹便打穿了士兵的脑壳。接着狐狸又立刻恢复原形，溜走了。对于这些事实，您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说完这些，那位官员面带微笑，信心十足地等待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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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也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和答案，是我承认他所叙述的事实，这些事实情节的确几乎每一位北京人都很熟悉，但是，对于他的结论我坚决否认，不能苟同。因为他所说的狐狸变成了人并将士兵射杀完全不是事实，而是单纯的主观猜测。我对此事的判断是，当时那名士兵是手脚并用匍匐在上，悄无声息地从月桂丛中慢慢接近狐狸。但是士兵疏忽了一点，即在爬行的时候他把枪拖在身边，枪口正靠近他的头部。碰巧一根树枝挂住了扳机，于是便“砰”的一声枪响，子弹飞进了其脑袋。我们的争论就此结束，双方都没有赢得对方去服从自己的观点。在那件事情上虽然那位中国官员的自然知识少得可怜，他的结论也显得古怪离谱，但在其他事情上，他仍不失为一位深谋远虑、胸襟开阔的朝廷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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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客厅和书房一般布置装饰得非常雅致和考究，古色古香。虽然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未必方便实用。让我们旧话重提，继续探讨一下中国家庭中女性“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种种情形。我们注意到，当某位来访者走到书房或者客厅门口的时候，他应当事先咳嗽几声以告知有客到来，使里面的女性有足够的时间在他进屋之前回避。中国人对于他们的儿子特别引以自豪和骄傲，客人来访时，他们可以在场。但是其父在把他们介绍给客人时，总是以一种无所谓、轻描淡写的口气，说上一些他们愚笨无知、孺子不可教养的话，整个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不过所有这些却能让人感觉到，那不过是掩盖着自豪与骄傲的面纱而已。赢得一位中国做人父者的好感并与之建立良好关系的最万无一失的办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是去家里亲自拜访他，当面对他的儿子们大加吹捧和赞赏，舍此之外，别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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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疑义，在中国，当地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一切社会交往都是严格限制在同性之间。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除非东方的礼仪观念和社交规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和松弛，使之与西方的习惯做法相衔接，这种状况便不会有所改观。而且，欲速则不达，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任何形式的强迫或者生拉硬扯只会导致与本来愿望恰恰相反的效果。目前在中国举行的一切国际性的集会活动（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称呼），整个说来单调乏味，令人昏昏欲睡。它们缺少只有女士们才能带来的那种温文尔雅、机智俏皮、和谐完美的气氛。我们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富有哲理思辨的头脑去容忍此种现象的存在。或者最好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不使一桌宴席不欢而散，正是为了不使那种极为滑稽可笑的现象长此以往永恒不变地为我们的宴会“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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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为外国人举行的宴会上，客人们总是发现自己完全处在主人的任意摆布和支配之下。因为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其每一道菜都各具特色，与西方的饮食习惯迥然不同。主人和客人之间的礼仪应答、推杯换盏等形式也与西方的做法千差万别。因此，与其说这种宴会使西方人疲于应付，感到异常乏味外，倒不如说由于他们的种种滑稽可笑的表演而妙趣横生。这些西方客人在自己的国家当然一般也都是美食艺术的老手，然而在中国，面对以如此奇特的方式烹调出的如此奇特的食物，以及食用它们的那如此奇特的用具，他们就成了动辄得咎的小学生。一位美国人在中国人的宴席上做客时，他可能手持一双筷子在盘子的周围为夹住一颗米粒而奋斗不已，大出风头：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先前的主人变成了他餐桌上的客人时，他也许会看到这位客人在经过无数次试用刀叉的努力失败后，阴沉着脸把刀叉扔在一边，而得心应手地应用起他那大自然恩赐的工具一一十个手指头。在这里，美国人会幸灾乐祸地作为旁观者而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因为他也终于有机会报复了中国人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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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待异国宾客时，人们总会发现有许多乐趣存在其中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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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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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领略某些东西。