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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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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希望政府自己限制自己是天方夜谭，但事实上，全球化却能对政府形成更苛刻的限制，迫使政府在财政上负起责任来。浮动汇率让汇率变得极不稳定，因而创造了大量的“世界货币”。这些货币在全球经济和主要货币市场之外并不存在，它不是由经济活动，例如投资、生产、消费或贸易创造出来的货币，而是完全由外汇交易创造出来的。它不符合任何传统上的货币定义，不论是从计量标准、储存价值还是交易媒介上而言，都是彻头彻尾的虚拟货币，而非实体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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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货币的能量却是真实存在的。世界货币的数量极为庞大，以致这些钱在一国货币中流进和流出，所造成的冲击远远超过贸易或投资流动所造成的影响。虚拟货币一天之内的交易量可以大到足以提供全世界一年贸易与投资所需资金的总额。这种虚拟货币没有什么经济功能，因此拥有绝对的流动性。一个交易员只要在键盘上敲打几下，数以百亿的资金就可以从一种货币转换成另一种货币。而且由于这些钱没有经济功能，也不能融资，同时它也不遵循任何经济规律或逻辑，因此波动剧烈，很容易因为谣言或意外事件造成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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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春季，美元遭到疯狂挤兑就是一个例子。克林顿总统因此被迫放弃先前的支出计划，改而采用平衡预算。挤兑美元是因为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在参议院中无法使其提出的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通过而导致的。不过即使这条修正案通过，也毫无意义，因为其中漏洞百出，而且需要38个州批准，才能成为法律，最理想的状况也要花上许多年才能实现。外汇交易员却因此恐慌，开始挤兑美元。当时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已经下跌10%，因为美元遭到挤兑，所以汇率在两星期内又下跌了25%，从106日元对1美元，跌到不足80日元对1美元。更严重的是，美国专为赤字而融资的债券市场几乎崩溃。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和法国的中央银行立刻采取一致行动，联手支持美元，但它们的联合干预还是失败了，损失数百亿美元。最后美元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才回升到原来（仍然估值偏低）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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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法国法郎遭到同样由恐慌引发的挤兑，密特朗总统因此被迫放弃了3个月前助他成功当选的承诺。瑞典克朗、英国英镑、意大利里拉和墨西哥比索也都曾遭遇过恐慌性挤兑。虚拟货币每次都获得胜利，证明全球化经济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最后的裁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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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治愈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货币挤兑不是合适的疗法。以墨西哥为例，这种挤兑比疾病本身更可怕。1995年，墨西哥比索遭遇疯狂挤兑，把6年辛苦得来的经济成就一扫而空，而这些经济成就曾经使墨西哥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控制这种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唯一奏效的方法是让一个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再依靠不稳定的世界货币的短期借贷来弥补赤字。这意味着可能需要在3～5年内，推行平衡预算，或接近平衡的预算。然而，这会对民族国家的财政和货币自主权形成严格限制。而1973年推行浮动汇率时，原意就是想永久地消除所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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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这种非国家和超国家管制行动已经展开。欧洲中央银行准备在20世纪结束前，为欧洲共同体发行共同货币，把货币和信用的控制权，从个别会员国手中，转移到独立的跨国机构手中。另一个方法显然得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赞同，这种方法赋予若干国家的中央银行同样的权力，因此在维持国家财政主权表象的同时，却拿走其中大部分实权。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是把已成事实的事情制度化，即决定基本经济决策的是全球化经济，而非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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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浮动汇率制度赋予了民族国家不受限制的财政和货币自主权，但对政府却没有好处。它大体上剥夺了政府说“不”的能力，而把决策权由政府手中转移到特殊利益团体手中。这完全是由于大家对政府的信心和尊敬突然下降所致。这种情形已经成为困扰每个国家的显著趋势。矛盾的是，丧失财政和货币主权后的民族国家也许会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更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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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打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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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大多数政府，尤其是西方政府面前的一个更加微妙却又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全球化经济的兴起对国际经济政策赖以遵循的基本假设和理论的冲击。许多迹象显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某种东西，打破了数十年所遵循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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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当里根总统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停止250日元对1美元的固定汇率时，为什么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下跌过半呢？虽然美元是一种估值偏高的货币，对日元的购买力平价大约是在230日元左右，但没有人预期美元会跌破200日元。结果美元直线下跌，直到两年后，美元对日元汇价损失将近60%，也就是跌至110日元时才停止（10年后又跌到80日元），这是为什么？至今都没有一个合理解释。更令人费解的是，美元剧烈下跌的现象只出现在对日元上。事实上，美元对其他一些主要货币还有升值，这种情形也是没有人预测到，或者提出过合理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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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和他的经济顾问希望美元下跌，以便消除对日本与日俱增的贸易赤字。所有的经济理论和20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元贬值应该表示美国对日本的出口会增加，而从日本的进口会减少，日本的出口商，尤其是汽车和电子消费产品制造商会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事实是，美国的出口的确急剧上升，但对于那些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国家来说，美国的出口增加得反倒更多。而即使美元贬值，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加幅度，却比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增幅还快，因此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实际上反增不减。