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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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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一般地讲，朝廷对他们的建议和意见等都十分看重，大部分采纳。因为清廷认识到这些人的意见往往代表了民心所向，政府也深知众怒难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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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缓冲和调控作用，对于那些本性残暴贪婪的地方官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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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一士大夫乡绅阶层自视为社会中的统治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期望着有朝一日也能谋取一官半职。因此，他们在评判贪官污吏时往往羞羞答答、隔靴搔痒， “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在另一方面，这一阶层的家人、亲戚或者朋友又往往是苛捐暴政不可避免的受害者，他们对于这些人的申诉求告又不能完全充耳不闻或者袖手旁观。所以，这类人有时也会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对于地方官来讲，他也不敢太过于放肆，因为他需要士大夫乡绅阶层的道义支持，以维系自己统治的权威。因此我们说，不管在大清帝国的任何地区，士大夫阶层都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平衡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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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士大夫乡绅阶层在官民之间所起的作用来看，我们自然应当承认他们的介入对于形成好人政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价值不可忽视。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他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在发挥着作用、渗透着能量。这些作用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导致了大量的对外赔款，而且不止一次把国家推到了战争的边缘。中国的士大夫乡绅阶层素以维护传统的道德说教、古老的习风遗俗和天朝体制为己任。他们每人都认为自己是孔夫子再造，是圣人的化身，都是智慧的源泉、完美的楷模。他们对孔子及其说教顶礼膜拜，亦步亦趋。任何超出他的那块天地的学问都或者被视为罪恶的异端邪说，或者被视为一钱不值的粪土尘芥。他们既偏执冥顽，又狂热盲信。因此，这一阶层实际形成了作茧自缚、深闭固拒的特性，因而也就成了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显然，我们有很充分的根据可以指控他们说，是他们煽动了百姓对外国人的敌视和反对，也是他们激起并促成了许许多多的暴力冲突，特别是在那些以外国传教士为重点攻击对象的事件中，他们更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引以自豪地视自己为维系天朝体制的一支非同小可的重要影响力量，而在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健康发展为害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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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百姓发明了许多独特的方式，以褒扬地方官员的突出政绩。某地方官出行，如果在其前面开路的随从手里拿着而不是打着一把红色的绸缎伞，那就表明此官员是一位深孚众望、受民爱戴的人。这种伞一般是由民众共同捐资修制的。他们在伞上刻下一两句颂扬的话，以及所有捐献者的名字后，就把它送给那位赢得了民众敬重的地方官。有时，他们还会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以这种隆重的仪式将伞送到官府。另外，百姓还可能将一块匾或者一条绸缎的绶带写上一些褒扬的话，然后将其敬献给他们所爱戴的地方官。1870年6月，天津的地方官就被授予了这样的一把伞，另外还有一块上述类似的匾。伞上刻着“万民之伞”之类的字样，以表达整个天津百姓对这位官员的良好祝愿：匾上刻的内容是“万民之活佛”之类的字样。百姓以这样别出心裁的方式将接受者称为大慈大悲的佛祖释迦牟尼，那位他们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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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非同异常的礼物显示了士大夫乡绅阶层幕后操纵的可怕力量和影响。对此我们在前面已有论及。毫无疑问，那把伞连同那块匾一道，是在士大夫乡绅的授意下送给天津那位地方官，以作为对他行动的鼓励和奖赏，因为仅仅在那一敬献仗式结束三天之后，便发生了令人恐怖的天津屠杀事件①。对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很确切地说，正是士大夫乡绅和他们对百姓的影响导致了这一事件那令人震惊的后果：二十名外国人为此而付出了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被处死的方式令人毛骨悚然，非语言所能描述和形容。那位地方官为一把伞和一块匾所换来的，是被流放到阿穆尔何畔，充军服苦役。二十名当地人被判处死刑，另有一批人受到其他形式的惩处。同时，清朝政府还赔款将近500000两白银，并派遣了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去法国道歉（在此作者对天津教案的叙述不尽符合历史事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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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津教案：1860年（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搜罗爪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激起民愤。1870年(同治九年)6月间，育要堂收养的婴孩死去三四十人，同时拐骗幼孩的事件不断发生，拐犯“当堂直供，系天主堂主使”，于是民情激愤，纷起声讨。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吏带同拐犯前往天主堂对证，近万群众亦聚集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n，1830-1870)闻讯，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察原派兵弹压，因崇厚只派去几名官弁，丰大业即直奔崇厚衙门，咆哮辱骂，并向崇厚开枪恫吓，捣毁衙署器物，出衙署后，在路上遇天津知县刘杰，又打死刘杰的随从高升。丰大业的秘书西蒙(Simon)复鸣枪威胁。群众怒不可遏，当场殴毙丰大业及西蒙，随后又鸣锣聚众，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打死教士、商人二十人。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集结军舰予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海军提督声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清政府调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查办”，接着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曾、李屈服于侵略者，杀害群众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把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道歉，并付“赔偿费及抚恤费”白银五十余万两。