我曾有幸招待过一位朝鲜的尊贵客人，他是朝鲜的内阁成员之一，率领每年一度的使团来拜见中国皇帝。此人举止有度，修养很高，一眼就可以看出既精明又能干，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文学才华而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誉和尊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名人，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在我那里看到照相机并得到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一盏煤油灯对于他也绝对是一件完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玩意，而他也显然不相信灯里的煤油是采自地下的说法，他从来没有见过西方人的住房是什么样子，更不用说深入其内体会一番。因此当时我房间里的一切陈设和安排对他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他一屁股坐进装有弹簧的沙发椅子时，惊讶得几乎灵魂出窍，往日的尊严也随着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我为他和他的一位同事举行的宴会上，那两位先生可怜兮兮地观察着餐桌上其他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效仿他们的样子，拿起刀叉去对付桌上的食物。在宴会进行的中间，客人向主人解释了朝鲜人在举行宴会时的一种习惯做法，并要求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也那样做。我答应了他们。那种做法开始看上去倒是很有趣，但最终的结果却很不妙，令人哭笑不得。原来他们的做法是，每人都把贴身随从带到宴席上，让他们站在各自的身后。因为随从并不参与宴席上的一切活动内容，因而他们的在场最初看去只是一种点缀或者仅仅是用来标志其主人的高贵头衔的而已。但后来证明并非完全如此，随从在场并站在主人身后的位置是很有油水可捞的一件差事。因为每当其主人尽情享用过一道他们所喜欢的菜之后，他们就把自己盘中所剩之物，或者手里所余的东西一股脑儿从肩头递给身后的随从，再让他们去尽情享用。例如，当上来一道炸鸡排，主人就把他啃得还有一星半点余肉的鸡肋递给随从，随从将其啃得一干二净后，再郑重其事地把骨头扔在地毯上。也许我们觉得很有趣，但那对于我的地毯来说，可是受罪不小。然而，报应很快就来了。在那个对他们来说很倒霉的时刻，金洪吉(Chin Hong Chi)陛下把吃剩的一块硕大无朋的法式芦笋的残根余节递给了他的随从。在此之前，金洪吉效法其他先生们的做法对付那根芦笋，结果还相当不错：但是到了他的随从手上后情况就很不妙。随从英勇顽强地啃嚼、吞咽着那种神奇的食物，结果弄得满嘴满脸花里胡哨，一片漆黑，这使我感到于心不安，因为是我导致了他大出洋相而有失东方人的礼仪风度。而当那位可怜的随从在离开筵席时，他很可能对外国佬那坏透了的口味感到异常的痛恨：他们竟然将煮熟的、像玉米秸一样的东西浇上黄油，然后端上餐桌让客人享用。同时，他也可能对外国佬那坚强的嘴巴和锋利的牙齿惊异不已，因为他们竟然能对付这种在他看来如此坚硬、令人望而生畏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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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170227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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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第六章 中国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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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理解孔子如何被逐渐认可并变成了一个宗教信仰体系的创立者。许多一般的外国人持这样的看法，甚至一些缺乏充分足够的资料的著书立说者也是人云亦云。孔子一生写过很少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写过可以称之为宗教内容的东西。他只是极力赞同和主张维护在他出生之前就早已在人们之间普遍推行了几千年的某些社会规范和礼仪习俗。他谆谆教诲门徒们要循规蹈矩地遵守这些规范和礼俗，除此之外，他没有走得更远。虽然他认为自己肩负着恢复古代圣王明君的礼乐教化和文治武功的使命（他宣称自己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使命），同时又表示，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神力。他从来不向人灌输说，一个人有高于对一家之长和一国之君的责任以及义务。有一次当被问到有关神性的问题时，他回答说，自己并不知道什么各路神仙，只相信一个人所应当做的，在于完成他对亲属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而不在于去顶礼膜拜不可知的神灵。在另外一个场合，当被问到关于对神鬼的祭祀问题时，他说：“未知生，焉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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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位伦理道德的说教者、哲学家，而不是一位宗教领袖：他是一位圣人，而不是一名信徒。他苦心孤诣地创立了一套伦理道德体系，这个体系经受了千百年来长时间的考验，并对整个中华民族封闭保守性的形成，功莫大焉。但人们是否将孔子所主张的宗教般的说教奉若神明，孔子又是否对人们所持的不同态度真正关心，这些都很值得划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孔子真的感兴趣，那么他的注意力一定集中在人们整个的宗教崇拜的悠久历史，而不在于这种宗教崇拜的实际功效如何。孔子说教的重心，在于主张中庸之道，采取节制主义，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其实这些都可以归之为一种较低级的道德伦理规范。