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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长官或者长者可以对下级的同僚们或者晚辈们自由随意地直呼其名，因为他们既有权，也应当这样做。如果他们也使用下级或者同级晚辈之间所该采用的那些称呼，那将被视为愚昧无知的下里巴人。这一事实为我们以上所述同辈人之间的奇特礼节问题提供了答案。同辈人之间若有人直呼对方姓名，那便是一种企图高高在上的表现，是对长官和长者权利的侵犯，是僭越行为。诸如此类以称呼区别长幼尊贵的细小情节不计其数。这常常使得外国在华居留者与他们雇佣的中国仆人谈话时，错误迭出，十分狼狈。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位外国的绅士，总是称呼他的勤杂工为“老兄弟”。因为绅士根本不懂汉语，听到其他的仆人这样称呼勤杂工，于是他就很自然地认为“老兄弟”便是其人的姓名。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一名成员曾收到过一份严重的抗议，因为他一直称总理衙门大臣为“恭亲王”，而不是称“王爷”。按照中国的礼仪，他应当采用后一种称呼，而不是前者。此类的错失不仅仅是有趣而已，有时会导致非常不幸的后果。因为在东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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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形式上的礼节常常要比事情的本质内容更加重要。而常犯礼节性错误的外国人总是被视作未开化的野蛮人、乡巴佬，因而这有时会严重影响一些重大事务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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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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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礼节问题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中外之间严重的摩擦和误解，非一般人所能逆料。中国的官员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脸面和尊严，有时甚至达到了异常顽固不化的程度。在他们自己各级官员的交际往来中，存在着一套相当苛细严格的礼仪规范，任何人都不得违越。因此，也许非常自然，他们强烈反对将更高的礼遇加到与自己同等或者近似级别的外国官员身上。在此，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加以说明。在中国，每一位相当级别官员宅邸的大门一般都是由三个门洞组成：中间的大门是两扇对开，而分列左右两边的小门则是独扇闭合。威严庄重的中央大门只对那些与自己同等级别的官员开放，这是一条严格的规定。曾在许多年的时间里，驻广东的各国领事代表们没有与当地的督抚谋过面，因为督抚拒绝打开正门接待他们。而他们又拒绝从边门登堂入室，于是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应当承认，领事代表要比督抚的官阶低得多。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让他们从边门而不是正门进入，那将是对他们所代表各国政府尊严的侮辱。这一问题导致一系列令人颇伤脑筋的辩论和争吵，数年来直接影响了中外双方的贸易关系以及其他事务的往来。到最后还是督抚作了让步，事情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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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事件相类似的是关于外国人如何晋见中国皇帝的问题。对此人们早已多有论述。实际上，朝廷在经过了几乎长达六个月日夜不停地争论研讨之后，这一问题才最终在1873年有了答案。其实质倒不在于见还是不见皇帝，而在于它牵涉了整个天朝的礼制和体制问题，非同小可。中国人从来没有反对外国人晋见皇帝，但是他们坚持，外国人在晋见时必须按中国的礼仪行事。自古以来无论官阶多高的王公大臣或者皇家的王子王孙，他们在任何时候拜见皇帝都要按礼行事，都要“三跪九叩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磕头”。其具体的做法是双膝跪下，两手触地，然后再以额触地。这样的动作要连续重复三次，礼仪才告完成。应当承认，这种要求不是多么高雅和尊重人的做法各国代表理所当然地拒绝屈从中国这种礼仪。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这种礼仪严重地降低了身份，很不得当。因为他们都是正式代表自己国家的政府，而这些政府与清朝政府应当是平起平坐的：而且，他们即使在本国拜见自己的最高统治者时，也从来没有被要求去按中国的“三跪九叩头”行礼。所以，他们除了按照向本国统治者行礼为方式礼见外国统治者之外，决不会遵从其他表示更加屈尊忠顺的礼仪。中国人坚持要求外国人行“磕头”礼，而且一坚持就是将近六个月的时间。但他们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因为我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向清朝政府转告，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原来的要求，那么美国政府将宣布与清朝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其严重的程度”，美国政府将会做出相应的进一步指示。正是在此种情况之下，清朝的皇帝陛下权衡利弊得失，最终放弃了要求外国人“磕头”的礼节，而代之以让外国人在他的面前深深地鞠躬，以使他满意。还有两件小事值得提一下。外国人在外交活动中总是佩带装饰性而毫无实际威胁作用的刀剑，但是中国人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携带着什么武器走到皇帝面前都是异常严重的失礼行为。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们成功地使我们的一位外交代表大出洋相。这位代表高度近视，如果让他摘掉眼镜，那么他实际上便成了盲人。中国人利用了这位代表众所周知的好脾气，要求他在晋见皇帝时把眼镜放在家里。他们说，按照中国人的礼规，在皇帝面前脸上架着眼镜是非常不适宜的。