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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到大学教育的甜头之后，斯多里·马斯格雷夫如饥似渴，根本停不下来。最终，他修完了将近160门大学课程，拿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玛瑞埃塔大学的化学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肯塔基大学的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硕士学位，以及休斯敦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考取了飞行员证书，真正成为一名军队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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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NASA发布的征集愿意参与太空旅行的科学家的信息时，斯多里·马斯格雷夫已经涉足了多个不同的领域——他曾经做过企业精算师、电脑程序员、大脑研究员、飞行员等。他觉得NASA发布的这份工作“将使他获得的所有技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整合和应用”。于是，他开始在NASA工作，这一干就是30多年。在此期间，他还坚持每个月做三天的创伤外科医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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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病人胳膊上的伤口，还是飞机上的裂缝，他都可以修复，正是这种能力使他最终能够胜任这项关键的“手术”工作。斯多里·马斯格雷夫成为哈勃空间望远镜修复计划的科学宇航员兼带头机修工。他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我跟那些天体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光学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其他承担重要角色的人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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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里·马斯格雷夫在上述任何领域都没有渊博的专业知识，但他有几十年的多行业工作经验，这让他成为这一关键角色的唯一人选。他说：“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如何从多个不同的领域与学科借鉴具体细节，并将所发现的最优解法进行推广，从而迸发出令人惊叹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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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哈勃空间望远镜的任务耗时11天，是NASA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创下了航天员5次背对背太空行走的纪录。马斯格雷夫共进行了3次太空行走，凭借自己娴熟的技术修复了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瑕疵，修复用时22小时，就像外科医生为一名危重病人做了一场极为复杂的手术似的。当事后有人问他为何不再全职做外科医生时，马斯格雷夫答道：“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给哈勃空间望远镜做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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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格雷夫借助自己多样化的背景经验解决复杂难题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多重背景原理：多种多样的背景经验有助于人们发散思维，以更加广阔的视角审视资源，从而找出更有创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马斯格雷夫把修复哈勃空间望远镜的任务看作一场手术，这使得他能够利用自己做医生的经验修复好哈勃空间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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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像马斯格雷夫这样的万事通已经不多见了，但在不久之前，这类人才还曾受到过社会的广泛鼓励与欢迎。列奥纳多·达·芬奇（画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解剖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作家、出版人、政治理论家、邮政局长、科学家、外交官）、玛丽·萨默维尔（天文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和保罗·罗伯逊（歌手、足球运动员、律师、社会活动家，会说20种语言），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如今，对精深专业知识的推崇使得人们在越来越窄的领域做得越来越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鼓励人们抛弃多重背景原理的人，却是多重背景原理的忠实追随者——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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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年夏，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柯科迪镇，他后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早熟的他从14岁就开始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道德哲学，后来又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但他觉得牛津大学的学习环境太过压抑，于是，他便在图书馆里寻求安慰，自学各种专业的知识。正是这段学习经历使得他日后在哲学、历史、政治、语言学、天文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最终建立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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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阐述的许多经济学原理，至今仍然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得到了广泛认同，从广义上讲，该理论指个人利益会无意识地导致广泛社会效益的产生。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不那么值得称赞但影响同样深远的观点：劳动社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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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描述了一位勤勤恳恳的大头针制造工的故事。这名工匠一整天不停地工作，但最后只做出来一枚大头针。而在亚当·斯密看来，还有一个更好的制作大头针的办法，即把大头针的制作流程分解成几个专门的任务，分别由专人完成：取出铁丝、拉直、切割、磨尖，等等。每个人通过不断重复自己负责的任务，其手法会越来越娴熟，完成速度会越来越快，而且犯错的概率也会逐步降低，如此生产效率就大大提高了。亚当·斯密推论，随着产量提高，错误率降低，分饰各角的10个工人一天就可以生产出将近5万枚大头针，平均每人每天生产大约500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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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工业革命期间，劳动社会分工的普及导致了经济扩张时代的到来。