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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对于纯粹的国内制造商来说，使公司的财务“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能最妥善地保护自己免受外商基于货币汇率展开竞争的损害——这可能也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一种货币升值过快，从而带给外国竞争者决定性的优势——最近的例子是1983～1984年间，美元对日元和联邦德国马克比价的快速上扬——国内制造商可以借入外国竞争者的货币，或是卖空该货币。这样公司在买回自己所欠外国货币的时候，就能以本国货币的形式获得利润，从而降低其国内产品的定价，对付以汇率为基础展开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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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这总归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游戏，它游走在“套头交易”和“投机买卖”之间的细钢丝上。因此，进行这种冒险的金额一定要严格加以限制，从事冒险的时间也要尽量短暂。这一策略的成功应用者，一次性买空卖空的时间从不超过90天。不过，在卡特执政时期，通货膨胀，美元贬值，联邦德国的很多制造商正是利用这一策略，避免国内市场被美国打入。虽然这一策略可能是投机，但另一种策略，即什么也不做，仍然可能是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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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汇率波动是当前经济现实的一部分，公司务必需要将之视为另一种成本，虽然它比劳动力成本或资本成本变化更快，更难以预计，但本质上并没有太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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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还意味着，企业，特别是与世界经济结为一体的企业，必须把自己当做两种截然不同的部分加以管理：一部分是企业的核心业务，它永远地固定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中；一部分是外围业务，它能够根据主要成本——劳动力、资本、汇率的变化和差异而转移，甚至是快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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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生产高技术产品的公司，可以利用在本国的工厂生产在质量、性能和完整性方面对产品起决定性作用的部件——比如这类零部件占最终产品价值的45%～50%。如果该公司在一个以上的发达国家设有工厂，还可以根据汇率的有利条件，把核心生产业务在这些工厂之间进行转移。剩下的50%～55%属于外围业务，流动性更大，哪里的生产成本最低，就通过短期合同把它安排在哪里——既可以安排在汇率条件有利的发达国家，也可以安排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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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的汇率波动变化很大，这就要求管理层，甚至那些单纯的国内企业的管理层，要把公司当成是“国际”企业，当成是植根于世界经济中的企业那样来管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汇率的不稳定意味着世界上不再有什么美国企业、德国企业或法国企业，只有美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管理的世界经济企业，至少在制造业、银行业和金融业上是如此。这是15年前从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所带来的最自相矛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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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宣称，浮动汇率的一大优势在于，它消除或大大减少了各个经济大国之间比较成本的差异，从而增强了企业的民族性。当时人们还获得保证说，浮动汇率能够消除，或大大减少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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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原来认为，汇率可以根据各国之间的贸易平衡进行自动调整。实际上，经济理论仍然宣称，汇率是由产品与服务贸易的平衡状态所决定的。但与此相反，随着世界经济中四处流动的短期资本累积达到3万亿美元，短期资本流动开始决定汇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产品与服务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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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当时还希望，浮动汇率对政府施加了财政上的限制，可以消除，至少是减少政府对汇率的操纵。但显然，如果美国政府不能保持美元的高比价，从而不断推迟结算日的到来，美国政府几年前就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巨额赤字了。然而，最重要的是，人们曾经期望通过浮动汇率维持货币的稳定性，消除货币币值容易浮动的现象，可它实际产生的结果恰恰与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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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汇率浮动的经济现实，与当初的预计截然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现实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现实还将继续下去。管理者们必须学会应对货币波动和货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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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6章 出口市场与国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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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告诉日本人说，里根总统打算停止美国对西伯利亚至西欧一线天然气管道设备的供应。他们全都不相信：“这会把重型推土设备的世界领导权，从卡特彼勒公司和美国手里夺走，白白让给小松重工和我们日本人！推土设备是一个有着良好长远发展前途的重工业行业。绝没有哪个政府会这么干！”我说，美国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绝不会考虑美国这一主要制造业的竞争地位。几个平常极有礼貌的日本人差点就要骂我是个骗子了。但从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而言，政府确实没有考虑——也不可能考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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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美国政府在1981年决定针对通货膨胀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时，也没有顾及它会抬高美元的国际价值以及美国产品的价格，从而使美国产品被推出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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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以来的150多年里，美国政治的“既定”方针就是：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地位，不属于政治决策者们要考虑的问题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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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有着保护国内市场的长期传统。尽管我们对自由贸易谈过不少冠冕堂皇的话，但保护主义和苹果馅饼一样，是地道的美国货。至少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就一直是制定政策的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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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制定政策时考虑对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是不合适的。150年间只有一位总统的想法有所不同：赫伯特·胡佛。至于其余所有的总统，哪怕是最“支持企业发展”的总统们，也都忌讳考虑制成品出口，因为这意味着“关心那些肥猫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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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并没有带来什么损害。那时制成品出口无关紧要，最多只占全美出口量的5%～8%——在主要工业中占的比重就更微不足道了。但最近20年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斥责美国制造商“忽视出口市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苦苦哀求制造工业“学习如何行销海外”。但实际上，美国制造工业的出口量，在其总产出量中所占份额接近日本的两倍；除了联邦德国，美国工业生产的出口份额，超过所有主要的工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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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发展的结果。美国公司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不仅没有抢走美国的就业机会，还成为国内制造行业的最好客户。美国制造业出口蓬勃发展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态度和能力上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种改变产生的结果是，1982年美国工厂里每5个就业机会就有一个是工业品出口带来的。而且1982年对出口商来说还算不上一个好年头，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世界经济衰退，主要的原因是美元的估价过高。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经济的前助理部长，现为一私人企业顾问的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估计，如果当时美元币值降低10%，美国的出口量能提高整整1/4；出口量也将达到美国制造业总产量的1/4，而且这个总产量将比现在高得多。根据伯格斯坦先生的看法，美元币值过高将使美国制造业丧失更多的工作机会，比钢铁和汽车工业的危机加在一起带来的失业率还高。目前世界市场对美国农民而言比对美国产业工人更为重要：2/5的农产品销往世界市场，而只有1/4或1/5的制成品销往世界市场。但即便是在1982年这样出口较差的年份，世界市场仍然是美国工厂最大的一个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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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条件下，把美国国内政策和对美国制成品在出口市场上竞争地位的考虑割裂开来的做法，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