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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通行的国际经济理论仍然是新古典主义，它认为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决定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外汇汇率。然而，在最近10年或15年间，资本流动和外汇汇率几乎完全独立于对外贸易，甚至与此相背离（如1984/1985年美元升值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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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界经济也并不符合凯恩斯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认为符号经济决定实体经济。世界经济的动荡与国内经济的波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越发模糊。比如说美国，尽管它的贸易赤字前所未有，但它并没有产生通货紧缩，相反，它是非常勉强才控制住了通货膨胀。虽然美国存在贸易赤字，但它的失业率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里最低的，仅次于日本。联邦德国的制成品出口和贸易顺差同日本增长得一样快，但失业率却比美国要高。相反，日本的出口成倍增长，并获得了空前的贸易顺差，可其国内经济并未急速发展，而是持续低迷，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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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结果到底会走向何方呢？经济学家认为，实体经济和符号经济必然会再次联系在一起。但是关于两者再度结合的方式，究竟是“软着陆”还是迎头相撞，经济学家们还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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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着陆方案——和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一样，里根政府决心朝着这个方向走——期望美国政府赤字和贸易赤字同步下跌，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盈余，至少是达到平衡。届时资本流动和汇率将保持稳定，使主要的发达国家生产进一步增长，就业率走高，通货膨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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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硬着陆”设想。它认为，每一个赤字年度里，美国政府的债务都在不断增加，而且政府预算还必须承担债务产生的利息，这导致赤字进一步扩大。由此一来，外界迟早会丧失对美国和美元的信心，一些权威人士甚至认为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那时外国人会停止向美国贷款，他们会把手里的美元换成其他货币。这种“抛售美元”的结果，将使美元兑换率一落千丈。它还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严重的信用危机，甚至是“清偿危机”。唯一存在问题的是它将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通货紧缩的大萧条，还是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最可怕的瘟疫“滞涨”——经济紧缩停滞而货币又在膨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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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硬着陆”。在这种设想中，日本，而不是美国，要承受一次艰难——相当艰难的硬着陆。主要的债务国美国，欠别人的外债全以美元结算——这种情况在人类和平史上还是第一次碰到。为了摆脱自己的债务，美国不需要拒付欠款，不需要申请延期偿付，也不需要跟人谈判寻求借新债抵旧债。它只需宣布货币贬值，就能有效地剥夺外国债权人应有的债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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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外国债权人”，可以解读为日本。现在日本掌握了美国一半的外债。此外，日本在国外的其他财产与债务也都是以美元形式存在的，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担心政府会失去对日元的控制，一直拒绝让日元成为一种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总共算下来，日本银行现在持有的国际资产，比其他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银行都要多——整整6400亿美元！美元的贬值会给日本带来沉重的打击，简直等于是直接掠夺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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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硬着陆还会使日本的贸易和国内经济受到重创。日本绝大部分的出口都是到美国的。如果出现前述的硬着陆，美国很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我们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显然不可能允许大量进口。这将立即在东京、名古屋和广岛引起严重的失业潮，并给日本带来一场真正的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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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硬着陆设想。承受硬着陆的国家，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也不是任何工业发达国家，而是已经承受了损失的初级产品生产国。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初级原材料都是使用美元交易的，因此美元贬值后它们的价格并不会随之上扬。1985年6月到1986年1月，美元贬值30%，初级产品的价格已经下跌了。这样一来，日本几乎不会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毕竟，它保持美元平衡只是为了支付原材料的进口，而日本进口的其他产品很少，也没有外债。美国同样不会受到影响，甚至还能受益，因为美元的贬值使它出口的工业产品变得更有竞争力。可对初级产品生产国来说，一方面它们的销售大多以美元结算，另一方面又必须用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支付其进口的工业品。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产品出口国，但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只占1/5，剩下的4/5是其他国家提供的——德国、日本、法国、比利时等。这些国家的产品价格，按美元结算有可能会上涨。这将使原本就处于困境的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有人估计，初级产品的价格至少会下降10%，这将使南非和津巴布韦的金属矿产，以及加拿大、堪萨斯和巴西的农场遭受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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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根本就没有什么“着陆”，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要是经济学家们的看法错了怎么办？如果美国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一直持续下去（虽然可能会比近几年低一些）怎么办？只要外国并不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愿意把钱继续投在美国——比如基于其国内的政治考虑，或是为了逃避比美元贬值更可怕的国内政治风险——那么前述情况就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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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有这个设想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不仅仅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确切地说，这种设想已经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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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到1986年2月间，美国政府强行把美元下调了1/3（从1美元兑换250日元调整为1美元兑换180日元）——这是历年来，世界主要货币最大规模的一次贬值，虽然在名义上称之为货币调整。美国的债权人们一致支持这次贬值，实际上他们还主动要求美元贬值。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大幅度地增加了对美国的贷款。