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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中另一个使人极度迷惑的发展是，规模效应发生了逆转。20世纪初以来，所有发达国家的趋势一直是制造工厂变得越来越大。“规模经济”一直偏爱它们。同样重要的是，所谓的“管理经济”也很偏爱它们。一直到最近，现代管理似乎都只适用于相当大型的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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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最近15～20年里，形势发生了逆转。美国制造工业的萎缩全都发生在大公司，首先动刀裁员的就是钢铁和汽车等巨型企业。小型，特别是中等规模的制造商，则维持住了原有的工作岗位，甚至还有所增加。在市场地位、出口和收益率上，较小的，尤其是中等规模的企业，显然比大型企业干得更出色。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规模效应逆转，连日本也是这样。要知道日本信奉的商业哲学素来是越大越好，最大最好。旧有工业中也出现了这种逆转趋势。最近几年里最赚钱的汽车公司并不是某个汽车巨头，而是德国一家中等规模的制造商——宝马。世界范围内唯一盈利的钢铁公司都是生产特种产品，如石油钻井管道的中等规模厂商，不管它们是设在美国、瑞典还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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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说来，这是创新精神复苏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在美国[1]。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管理小型和中型企业——从而可以利用规模较小带来的优势，比如便于沟通、贴近市场和消费者，弥补了过去小型企业管理上的某些局限性。因此，在美国，以及日本和联邦德国等其他在制造业上领先的国家，经济的驱动力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配世界工业经济30年之久的巨型公司，转向了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规模虽然较小，但都由专业人员管理，而且大部分都是公开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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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一种是以原材料为基础的产业，它在20世纪前3/4的时间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另一种是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如制药、通信、分析仪器和信息处理（如计算机）产业等。现在，基于信息的制造业越发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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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制造业的经济特性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大不相同。基于原材料的产品必须以产品的形式进口或出口，它们会出现在国际贸易差额上。以信息为基础的产业，其产品既可以作为产品进出口，也可以作为服务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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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图书可算是一个古老的例子。一家主要的科技出版公司，“外汇收入”占其总收入的2/3。但该公司基本上并不出口图书，书太重了，它卖的是“版权”。同样，利润最丰厚的计算机“出口销售”，在统计数字上显示的倒可能是“进口”。它们在公司总部替一些顶尖的银行、大型跨国公司和日本的贸易公司加工处理来自其世界各地的分公司或客户电传发来的数据，从而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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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知识工作者已经成为劳动力大军的重心，单从数量上来看也是这样。即便是在制造业，用不了10年时间，知识工作者的人数也会超过蓝领工人。到了那时，出口知识获取授权费、服务费和各类专利收入，会比出口产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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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华盛顿官员们所意识到的那样，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贸易政策中大力强调“无形贸易”的重要性，努力破除贸易壁垒，尤其是非关税壁垒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如对信息、金融与保险、零售、特许权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限制。未来20年内，发达国家来自无形贸易的收入，必将超过产品出口带来的收入。过去，人们对无形贸易毫不重视，把它视为“人家的孩子”。而现在，它日益变得重要起来，成为各国关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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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生产与就业的脱钩还带来了另一种影响，究竟是采取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还是优先照顾就业的产业政策，将成为20世纪剩余时间里一个难以抉择的政治议题。在历史上，人们一直将这两种政策看做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可从现在开始，它们越发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成为两种难以调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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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指望的最好的政策，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政策，大概就是“善意的忽视”——这是过去几年里根政府采取的政策。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失业率基本上是最低的，仅次于日本，这一现象或许并非偶然。当然，我们还需要付出系统的努力，对过剩的蓝领工人进行培训和重新安置——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会成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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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而且，自动化生产流程的总成本，比使用廉价劳动力的传统工厂更低，因为自动化消除了那些隐蔽的，但相当高昂的“无效”成本，如质量低下、退货和产品换型被迫停机所产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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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有两个美国电视生产商的例子，一是摩托罗拉，一是美国无线电公司。一开始，这两家企业几乎都被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进口的电视机赶出了市场。但采用自动化生产以后，它们在美国制造的产品成功地和外国进口货展开了竞争。同样，卡罗来纳一些高度自动化的纺织厂，能够以廉价产品，和劳动力价格极为低廉的国家（如泰国）的产品展开竞争。与此相反，在半导体生产行业，一些美国公司把劳动密集的工作转移到西非国家，获得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它们的产品成本很高。日本高度自动化的企业，虽然劳动力成本较高，却能轻松地报出比美国公司更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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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成本在国际竞争中将变得愈发重要。