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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违反了以前自己明确的承诺，”我接着说， “证人不能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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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下，”法官还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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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我还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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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我跪下!”法官又大喝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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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这里，”我对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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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连惊带吓、不知所措的证人听从了我的话，一溜小跑般逃了出去。然后我们之间是一番唇枪舌剑的争吵辩论。最终的结果，是按察使表示了歉意之后，我又重新把证人召回，让他站着接受了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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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案件能够充分地说明中国的法庭里存在着多么极端的不公正和多么极端残酷野蛮的行为。其中被判有罪的唯一当事人是一名中国的商人和美国领事馆中的一名翻译。前者根本就没有接受审判。他早已四处活动，按照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通了各个关节，与官员们勾搭成奸，配合默契。当审理此案时，那名满人竟然神气活现在出现在法庭上，成了按察使的亲密朋友和心腹顾问，那名翻译是中国土生土长，但早已归化为大不列颠的臣民。因此，他既不受美国法律的约束，同样也不为中国的法律负责。他最终只是被解除了职务而已，除此之外，并不能动他的一根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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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唯一的无辜受害者是当地三十名愚昧无知的渔民。至少根据证据来看，他们之中根本没有任何人触犯法律。当时正是八月份，热浪袭人。福州城里霍乱横行，到处臭气熏天。虽然如此，但那些渔民还是被送进了阴森恐怖，条件差得无法形容的监狱。他们在那里被毒打、遭受各种折磨，还要忍饥挨饿。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才被带上法庭。看上去他们一个个饱受了可怕的摧残，令人惨不忍睹。事实上，三十个人之中只有二十三名还剩下一口气，能够活着在审判中作证：另外七人早已死在了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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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名是被四名狱卒就像木头一样抬进了法庭。进来后那人试图努力支撑着自己晚在那里，但他已经是奄奄一息，结果一头倒在了地上。最后，不得不让他四肢着地，仰面朝天完全躺在那里接受了审问。他一次只能说出一两句话，声音极其微弱，几乎不能听清楚他讲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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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问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那人抖抖擞擞地在他胸部那破烂不堪的衣服里摸索寻找着什么。不一会儿，我看到他摸出了一张折叠着的纸条，紧紧地攥在手里，但指缝中还露着纸条的一角。这时，按察使的仆役一跃而起，如同饿狼扑食一般想去夺取纸条，但是他晚了一步。我早已悄悄告诉我的仆人，密切注视那位可怜渔民的一举一动，结果他眼疾手快，先于按察使的仆役把那张纸条抢了过来。纸条上写的内容，原来是向我请求帮助和保护。它详细记述了三十名渔民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和折磨，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七人死于非命，却又根本不能指控或者证明他们其中任何人犯了什么罪的事实。但是，在此案子中只要牵涉到中方当事人的问题，我就完全变得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只好极其憎恶又满怀惊恐地眼睁睁看着那一幕对正义的可耻亵渎。对中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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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的任何企图都只能招致他们官员的不满和怨恨，因而那些可怜的渔民必定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报复。应当说，许多年来我在中国的法庭耳闻目睹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唯有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充满了惨无人道、鲜廉寡耻、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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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司法程序中有一条古老的规定，虽然现在已不再适用，但是在此提一下也无妨。那条规定初看上去可能滑稽可笑，但仔细想来不无智慧和道理，而且很有趣味。这一规定的大体内容是，无论何时，当双方当事人走上法庭对簿公堂时，判官在听取他们的陈述或者在开始审问任何一方之前，他首先要下令不偏不倚绝对公正地将当事人“打三十小竹板子”。这样做的目的，是警告他们，不要冒冒失失匆匆忙忙跑到法庭打官司。只要不是天塌地陷非同小可的事情，就不要去惊动青天大老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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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第十章 中国的官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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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位学者研究一下中国的百姓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发现这种关系非常独特，既错综复杂又引人入胜。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许多明显而令人惊异的矛盾和相互的抵触，它的确能够说明中国民情的一个新的、与众不同的方面。例如，在做生意方面，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人能够比一般的中国商人更谨慎小心、精打细算和滴水不漏。他们对自己的生意了如指掌，算计得分毫不差。他们会因为一分钱的百分之一而与一位同行脸红脖子粗地争吵上半天，然而却年复一年心甘情愿欢天喜地地向官府交纳一打以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虽然他们在心里很清楚，每个项目中所交的捐税都大大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数额，但他们还是照交不误：他们对官府的其他贪污腐化、歪曲正义的事情可以不置一词（更谈不上反抗）、熟视无睹地默默忍受，而当一位邻居或者一生的好友至交在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忽视了礼节，他们就认为那有碍于自己的脸面和尊严，于是拳脚相加的一幕便开始了。