代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结果只好由另一名同事牵着胳膊进宫拜见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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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围绕如何接受一杯茶和如何饮用它的礼节也许看似很简单，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里面也有高深的学问。许多外国人都在这一问题上失足犯错出洋相。下面即是我所了解的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位美国绅士因某件事务前往拜访某位中国官员。起初，官员对他彬彬有礼，异常客气。客人落座之后，仆人马上端来一杯茶。官员双手端起它，高举齐眉，以十分庄重的神情，将其递到美国绅士面前，结果客人安然地坐而受之。然后官员正襟危坐，仆人也在他的面前摆上一杯茶。经过一阵风尘仆仆的长途奔波之后，客人早已口干舌燥。于是，他不顾一切地抓起茶杯将里面的内容一饮而尽。这下便惹来了麻烦。中国官员的态度立即风云突变，九十度的大转弯。他一改刚才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态度，换上了一副傲慢骄横的神情，根本不理睬美国绅士所要求谈论的事务。最后，那位客人像仆人一般地被打发出了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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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事件中客人犯了两个礼节性的错误。而在西方人看来那都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桩，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看来却不得了。首先，当主人递给客人那杯茶时，他应当站起来接受：其次（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管当时客人的嗓子眼里干得冒火还是冒烟，他都不应当动那杯茶，除非主人再三催促他开始用茶，并且给他做出示范带头先喝。客人还应当明白，在中国，每当主人再三劝茶之时，那便是客人应当知趣地赶紧起身告辞之时。如果那位美国绅士与主人是同一官阶或者高高在上，那么作为客人他可以想怎么喝就怎么喝，不受任何限制和拘束：但实际上他的官阶比主人要低得多。那么按照中国的礼俗，客人就只好老老实实地看主人的脸色而行事。当主人认为不应当再使谈话继续下去时，他就端起茶杯以示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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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那位美国绅士以前并没有拜见过中国官员，而那位中国官员在此之前也还从没有见过外国人的模样。于是，他只好按照中国人的眼光，去仔细观察美国客的一举一动，以判断他是否是一位有修养的绅士。通过客人饮茶的举动，官员便认为对方不是什么谦谦君子。结果，美国客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对主人的拜访也就成了无理取闹、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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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高官厚爵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异常重视诸如上述之类细微繁琐的礼节。虽然中国人认为这些细微的礼节是个人品行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对此观点不可能有过高的评价。但是一个人如果想与这些东方人处好关系，同时他又希望与他们做重大交易的话，那么他就不要轻易忽视这些礼节，因为那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时，显然就是根据那些琐细而无关紧要的礼节标准。这些标准就像这个民族的历史一样绵长，就像高山大河一样永恒，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地传衍着。我们对此可加以讽刺和嘲笑，因为其中确实有许多内容都是枯燥乏味和异常荒唐的。但它们就是那样存在着，已经变成了这个民族遗传基因的一部分。任何人如果希望同中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试图同他们一起成功地开拓某项事业的话，他就必须遵守和尊重他们的礼俗。当然，对于其中使人降低身份丧失尊严的内容还是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由于忽视或者故意存心违反礼节的行为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我们很可以写出一本专著介绍给读者。正如我们以上所述，中国人特别重视同级与同级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的道德礼节规范，而外国人往往在这一方面出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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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派遣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到清朝内地的某个省城，会同那里的巡抚处理一件公务。这位绅士很自豪地拥有一座墨西哥出产的马鞍，其上花里胡哨地点缀着无数的物件。如果将此鞍配在一匹身材高大的马的背上，那或许是很为壮观，既威武又漂亮。但这位绅士骑的是一匹中国产的马，身材很矮小。将鞍子放到其背上之后，我们只能看到那个可怜动物的头部和尾巴还露在外面。然后，他又蹬上带有马刺的墨西哥长靴，戴上阔边帽，手持一条沉重的鞭子，就这样，他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踏上了征程。