但正如社会学家罗宾·莱达所指出的，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虽然劳动社会分工最初只限于制造行业，但随后它被引入了其他各种工作类型中，甚至连知识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这使人们对自己负责的内容甚为熟悉，而对临近的领域则始终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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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组织机构中，如果有一个多样化经验的重要性大于专业知识的重要性的地方，那就是最顶层，因为顶层的高管需要了解并联通各个不同部门的工作。但劳动社会分工的普及让多样化经验的培养变得十分困难，而这种经验又是领导者所必需的。所以，那些想办法获得了多样化经验的人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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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教授克劳迪亚·库斯托迪奥曾带领其研究团队对大、中、小型上市公司的高管的简历进行过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衡量这些高管的背景多样化程度。他们梳理了4500名CEO担任过的32500个职位的相关数据，并建立了一个衡量其背景多样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包括五个维度：在不同领域（如制造、营销、人力资源等性质不同的行业）工作的职位数、就职公司数、行业经验的广度、全局思考的经验、在运营方式多样化公司工作的经验。同时，他们还考虑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如年龄、任职时间、教育背景等。然后，研究人员把这些高管分成两组：符合多重背景原理的一组（背景多样化得分超过中位数）和不符合（分数未达到中位数）的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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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两组人员的薪酬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拥有多重背景的高管，其薪酬比另一组高出了19%，这意味着该组的年收入比另一组平均多出大约100万美元。虽然不同行业的薪酬也存在着差异，但研究小组发现，有一个因素对薪酬水平的影响更大。如果一份工作涉及更加复杂的任务，如需要处理兼并、收购或行业冲击等对专家来说都极为困难的事情，拥有多重背景的高管的薪酬会高出44%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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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拥有多重背景的高管会获得丰厚的报酬一样，我们中间也有许多人曾遇到过复杂的处境，并受益于自己广泛的经验克服了困难。丹尼尔·平克在其著作《全新思维》中写道：“以前，人们凭借对单个领域的具体知识的掌握就可以取得成功，但现在，最成功的是那些能够在截然不同的领域应对自如的人。”但对于那些并未身居高位的人来说，平克的话就不那么适用了。因为亚当·斯密所说的并非毫无道理，劳动社会分工迫使人们以牺牲背景经验的多样化为代价，不断追求背景经验的专业化，从而大幅度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这有助于公司的持续运营——公司可以生产更多，销售更多，服务更多，就像亚当·斯密口中的大头针工厂一样。但这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员工的自我发展，抹杀了员工帮助企业解决复杂问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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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倒也没有那么糟糕。专家也可以学习从一名局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后面我们将介绍，如何将解决少数专业问题的知识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凭借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我们不仅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他人创造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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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释放有限资源的无限潜能 走出自己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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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24日，“埃克森·瓦尔迪兹号”邮轮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海峡触礁搁浅，上千万加仑原油泄漏，严重污染了三文鱼、海獭、海鸟和海豹的栖息地。这次事故是全世界最大的人为环境灾难之一，泄漏的原油数十年都不会消解。悲剧发生之后，美国国会成立了OSRI（Oil Spill Recovery Institute，溢油回收研究所），旨在尽可能避免将来的原油泄漏事故也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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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RI研究项目负责人斯科特·佩高的职责便是找出溢油回收的解决办法。而“埃克森·瓦尔迪兹号”原油泄漏事故让他认识到，溢油回收最急迫的一项任务便是处理半冻结状态的原油。在极地水域，原油会变成一种混合着冰碴儿的雪泥状的混合物，这种状态下的原油是几乎不可能被安全回收的。但不幸的是，专家们一个个都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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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什么好办法的斯科特·佩高向意诺新寻求帮助，想看看这家拥有众多问题解决达人的公司能否想出什么办法。斯科特·佩高给出了2万美元的悬赏，向专家和局外人士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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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戴维斯是伊利诺伊州布卢明顿的一名化学家，他不了解原油泄漏，对能源行业也不甚了解。但他曾做过一份浇灌水泥的暑期工作，这份工作让他知道使用振动器可以防止水泥硬化结块，使其维持流动的液体状态。戴维斯便开始思考，能否采用同样的方法打碎石油冰碴儿混合物，使其维持液体状态。由此，身为局外人的戴维斯想出了专家从未考虑过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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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20多项方案的评估，佩高认定戴维斯的方案最终获胜。佩高感慨道，如果这个问题“可以由业内人士轻松解决，那业内人士应该早就已经解决了……有时候你一拍脑门，恍然大悟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很庆幸自己向局外人士求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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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佩高做了我们常人不大会做的事情——向局外人求助。约翰·戴维斯不是溢油回收方面的专家，但他知道斯科特·佩高和其他溢油回收专家所不了解的东西。身处异地的他们专业背景也差异巨大，却因为社会学家所说的“小世界”理论而走到一起。我们彼此都生活在各自独立的知识领域、关系圈和其他有限的资源中，但奇妙的是，走出自己的圈子而与其他的小世界联系起来，几乎不费什么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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