他从来都没有走向他所宣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科玉律的反面：而且极有可能，他所主张的任何其他一切宗教礼俗的宗旨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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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认为这些宗教礼俗的推行应当地道正派、尊贵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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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在公元前479年辞世。在他去世后两个半世纪，中国人才终于认识到他的智慧的某些实用价值。迄今为止的历史记录和资料表明，汉朝的开国皇帝高祖是第一位特别尊崇孔子的帝王。大约在公元前2∞年，他亲自率领群臣到孔子的墓前供奉祭祀，开始奉孔子为圣人。到耶稣纪元的元年，朝廷终于下令建立寺庙以纪念孔子，到今天这种祭祀和朝拜孔子的寺庙在中国一定达到了成千上万所。孔子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里，被奉若神明。他的话在帝国内形同法律。非常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说教无论对于龙子龙孙还是贫民乞丐，都耳熟能详。因而不管讨论重大的国际问题还是日常劝人施舍行善，孔子的言论都能被信手拈来，随便引用。他的言论不仅能够平息街头巷尾的争执和不和，而且还能够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在一些情景下人们引用的某些孔子的言论使人感到孔子其人可能是一位不太正常、很可笑的家伙。人们所引用的片言只语可以与所谈的问题没有任何联系，风马牛而不相及，但却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孔于是整个帝国内最伟大的仲裁者、是一言九鼎的权威、是和平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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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之名而命名的所谓宗教体系是由他的门徒及其后继者们从他的著作中一些含义较模糊的字句推衍而来。儒教是纯粹的建立在物质世界之上的。它认为万事万物都发源于“第一元素”（The first element），即最基本的微生物（primary microbe）。这种元素通过其自身的作用，产生了自然界中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即阴性元素和阳性元素。之后，阴阳会合，通过一系列的进化过程，便出现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在谈到关于是否存在造物主、上帝或者鬼神时，一位研究孔子的最著名的评论家说：“根本没有充分的资料能够确定存在什么上帝。孔子毫不犹豫地把这个问题完全弃置一边。”孔子对于灵魂永生不灭或者来世因果报应的说法持非常冷淡的态度，根本闭口不谈。研究宗教制度的聪明学者不会对那些被信以为真、精心阐述的儒教观念产生任何兴趣，他也不能指望从对儒教的研究中得出什么结论和收获。大体上说，那些对儒教的阐释只不过是一些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字句重复而已，它既缺乏明确的主题又没有成形的思想。同时我们还一定不能忘记，那些阐释并不代表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说得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说过），而是他的追随者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想象所作的或多或少推测和假设。这些追随者们有的生活于远在孔子之后的数百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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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所称的孔子的宗教（即儒教一译者注），如果按照中国人所具体表述的内容，它可以被诠释为“伊鲁米那提”（Uluminati——欧洲十八世纪主张自然神论和共和主义的秘密宗教社团——译者注），因为其内容与“伊鲁米那提”有许多相似之处，它规定的最重要的宗教仪式是对天地和祖先的崇拜，其次还有必不可少的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从时间上来讲，到了相对意义的近代， “伊鲁米那提”中崇拜的内容再加上对孔子的崇拜，便形成了中国的儒教。不过对孔子的崇拜只限于在职或者候补的各级官员以及文人学士。这些阶层的每一名成员都要定期到供奉孔子的圣庙里去进香膜拜。而对天地的崇拜则普遍盛行于社会各阶层，不论男女或者老幼。结婚仪式上最重要的内容是先拜天地，在其他同等重要的场合也要先拜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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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所有的宗教建筑中，最精美绝伦和吸引人的是北京的天坛（to Temple of Heaven）。在那里建有两座高高的祭坛，一座设在室内，另一座设在露天。帝国内最盛大辉煌令人难忘的仪式，是作为天子和最高教士的皇帝每年两次到天坛举行的祭天和祈祷活动。举行这一仪式的过程中，皇帝不能携带任何助手，也不能由别人代劳。而且，早在正式举行仪式前，他要暂时放弃处理政事，到一个专门的宫殿里沐浴斋戒一段时间。无须赘述其详细内容，我们就可以很有理由地说，这一仪式无论从其整个的特点，还是从其具体的每个环节看来，都与《圣经》中的宗教仪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它有一个内容非常独特。在每个祭坛的周围都环绕着一圈铁炉之类的东西，其形状像一只只巨大的篮子。每当冬季的祭礼要举行时，皇帝便将前一年因犯法而处死的罪犯的名字，连同他们犯罪的具体内容以及对这些案子的处理过程等等，都一一写得清清楚楚后，放在那些铁篮子里烧掉。用这种方式，皇帝向上苍报告他在一年中的政务，特别是关于死刑的执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