一路上，所有的狗都尾追其后，叫个不停：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异常惊惧地用痴迷的眼光盯着这位不速之客，以为动物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经过一周风尘仆仆的连续奔波，这位绅士终于平安无事地到达了目的地。来到省城半小时之后，绅士以异常神速的速度一一其神速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以至于我们只好理解为他是想尽快把事情了结。没有洗刷一下，他便带着满身的尘土和劳顿，一下跃上马背，沿着铺设平整的街道跌跌撞撞地奔向巡抚衙门。到了那里，他胡乱地把马栓在附近的一根柱子上，然后用鞭子的柄砰砰地敲击那威严庄重的大门。闻声开门的高贵仆人立时吓了一大跳，惊异得瞠目结舌。绅士把自己的名片一把塞进仆人的手里，请他进去通报。结果，巡抚拒绝接见。但是回话说，可以给绅士提供与其他官员交涉那件事情的机会，然而绅士对此又表示难以接受。这样他在省城整整等待了一周之后，还是毫无结果，不得不打点行装再踏上归程。在归途中的某座城市，他曾一度受到人们的围攻和骚扰。显然，由于这位绅士不合礼仪的举动，使他肩负的那项使命变得复杂化。在此后的三年里，它一直被抛过去又踢回来，令人费心劳神，伤透了脑筋。但这一事情的最后结局我想还是应该向读者交待清楚，以便善始善终：同时，也是为了说明认真遵守中国礼规习俗的重要意义。事情过了三年之后，我肩负着如上所述的同一使命来到了那同一座省城。还是同一位巡抚，但他对我的接待却异常客气和友好。我们在第一次会谈时，便将问题圆满地解决了。前一位领事代表如果对中国的礼仪稍微放尊重一些的话，那么他同样也能够把事情办好。我与前者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各自的处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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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在中国，当两个熟人骑在马上相遇，或者坐着马车相逢，或者乘着轿子邂逅时，每个人都应当从他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上下来，向对方打招呼。在此情况下，每人都必须争取先站到地上，恳切地要求对方不必屈尊，但对方总是还要下来。寒暄问候一通之后，双方必须再争执一番，让对方先走。他们在做这一切时，总是那样执著、那样热切，那样坦诚真挚。然而事实那都只不过是一套繁琐空洞的逢场作戏而已。对于谁应当首先下马下车或者落轿，双方心里都清楚得很，明白得很。如果有人架不住朋友的再三恳求，在该下的时候不下，或者在不该走的时候先走，让实际上比自己年长许多的朋友或者地位比自己高许多的朋友站在街上送自己，那样的话，他就来了麻烦事：朋友们不再认可他，他将失去他们的信任。而他作为绅士的声誉，从此也将黄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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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些素有修养的中国人中间，却存在着更多人类的天性。他们在从来不公开地忽视或者违反枯燥乏味、啰里啰唆的繁文缛节的同时，总是想方设法对此采取回避的态度。其直接的结果，便是那些从来不用双脚走路的绅士们，在大街上永远不愿被自己的朋友看到，或者他们直接对朋友视而不见。如果坐在车里或者轿子里，他们总是把帘子紧紧地拉下来：如果是骑在马上，他们的眼睛总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不往你这边看。我认识这样一位中国官员，有一次我在街上和他相遇时，他很客气地向我鞠一躬，以示致意：而同时他却不去顾及另一位既是朋友又是同事的官员，他与这位朋友已经共事四十年，几乎天天打交道，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但是当他面临着按照外国的习俗随便地和我打招呼的同时，又面临了对自己的朋友打招呼的一套矫揉造作、徒耗心神的礼节时，他权衡利弊，只好对后者装作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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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数人要进入一所房间或者要离开房间，或者要在一张桌子边落座时，也存在着一套相当令人厌烦的荒唐礼节。实际上，每个人都非常明白他自己的位置在何处。因为那是根据他自己相对于别人的官爵和地位早已确定好了的。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谁应当排在最后一个进去，谁又应当第一个先出来：或者谁应当列上位，又是谁应当坐下首，等等。对这一规则的要求相当严格，无处无之。任何偏离或者违反它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虽然如此，人们总还是趔趄着身体向后退，总是要劝别人先行。在每个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都按部就班地各得其位之前．这种友好的你推我让必定要持续数分钟。似乎中国人从来对时间都是慷慨大方得很，如果他们稍微认识到其重要性的话，那么耗费在这种虚情假意、互相推让上的时间将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损失。下面是我在总理衙门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一次我去那里的目的是想就某些问题进行一些交涉。当时只有两名官员在家，他们一同出来迎接我。我们在门口努力挣扎奋斗了半天，才找好顺序进了门：接着在那通常谈论正经事的圆桌前，我们又是经过一番你推我让，然后才各自落座。在我们谈话的当中，又有五名其他的官员先后光临。每当有一人到来时，那些已经在场的就赶紧起身走到门外迎接，大家互相推让一通，依次走进屋来，然后再争先恐后地吵嚷着自己坐下首，把上席推给他人。大量宝贵的时间就浪费在这样滑稽的闹剧中。那一次，在不过两个小时的会谈里，我们的座位先后变换了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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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人认为，作为整个民族来讲，中国人所犯的许多错误和吃的苦头都是由于对礼节过分苛求所造成的。在他们看来，说一个简单坦白的“不”字是最不礼貌的做法。拒绝别人时，应当使用柔和委婉、非常遗憾的语气，使人感到自己的确出于无奈或者根本不胜其任。不给面子或者不赏脸的事情一般不会发生。即使偶尔有之，那么拒绝者脸上的表情也是一副诚惶诚恐、万分难过、实在爱莫能助的样子。