据《中国近代史词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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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游历者进入中国的任何城市时，他很有可能发现在那牌楼上悬挂着几双形状各异、腐烂不堪的靴子。这又是百姓表达对他们所爱戴欣赏官员的另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当一位深受拥护的地方官任朝届满、即将封印离职时，百姓便选派当地一些颇有名望的居民作为其代表，去抚慰这名官员，向他说上一些恭维赞扬之类的话，然后异常郑重地请求，给这个城市的百姓留下一双他的官靴。这种请求被视为很高的荣誉，从来没有人表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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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双靴子就在锣鼓喧天、音乐震耳的吹奏声中被庄严地送到城门，在那里悬挂起来。它们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打，直到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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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许多事例表明，中国的百姓对于地方官不合理的敲诈勒索强取豪夺不仅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而且也有他们成功的抵制方式。就我所知的一件事情能够说明以上结论不是妄谈。它显示了百姓的独特处事方法，他们的克制和忍耐，以及由此使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我们将此事例作为本章的结尾，也许还算比较恰当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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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政府要征收土地税，每亩地都有固定的数额。由于个人拥有的土地数量一般较小，单项的款额因此便显得无足轻重。所以，百姓在交纳土地税时通常毫不例外地以铜钱代替银子。虽然每两银子对铜钱的比价日新月异，但其基本的比价总是维持在一比两千文的水平。实际上这一比价总在上下波动，因此便给地方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能够利用市场上银子对铜钱比价的变化，在向百姓收取土地税时大揩油水。在离北京城不到一百里的某郊区县，那里的地方官数年来都是以一两银子比四千文铜钱的比例收取土地税——也就是说，通过征收土地税，地方官获得了100%的利润。对此人们毫无怨言，总是认真交纳。因为正像我们早已指出的，百姓认识到，地方官也要维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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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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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但是一名新官上任之后，他把比率由一比四千文提高到了一比五千文，对此人们并没有说什么，照样交纳；于是新官天真地认为自己的百姓脾气好，好欺负，结果数月之后，他又把银子与铜钱的地税比价提高到了一比六千文。对此人们开始嘀嘀咕咕地发牢骚，然而还是照交不误；结果比价再一次上调，达到了一比七千．于是群情激愤，议论沸腾，人们准备有组织地进行反抗，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在新官任期即将过半时，他又一次提高比价，下令以八千文铜钱比一两银子的价格征收土地税，这比百姓实际应交的数额高了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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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措成了危机的导火索。人们立即举行了一个群众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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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决定给皇帝写一份申诉状，通过监察官员转呈上去，控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请求尽快将那贪得无厌的地方官撤职查办，以平民愤。因为县城到北京的路程很近，会上还决定选派几名代表亲自将诉状送到北京，以尽快澄清他们的冤屈。诉状写好之后，一个由三名颇有影响的乡绅组成的代表团便带着它来到京城，亲手将它交给了都察院的负责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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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对于各种正式申诉状的规格、形式、写作方式等方面的要求都有相当严格和繁琐的规定。它们一定要用一种特殊颜色的特制纸张书写。其行文的要求相当严谨和规范，非一般文体所能比拟。状子写好之后，要按一定的尺寸去折叠、装封，然后写上收状人的姓名地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按严格的规定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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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情况对那三名上诉者非常不妙。他们的诉状在一两处无关紧要的地方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去书写，于是原状不仅被驳回，而且他们每人还被赏了五十大板，同时还以轻视法庭的罪名被罚了一小笔钱。他们失魂落魄，像斗败的公鸡一般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乡。那地方知县一得知这一消息，便立即宣布将地税的银铜比价再次提高到一比九千，以庆贺自己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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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知县太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他太小看了他们。人们又立即举行了一个集合，更加仔细认真地起草了一份申诉状，而且又加入了知县最近的这一暴行。诉状写好之后，他们仍然派几名代表亲自将其送到了京城。这一次，他们终于取得了成功。违法的知县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他不仅被罢黜了职务，而且将来永不叙用。朝廷决定重新向该县派遣一位素孚众望的清官。这位官员一到任，便马上召集了一个广泛的民众大会，让大家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和看法，讨论如何确定一个合情合理的地税比价。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铜钱与银子的比价应定在五千文比一两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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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此事，人们在城镇中心的广场上竖起了一块花岗岩石碑，其上刻着某年月日，知县与百姓举行会商后，一致同意，在将来，土地税永远按照一两银子比五千文铜钱的比例收取，不得违反，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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