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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一过路人应一声，接着走开了。小商贩盯着那个人的后背看了一会儿，突然连篇累牍地破口大骂起来。所有最肮脏和难听的污言秽语都一齐发出来，连对方的祖宗八辈都不放过，直骂得唾沫飞溅，风云为之变色。被骂者先是放慢了脚步，最后终于停下，转回头来，有点犹豫不绝地走向小贩，等到站在小贩的摊前，他也已是怒发冲冠，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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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凭什么骂我？”过路者逼视着对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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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凭什么问了价钱而不吭一声就溜走？”商贩反戈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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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那样的价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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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价格又怎么样？你是一个实在人，应当知道我们只是要价而已。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我还能做成什么生意？你应当停下来共同和我协商一下，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这才是唯一正当的做法。你很明白，生意人第一次出的价格是屁事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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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名过路人果然一本正经地和商贩理论起来，两人很快便争执得热火朝天，最终双方就价格问题达成一致的谅解，这样，一桩交易便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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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我们可以说，中国人这种热衷于讨价还价的做法，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民族性之中。它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存。普通人买根黄瓜时是这样，政府首脑与他国谈判签订生死攸关的条约时也是这样。他们总是要求别人多，而自己付出的少：有时也许是不愿多出，而最终不得不赔本。双方都为自己留有妥协的余地，在真正实实在在摊牌之前，这种讨价还价的前奏曲毫不例外地要事先表演一番。康熙皇帝在其圣谕当中多次使用“让”这个字。它的意思是要妥和忍让，这是中国语言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字。因为它是一切和谐融洽人际关系的基础。整个天朝帝国似乎浸透了这一观念，从而又深深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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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乏必要的法律机制，根本不执行严格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这一问题很值得研究和探讨。由于没有统一的度量衡，这就给各种商业活动中的欺诈行为提供了前提条件。杆秤在市场上经常出售，往往都有两套刻度，一套在买东西时用，另一套当然是在卖东西时用。在买卖棉花时，不同的等级对应着不同的斤与两的比例。商人在收购粗棉时，按十六两一斤计算，即定斤定两：在收购中等棉花时，他按十二两一斤计算：而在收购最上等的棉花时，他按二十一两一斤计算。出售布匹按尺计算。商人们毫不例外地在买进时用一种长尺，而在卖出时则用短尺。通常，用于量棉布的尺子要长于量毛纺织品的尺子，而量毛织品的尺子又长于量丝织品的尺子。这种种不同的度量衡通常都是约定而俗成，其自身能够取得相互抵消和平衡的效果。因为与不同度量相对应的必然是不同的价格。这种不同的度量衡除了使那些粗心大意者稀里糊涂被“宰掉”，和提供人们探讨的话题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中国人能够发现或者能够解释，这种做法到底始于何时，又为何如此长盛不衰，我们只能说，它和中国人的历史几乎一样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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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西方人看来，中国人这种毫无规则的做法正如他们其他的许多传统习俗一样，非常荒唐和难以让人理解。这些习俗会突然给人们带来种种不便，但仍受到普遍的遵奉，没有人试图干涉或者改变它们。造成这一现象的唯一原因，是由于它们太古老太古老，可以追溯到洪荒远古时期：祖宗之法不能变。我在中国的西部游历时，有一天乘车来到了一家乡村小店。我发现小店的院子里散落着几大堆旧的车轴。惊奇之余，我向店主人询问这些车轴的用途。原来，是大路的宽度在小店这里发生了变化：往西行的路比向东行的路宽出了六寸。很显然，无论从地形上看，还是从利于交通的方面考虑，都绝对没有这种改变的必要。但是，那一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的事实却摆在你的面前：每一辆凡是带轱辘的交通工具，到了这家坐落在只有五十户人家山村的小店门前，都必须按照它们东去或者西归的方向，更换上或窄或宽的新车轴。不管大车车轮滚滚、风尘仆仆已经跨越了千山万水，还是它初上路途，一到此店，即换车轴。对于为什么这样做的可能的解释是：“在那家店里所有的车子总是要换轴。”固定在中国人头脑中主张保存这种古风遗习的那种普遍的思想感情，是一种超越逻辑和理性，玄而又玄，无法捉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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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中国，由于缺乏一套严格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同时又由于其货币价值很不稳定，伸缩性极大。