我曾认识过兄弟两人，他们有一次仅仅由于小的没有称大的“尊敬的老大哥”，而直呼其名，大的便因此勃然大怒：两个人于是吵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实际上两人都深受官府的残酷压榨和剥夺，但他们对此却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以上中国民众的独特性格并不能想当然地说明他们愚昧无知，或者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并以此作为对他们的一种解释和理解。实际上，中国的民众绝不是感觉迟钝、呆头呆脑、大大咧咧，或者缺少活力，正像有人所宣称的那样：他们一般也不是由于惧怕官府，为了躲避惩罚才默默地忍受其欺压。确实，他们在谈到皇帝时，总是使用非常压抑、毕恭毕敬的口气。但是，当他们在谈论和表达对地方官员的意见和看法时，就绝对没有像对皇帝那样的谨言慎语。他们会很自由大胆地对地方官进行指责和批评。因为他们知道，地方官也都是人，都是来自于百姓，在本质上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他们对来自于地方官的褒扬或者训斥都看得稀松平常，全不当作那么一回事。另外，他们还非常喜欢给别人送绰号，他们一般根据官员说话的特点、外表的特征、处事的方式等等，很恰当地给每人奉送上一个或者几个绰号，即使最高级别的元老重臣也往往免不了有几个这样特别的“呢称”。例如，恭亲王被冷嘲热讽地称之为“领班头子六”( Head Clerk Number 6)，因为他位列朝廷重臣之首，同时又是前任皇帝的第六个儿子：他还被称为“鬼子六”Devil Number 6)，因为他被认为对外国人很友好，而“鬼子”(Devil)正是中国老百姓奉送给外国人的通用称号。事实上，内阁中有一位成员人们从来不直呼他的尊号或者官衔，而是一律叫他“尺蠖”，那种一屈一伸的虫子是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还有一次，军机处的一名成员向我谈起皇帝时，称他为“我们的老板” (Our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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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头脑中虽然充满了许多迷信观念，有许多独特的爱好和习尚，但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民族。他们很少追求或者沉溺于精神生活。他们是头脑冷静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位富于幻想的感情用事者。他们很少走上一条不见边际和尽头的道路，对他们来讲，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不可思议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性格的这一特点与他们那默默忍受不公正待遇的做法有着深刻的联系。对于一般比较温和的敲诈勒索，他们不会起来反抗，除非他们确实相信反抗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根据他们的判断，如果竭力维护某种权力会得不偿失，特别是会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时，那么无论你怎样劝说和请求，他们都会无动于衷，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他们知道，积极起劲地同地方官府作对要付出代价，一般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他们宁愿作出明明白白地忍受那些敲诈勒索、腐化堕落的行为，而不愿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更不愿去摸老虎屁股或捅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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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中国官与民的关系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中国各级官员名义上的俸禄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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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给他们所规定的所谓劳动补偿的薪水，根本不足以用来支付他们所雇佣的幕僚、走卒、仆役等下级人员的工钱，而官员如果没有这些人跑前跑后，他们还真是玩不转，如果我们对此想像一下华盛顿高贵的美国国务卿要把每个月的全部薪水用来支付他管家的费用：同时再考虑一下我们在欧洲各个国家所设立的外交机构中，很少或几乎没有哪一个领事馆的首席外交官能够用他的薪水，在一处像样的地方租一套像样的房子。如果明确了以上事实，我们就能够体会和理解，在这方面中国的各级官员们的确有难言之隐，很不容易。清朝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每年从“反敲诈基金”（anti-extortion fund）中抽出一部分拨给每位官员作为补贴。这种补贴的数额在许多情况下是官员正式俸禄的二十到二十五倍，但即使加上这一数额也往往不足以使官员们维持比较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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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他们仍然十分寒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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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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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人会提出异议。正是从这一事实中产生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做法。这就是，每一位官员都有权从他为百姓服务的项目中，收取相当数量的特别劳务费。因此，如果是处理一件案子，那么他有权向双方当事人收取报酬：如果是收取皇粮国税，那么他会心安理得“吃”下一笔回扣。真正养活和支持着他的是他所管辖区域内的平民百姓。这一做法在大清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得到了合法的承认，人们对此一般没有怨言和不满。除非某些官员的手伸得太长，榨取得太多，或者某些官员的服务费收取得牛头不对马口、漫天要价而激起民愤，那种情况又另当别论。在西方人看来，这一制度的种种弊端和危害昭然若揭，既清楚明白又真真切切，无需加任何评论和注释。但是，中国人却看不到那种做法正变成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敲门砖和通行证，反而坚定不移、矢志不渝为它进行辩护和支持其存在，认为那是合情合理的，如同做生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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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一制度正在经历着针对各级官员（从最低级一直到皇帝身边最宠信的大臣）的一种变革。有一位著名的中国官员，他曾经代表清朝政府常驻外国许多年，并且以杰出的才能赢得了外国人的尊重。他有一次告诉我说，当他从国外回到北京，第一次去拜见皇室的某位成员时，他的仆人要带上一份一百两银子的礼物。在被接见之前，他必须先将这些银子递给把门的官员，然后才能对他放行，这仅仅是第一次：如果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再去拜见那位皇室成员，还要照样交见面礼，不过每次只交五十两银子便可以了。那位官员还向我解释说，官员拜访皇室成员时，都要交纳这样的礼物，至于礼物的轻重，要按照官员的官衔等级严格确定。他第一次所交纳的一百两银子，正是由他的官衔所决定的数额。下面是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一名官员从某一职务卸任之后，向内侍要求按照例行的做法去晋见皇帝。但是他被告知，像他那么离官衔的人要拜见皇帝，一般需要敬献的礼物是五千两银子。那位官员对这一数目颇感踌躇，怏怏不乐，提出只交一半，但是遭到了回绝。因此，他也就放弃了拜见皇帝的请求。虽然他很清楚那将意味着什么——朝廷委任他以新职务的希望就此画上了句号，即使这样，他也不得不那样做，因为他是一位严于律己、清正廉明的国家公仆（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官员大有人在），他既没有也根本不会搞到那样一大笔数目的银子。还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一位著名的珠宝商人向我展示了摆布在他店里的一百只像绸缎般光滑鲜亮、色彩绚丽、异常精美的盘子。每只盘子都被分出十个空格，其大小正好能容下一块十两重的银锭。珠宝商说，他正在做准备工作，一旦接到某位高级官员的吩咐，他就立刻把银子装好。那是某位高级官员要送给一位皇子的既高雅又体面的礼物——一万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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