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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机构关心共同利益。想想大权在握的工会领袖约翰·刘易斯说的话吧，当罗斯福总统请求他取消煤矿工人罢工，以免削弱美国的战争实力时，刘易斯说：“美国总统领薪水，目的就是要照顾国家利益；而我领薪水，目的就是要照顾煤矿工人的利益。”这是很直率的话。今天每一个“特殊利益团体”的领袖都相信这个道理，而且相信其选民付钱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他们这样做。就像800年前的情形一样，这种新的多元主义已然威胁到所有发达国家政策制定的能力以及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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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的社会多元主义和800年前已有本质的不同。从前的多元机构，例如身穿盔甲的骑士、自由城邦、同业公会或“被豁免的”主教辖区，都是以财产和权力为基础的。而今天自治的组织，包括企业、工会、大学和医院，则是以功能为基础的，这些组织创造绩效的能力源自其专注于单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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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必要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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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如今履行的大部分任务，过去还被认为应由家庭来完成。家庭负责教育家庭成员、照顾老弱病残、为需要工作的成员找到工作。但是，只要粗粗浏览一下19世纪的家信或家族史就可以知道，家庭其实并没有做好以上任何一件事情。这些任务只能由真正自主、独立于社区或国家之外的机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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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千年的挑战，或者说下一世纪的挑战（毕竟我们活不了1000年），是保持这些机构的自主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既要保持跨国公司跨越国家主权的自主性，同时还要让国家至少在和平时期恢复政策的一致性。我们希望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知道，这需要一种比今天的多元主义更没有前例可循的东西：每个机构都愿意且有能力继续专注于自己有限特定的功能，同时又愿意且能够为了共同利益与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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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达国家在第二个千年里，留给第三个千年的艰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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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第12章 全球化经济与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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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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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35年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说法尚未开始流行，大家就普遍预言了民族国家的消亡。其实，200年来，一些最杰出、睿智的人物就预言过民族国家的消亡。首先康德在1795年的论文《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中曾做过这种预测；接着卡尔·马克思在《国家的枯萎》（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这篇文章中亦有提及；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素在其演说中也有如此表示。最近提及国家消亡的是《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一书的作者，本书的作者之一是《时代》（Times）杂志前任主编、现任英国广播公司副董事长威廉·里斯莫格爵士，另一位作者则是英国全国纳税人联盟理事长戴尔·戴维森。里斯莫格和戴维森主张，除了最低收入人群之外，互联网会让所有人的避税变得极为简单，且毫无风险可言。因此主权国家必然变成多元化，民族国家将因财政枯竭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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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虽然有这么多缺点，却展现出惊人的顺应时代的能力。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因情势变化而消失，但土耳其，同样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如今却成为运作顺畅的民族国家。以前的印度除了在外国殖民统治时期是统一的以外，一直是个分裂的国家，如今也都紧紧结合成民族国家。每个脱离19世纪殖民帝国的国家都自行建国，成为民族国家。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机构能像国家一样，可以从事政治整合，将自己变成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有效成员。因此，民族国家大概会经历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革命，继续存活下去。但是，民族国家会有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在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以及对跨国公司的管制方面会有根本的改变。另外，在民族国家发动战争方面，也可能有重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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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民族国家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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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横溢的法国律师让·博丹创造出“主权国家”这个名词，并制订了民族国家的标准。他在1576年出版的巨著《共和国六书》（Six Books of the Republic）里，把对货币、信用与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当做民族国家的三大支柱之一，但这些支柱一向不太稳固。到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货币不再是国家铸造的硬币或印发的纸钞，而是由迅速成长的民间商业银行创造的信用。于是民族国家用中央银行制度来抗衡这种情况的出现。到1912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后，每个民族国家都有了中央银行，以控制这些商业银行及其信用。但纵观整个19世纪的历史，一个接一个的民族国家接受或“被迫”接受不属于国家的金本位制度，接受金本位制度对国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严格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黄金交易标准，虽然这个标准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更具灵活度，但仍未赋予单个国家完整的货币与财政自主权。直到1973年尼克松总统让美元汇率浮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民族国家才得以在货币和财政事务上获得完整的自主权。当然，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已具备足够的知识，能够负责任地使用这种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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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恢复固定汇率，或恢复类似旧制度的经济学家并不多，至少在英语国家是如此。但是，敢于宣称民族国家在运用新的财政和货币自由方面，已经展现出足够的技巧或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虽说政府保证浮动汇率有助于汇率稳定，因为市场可以通过不断的小幅调整控制汇率。但是事实上，除了大萧条初期外，和平时期没有任何期间的汇率波动，比1973年以后的这段时间更剧烈和突然。摆脱了外在限制后，各国政府的行为都毫无节制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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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德国央行的德国联邦银行在实务上是不被政治所左右的，并保持财政上的公正性。德国联邦银行知道，政客在促成德国统一期间提议的大量支出，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简直愚不可及。德国联邦银行大声并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然而，政客还是径自采取能在短期内获得民众赞颂，却会为长期经济带来风险的举措。德国联邦银行预测的每件事都发生了，东西德国都出现了自魏玛共和国消亡以后的高失业率。世界各国的政客都一样，不论哪一个政党执政，不管它曾经承诺过要削减或控制什么，都没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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