因此，所有的商业贸易往来便具有了极大的不准确性，其经营贸易额难以精确计算出来。要做到丝毫无误的计算难乎其难。商人只能在某宗具体的生意上，或者在其经营的某段具体时间内，大体上估算出自己的盈亏状况。然而，中国人是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在这方面，他们宁粗勿细，不愿斤斤计较。只要他能够赚钱，只要他的事业相当红火兴旺，他可不管什么投机倒把，甚至走私贩毒：只要滚滚的财源进了自己的腰包，他就心驰神往，乐此不疲。对他们来讲，做生意绝不是枯燥乏味、千里干巴的物物交换。相反，它是一场智力的较量．是你死我活的拼斗，只有最聪明和最勇敢的人才是最终的胜利者。中国人坚持认为，只有笨蛋和傻瓜才会按部就班尺量寸度一板一眼地把布匹卖出去，然后收取固定数量的银子。他认为那样做生意才真正是枯燥乏味、平铺直叙、愚蠢透顶。那样的话，便根本没有什么智慧、艺术和技巧可言。中国人还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能真正做成成功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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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界另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是其普遍存在的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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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具体体现是，每家商号的所有成员，上至老板下至给顾客端茶倒水的小伙计，还有负责擦地板的仆人等等，都是风险与共，利益共享的。每个人在整个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严格按照各人所担任差事的高低轻重而论定。红利的瓜分虽然参差不齐，但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生意越做越红火，财源越来越广进，腰包越来越丰满。通常，老板和他的下属雇员们一处同住，一桌同食，形同一家人。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对于商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成了一条线上拴着的蚂蚱，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离心离德或者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行为，要么被立即消除，要么被减小到不致为害的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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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界的这种合作精神还有一种独特的发挥和应用。虽然这种发挥和应用不怎么值得称道，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普遍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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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应用就是外国人所称的“揩油”（the squeeze）。任何关于中国商业生活的文章中，如果不去论述一下他们的“揩油”这一重要的生意经，那将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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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squeeze”并不是指热恋中的拥抱，也不是指表示友好的紧紧握手，而纯粹是指中国的一个商业用语“揩油”。其具体的含义，是指一个人采取种种手段，对同时经手但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施加“压力”，让其中的一部分流进自己的口袋。这种“揩”来的油水是公认合法的、又是未经允许的佣金或者回扣。深受其害者称之为偷窃，而得其润泽者则认为这部分钱财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额外津贴，他们有权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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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都是“揩油”的受害者，然而每个人同时又都是躬行实践的受益者。这一习惯由来已久，其历史与中华帝国的历史一样长远。据说，这一做法起源于一种古老的习俗：从前，家庭中雇用的奴仆没有固定的工钱，主人只供给他食宿，还有一年一套的衣服。至于工钱，是以下列的形式支付：守门人从进入大门的每件日常用品中，抽取其总价值的1/50这样日积月累，每年三次将获得的阶段性收入按照每个仆人在家庭中所任差事的高低贵贱、瓜分之。因为一般的中国家庭都是高墙深宅，只有一个出入的大门，所以日夜守候在那里的守门人可以很方便地执行“揩油”的习规。实际上，他变成了某种形式上的收税人。对于一家商号来说，他的守门人自然对大院里进行的一切交易都了如指掌。如果有哪一位商人拒绝交纳这种“揩油”钱，那么守门人就会将他拒之于大门之外。至于对“揩油”的这种解释是否准确，我们不敢贸然作出结论。然而，有一个事实却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你在与那些商号的伙计做生意时，不会得到足额的钱款，除非双方达成特别的协议，否则，1／50的“揩油率”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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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伙计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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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的伙计们作一专门的论述是很有必要的。这批人存在于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之中。他们秉承主人和老板的旨意，与顾客进行形形色色、几乎无所不包的交易。因此，从广义上来说，他们也是商人。