很显然，国际银行家们全都认为，债主们借给美国的钱越多，遭受的损失越多，美国的信誉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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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爱丽丝漫游奇境式态度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宁愿持有的美元遭受惨重损失，也不愿造成国内的失业。没有对美国的出口，日本的失业率可能会和西欧一样高，也就是9%～11%，并将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上。重工业是一个牵涉政治的敏感问题，而且在后来者（如韩国）的竞争之下，日本的重工业本来已变得极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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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批数量更大的钱，至少几千亿美元，大多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外逃资本”，它们已经以美元的形式获得了庇护。单纯的经济刺激，比如较高的利率，是不可能把它们吸引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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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部资金来维持美国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所需资金相当之大，因此这种情况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然而，如果政治因素起主导作用，那么符号经济仍将与实体经济脱钩，至少在国际范围内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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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最终产生哪种设想的结果，国际经济都不可能回复到“正常状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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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意味着从现在起，应当在经济理论和商业政策中，把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视为一种重要的“相对优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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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教导我们，实体经济的“相对优势”因素——相对劳动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相对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等——决定汇率。实际上，所有的行业也都是按照这一理论制定其政策的。然而，汇率在A国和B国劳动力成本对比中日益成为决定性因素。汇率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相对成本，而且是一种企业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因此，任何希望进入国际经济的公司，都必须意识到自己同时开展着两种业务：既是一种产品的制造商（或是服务的供应商），也是一家金融企业。哪一项也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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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那些向国外销售的公司——不管是作为出口商，还是通过外国的分支机构——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保护自己免受汇率损失：销售收入、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流动资金以及海外投资。不管企业认为本国货币是升值还是贬值，都要做好这些预防措施。从国外采购的企业也应当这样做。甚至于那些在国内市场面临外国产品竞争的纯国内企业，也应当学会预防其主要竞争对手使用外汇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如果美国企业在美元升值期——1982～1985年期间——这样做了的话，它们在国外市场上的地位和外汇收入中大多数损失都是可以避免的。与其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倒不如说是管理上的失败。显然，股东们和一般公众，有充分的权利期待管理层在下一次能干得漂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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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政府的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要聪明过了头。利用世界经济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来牟取短期利益，回避一些不讨好的政治抉择，这些做法很诱人，但绝对行不通。实际上，它很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而不是成功——这是迄今为止的三种做法带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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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政府人为地压低美元汇率，希望通过提高出口，刺激美国经济。美国的出口确实增加了——而且增幅相当可观，但这并未能刺激国内经济，反而引起了萧条，创下了有史以来的高失业率，加速了通货膨胀，这实在是一种糟得不能再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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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里根先生提高了利率，试图阻止通货膨胀，并让美元升值。通货膨胀确实止住了，而且引发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但美元升值过高，掀起了外国进口的高潮。结果，里根的政策把旧有重工业最脆弱的部分，如钢铁和汽车暴露给了国外竞争者，它们根本无法以1美元对250日元（或1美元对3联邦德国马克）的汇率和外国对手竞争。而且，这使它们无法获得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收入。此外，里根的政策还在一个最糟糕的时机，严重地，甚至是彻底地破坏了美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更糟糕的是，里根先生耍的“小聪明”破坏了他原先的主要目的：减少美国政府赤字。由于丧失了国外的竞争力，国内工业得不到足够的发展，也就无法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因为国会（以及政府行政分支）能够轻易地，甚至无限制地获得外国资金，于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推迟削减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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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利用国际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脱钩方面，大概也是聪明过了头。它们利用币值被低估的日元，拼命加大出口，这种政策让人联想起卡特执政时期的美国。但是，和美国先前一样，日本也未能有效刺激国内经济，虽然它的出口大幅度提升，但最近几年日本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结果，就像上面谈到过的一样，日本过度依赖于美国这一个客户，这就迫使其在美元上投入巨额资金，这种做法相当危险。每一个有头脑的日本人（当然，包括日本政府和日本中央银行）都知道，这些债权很可能会严重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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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述三个教训告诫我们：政府的世界经济政策，必须让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这两者的需求相协调，而不是利用它们之间的不和以利己，才能获得成功。让我们来重复一句古老的格言：“经济上别耍小聪明，要简单，要诚实。”但我担心，有些国家的政府大概不会认真听从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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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担任了30年经济顾问的斯蒂芬·马里斯（Stephen Marris），在其著作《赤字与美元：危机中的世界经济》（Deficits and the Dollar：The World Economy at Risk，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1985年12月）中对此问题做过令人信服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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