过去的15年里，每次美元对日元下跌时，美国政府都预测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应该会缩小，每次日本人都叫苦不迭，然而其实每次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都立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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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形，大家普遍认为日本制造商是天才。但是，就算大多数出口商都很精明，就算他们是天才，也不可能立即渡过收入减少50%的难关。真正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日本因为美元下跌而得到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一样多。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和原料进口国，这些东西全都以美元计价，日本花在进口这些大宗商品上的金额，和出口产成品所赚到的美元大致相等。对于个别企业而言，比如丰田汽车，美元的下跌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因为丰田把汽车出口到美国，若把挣到的美元换成日元，就只有以前的一半。但是，对整个日本经济来说，美元对日元汇价下跌，只是一种冲销的过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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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说法引出了另一个让人更加费解的谜团。为什么日本不必在进口大宗物品方面多付钱，这又怎么解释？根据理论和过去的经验，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其价格上涨的幅度，应该跟美元下跌的幅度一样大。所以日本人支付的价格，应该跟美元贬值前一样多。如果这条理论应验的话，那么日本对美国的确不会再有什么贸易盈余。但是实际上，今天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却比1983年还要低，这点仍旧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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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谜团中只有一点可以解释，但这一点甚至更不符合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据美国商务部估计，发达国家40%以上的商品出口，都是出口到国内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或关联企业的。从官方和法律观点来说，这些商品都是出口；但从经济观点来看，却是公司的内部转移。这些产品包括机器、原材料和半成品，一直都是安排送到国外的工厂或关联企业来生产的，无论汇率是高是低，这种安排都必须继续下去。改变这种关系要花上很多年，其成本会超过在外汇方面节省下来的开支，因此，在申报的商品交易中，40%只是法律上虚拟的“交易”，而这一部分正在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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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把“贸易决定投资”视为理所当然，大多数人一听到“国际贸易”这个词时，想到的就是“国际商品贸易”。而今天“投资决定贸易”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世界经济的动力已经变成国际资本的运动，而不是国际商品的运动。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商品贸易增长的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但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更快，不论是金融服务业、管理顾问、会计、保险还是零售业都是如此。20年前，美国服务业的出口金额非常小，小到很少记录在贸易统计上，今天却占美国出口的1/4，而且是美国唯一创造可观出口盈余的部门。服务业贸易很少遵循传统的国际贸易规则，举例来说，只有旅游业对汇率波动极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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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意仅谈论美国的经济难题，但其实每个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发现类似的问题。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移。仅仅15年前，我们还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要靠发达国家的繁荣来带动。但在过去20年里，发达国家并不特别景气，可是世界贸易和生产却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大部分的成长都出现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其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取代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土地、劳力和资本”三要素。这里所谓的知识，主要是以培训的方式以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出来的哲学的形式展现出来，它打破了“低工资代表低生产力”的原则。现在通过训练，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拥有世界级的生产效率，却支付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这种情形至少还会持续8～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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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现实需要不同的经济理论和不同的国际经济政策做支持。即使汇率走低能够改善一国的出口，它同时也会削弱这个国家对外投资的能力。如果投资决定贸易，那么较低的汇率会在几年内促使这个国家的出口减少。美国就是这样：美元汇率的下跌，在短期内促使美国产品出口量的增加，但同时也削弱了美国工业对外投资的能力以及创造长期出口市场的能力，结果使得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远远超过美国，成为这些市场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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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新理论和新政策的需求，也说明了为什么大家突然对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家发展政策》产生兴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总编詹姆斯·法洛斯以及相关人士正是这个事件的推动者。事实上，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李斯特所倡导的政策，也就是保护新兴产业，以发展国内企业的说法，既不是他的原创，也不是德国的政策，这完全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东西，是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91年发表的《制造业报告》中发展出来的。25年后，亨利·克莱又发展了这个思想，成为所谓的“美国制度”。李斯特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在美国避难时，曾担任克莱的秘书，他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学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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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旧思想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汉密尔顿、克莱和李斯特所注重的都不是贸易，他们既不主张自由贸易，也不主张保护主义，他们把重点放在投资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日本开始的亚洲经济体所遵循的政策，都类似汉密尔顿和克莱为刚刚诞生的美国拟订的政策。今后可能出现的新国际经济政策，一定是既不主张自由贸易，也不主张保护主义的政策，它会以投资，而不是以贸易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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