作为一个阶层，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们既忠心耿耿，沉稳冷静：又心灵眼快跑得勤。他们很少抱怨工作时间太长或者活儿太累。他们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于精致的台布、珍贵的银器、稀世的珠宝以及价值连城的古玩等等物品，你可以放心大胆地托付给他们去保管，保证不损一根毫毛。我在北京的十五年中，我们的使馆里虽然有大量的中国伙计，但是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人存在偷窃行为，也从来没有由于他们的疏忽造成物品损失的情况。一般人都认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外国的女士们如果在中国居住生活一段时期，那么回国后她们便会忘记了怎样操持家务：是中国仆人良好的优质服务把她们娇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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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伙计们虽然非常诚实和值得信赖，但他们的“揩油”无论何时都还是照揩不误的。他们精明敏捷、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起早贪黑。可以说，他们这一切良好天性的原动力，基本上是由于“揩油水”的驱使。他们从来不会抱怨生意太多、工作太累或者有太多的其他额外差事。因为，差事越多，他们“揩”得也越多。相反，如果主人家门前冷落鞍马稀，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告辞而去，因为在此境况中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揩”。从他们脸上丰富多彩，变化莫测的喜怒哀乐表情来看，这些伙计都是琢磨研究人类心理的精明学者。他们每个人都非常了解主人有什么癖好，又有什么弱点：也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主人的欢心。同时他们更知道，只有把对主人的“揩油水”节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不至于砸了自己的饭碗：他们深明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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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油”这一做法在中国根深蒂固。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曾经绞尽脑汁，机关用尽，也无法消除或者避免被“揩”的命运。如果有人亲自“下海”到集市上购买所需的一切物品，那么不久他就会发现，他的仆人正不声不响地尾随而来，向所有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索取一笔回扣：同时他还会发现，如果让仆人去买那些东西，即使加上回扣的部分，花费的钱也比自己亲自去买要少。因此，这种改革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家的脚，既赔上时间，又多花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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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灵机一动，再生一计：想方设法了解清楚所有日常用品的一般价格，以防止仆人利用价差钻空子。结果仆人又在所买物品的斤两上打主意：明明只买了四斤的东西，却向主人要五斤的钱。这样一来，他可能自己准备好一套中国标准的计量工具，将仆人买回的东西再亲手检验一通。这次他感到十分得意，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好景不长，发现自己秤上的刻度是十四两一斤，两不是标准的十六两一斤。原来他仍然在被仆人“揩”着油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如果主人还不甘心就这样被捉弄，他可能想方设法再搞来一杆经过检验的、足斤足两的标准秤。每次用它检查完仆人买回的物品之后，他都小心翼翼地将其锁在柜子里，以防止有人做手脚。这次他感到有了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一切投机的漏洞从此被彻底堵死了。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确实，他用自己的标准秤能够称出买回的东西是否足斤足两，然后按市场的实际价格付钱。但是，比方说仆人买回的是一斤羊肉，当主人检查完，刚刚挥转屁股要走时，厨师早就挥刀砍下相当大的一块，然后送回到屠夫那里换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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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朋友曾试用过上述的种种方法。但仍然感觉到那些方法不牢靠。某种无法言喻的感觉使他怀疑，自己还是被蒙在鼓里“揩”着油。有一天，主人把厨师叫到餐厅里，让他认真看一下桌上摆的那块小得可怜的烤羊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面对此情此景，厨师神态自若，不慌不忙。他以异常平静的口气回答道：“阁下您说得很对。那块羊肉的确变小了。但是，您不应该不注意到以下事实：在北京这样如此干燥的气候里，烤羊肉的收缩性要比在贵国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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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于万般无奈，主人将一个“揩油”不止的仆人解雇的话，那也不见得就是上策。主人也许会发现（事实上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后来的人更加糟糕：他不仅要为自己“揩油”，而且还会吃里爬外，将非法收入的一部分奉送给前此解雇的人，作为给他的津贴。数年之前，在北京一家外国使馆的大使决心对“揩油”采取遏制政策：他把使馆的守门人解雇了。而那名守门人正是“揩油”体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很久之后，使馆的人才发现，其他的仆人在新任守门人的带领之下，定时给被解雇的前任守门人按以前的标准送钱，一直到他去世。葬礼隆重而讲究，花费还是全部由那些仆人们出。原来，他们之中有人专门负责记账，并且在银行还立有户头，所有“揩”来的油水都存在那里，每年三次进行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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