经过多少个世纪的这种磨炼之后，中国人在寻找各种遁词和借口方面早已成为十分熟练的老手，其他民族望尘莫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哪一个中国人在不愿做某事或不欢迎某人时，找不到一些添油加醋、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进行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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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做法也同样适用于在谈话中那些不合宜话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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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绝不能走直线，必须山重水复、拐弯抹角。中国人极少讲不得体或者故意冒犯他人的话。即使对别人所讲的话自己感到很不高兴，他也不会直接表示出来。他会不动声色地讲述某一个捕风捉影的故事，让对方自己去倾听品味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使对方能够推知自己的不满以及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在我们看来直说也无妨。但是中国人认为那样做会更好一些，可以不伤面子，保持一团和气。如果一位中国的仆人不满意所干的活计，或者嫌待遇太差，他从来不会公开表示抱怨和不满，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他会立即“杀死自己的老爷子”（即假称自己的父亲去世—一译者注），或者“让”自己的老大哥“卧病”在床（即假称自己的哥哥生病——译者注），然后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主人，作为他辞去工作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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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名仆人的主人是外国人，同时他又对东方人的这种习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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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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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精通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对仆人的话信以为真，对仆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和慰问。仆人在厌恶和愤恨之余，他也许真的会一走了之。于是，主人便失去了一位宝贵的仆人：但是，如果这位外国人早就熟悉了中国人喜欢拐弯抹角的做事习惯，那么除对仆人所讲的不幸表示遗憾之外，他会立即向另外的雇员了解清楚，这位仆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而酌情处理。一般来讲，他会假戏真做，装作不知的样子，任凭仆人去“悲痛哀伤”。因为，如果他把事情戳穿了，说白了，那就会使仆人丢脸，显得他极不光彩。那样，即使主人送给金山银海他也不会动心，他会坚决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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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他们所不喜欢事情的曲意掩饰，以及他们隐藏自己真实感情和行为动机的种种极端做法，是令人异常惊异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全部如此。在对这一礼节的躬行实践方面，最高级别的官员和学识最渊博的学者未必能比得上那些最下贱的苦力们。至少他们是并驾齐驱、不相上下的。当他们不得不向别人透露对他们来说很不幸或者根本不受欢迎的事情时，他们使用的口气和神情总是给人以不屑一顾、无关痛痒的印象。我就认识一位这样的中国官员，他在谈到自己唯一的儿子不幸夭折时，神色自若，一笑置之，好像那件事轻如鸿毛。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的想法里，再也没有比这更加严重的横祸。只有在私下面对自己最知己的朋友时，他才不会再去顾及什么礼节和脸面，一吐胸中的块垒，倾诉自己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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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习惯于压制和约束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是很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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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作为整个民族似乎感觉迟钝、麻木不仁，如同冷血动物一般。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感情丰富、眼光敏锐、高傲自尊。正如所料，当被惹得忍无可忍时，他们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完全由感情去支配行动，根本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凶还是吉。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在这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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