在过去10年内，美国成了资本成本最高的国家——日本则是最低的国家。所以，改变美国的高利率政策以及股份资本的高成本政策，将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的首要任务。这与美国过去5年里实行的政策截然相反。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削减政府赤字而不是维持高利率的做法，来阻止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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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劳动力成本作为一项重要的竞争因素，其地位的稳步下降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趋势。然而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比如巴西、韩国和墨西哥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在19世纪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中，日本是通过出口价格稳步上涨的原材料——主要是丝绸和茶叶——来完成这一过程的；德国，则是通过“蛙跳式”冲入当时的“高科技”产业，主要是电力、化工和光学仪器实现发展的。19世纪第三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美国，同时利用上述两条途径发展自己。而对当前试图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两条路都走不通了：第一条路因为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而走不通；第二条路也难于实现，因为它要求知识和教育的“基础建设”，这远非一个贫穷国家力所能及（尽管如此，韩国仍在朝此方向努力）。唯一的出路似乎只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竞争了。但这条路也会被堵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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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这一点，请参见我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年，纽约哈珀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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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从“实体”经济转向“符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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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第三个主要变化是，“符号”经济取代“实体”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前进的动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实体”经济。所谓“符号”经济，指的是资本流动、汇率和信贷的流通；“实体”经济则指的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这是最为明显但也最难让人理解的一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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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产品贸易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无形贸易，也就是服务贸易，同样如此。两者的总贸易额大概在每年2.5万亿～3万亿美元。但在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在这里互相借贷，每个工作日的交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也即每年75万亿美元，是世界贸易额的25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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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大体上是相互独立的）进行的外汇交易活动，即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进行的交换（如美元兑换日元）。这些活动的交易额大约在每天1500亿美元上下，每年约为35万亿，是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的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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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欧洲美元、日元和瑞士法郎有不少只是从一个人的腰包转到另一个人的腰包，故此有不少是重复计算的，但这不足以解释国际货币交易量和商品服务交易量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资本流动与贸易金融无关，它独立于后者，并且远远超过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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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际——更确切地说是跨国性的现金流动的爆炸式发展，形成原因不止一个。1971年，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的变化，可能带给它最初的推动力（虽然有些讽刺的是，这种做法的本意恰好与此相反），由此引发了货币投机。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是，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流动资金疯狂地涌向阿拉伯石油生产商。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政府的巨额赤字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美国预算这个“黑洞”把各方面的流动资金都吸了进去[1]，并使美国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债务国。当然，人们可以认为，正是预算赤字造成了美国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的赤字。但实际上，贸易和收支赤字是商品和服务的卖方借给买方——也就是美国的一笔贷款。没有这笔贷款，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就不可能为预算赤字筹措到资金，或者说，它至少要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才可能在不动用这笔贷款的条件下支付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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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些主要的国家已经学会使用国际经济手段来解决国内问题。它们对这些手段利用的程度是空前的。比如，美国利用高利率吸引外资，从而避免解决国内赤字问题。日本则不顾国内经济的衰退，用大力推动出口的办法维持就业。这种国际经济的“政治化”，肯定也是资本流动和汇率极易变化、极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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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原因到底是什么，它们导致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中，产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与货币、信用和资本的符号经济，不再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是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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