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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高科技企业在欧洲风靡一时。法国专门设立了一个权力极大的部门，让政府把鼓励兴建高科技企业放在首要位置上。联邦德国按照美国的模式成立了风险投资公司，并且开始谈论建设自己的硅谷。他们甚至自创了一个新词——“企业家文化”（Unternehmer-Kultur）——忙着撰写学术论文，召开有关的讨论会。甚至连英国也建议政府资助半导体、生物技术或电信等领域的新兴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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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欧洲人重视自己和日美竞争者之间日益增大的高科技差距，这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能力，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然而，欧洲人以为，高科技企业可以凭借自己迅猛发展起来，无须植根于创业型经济的土壤里。这种观点是全然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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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是政治。高科技本身创造的是属于未来的——而不是当前的工作机会。为了向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提供新的工作机会，一个国家需要大量的“低技术”或“非技术”性企业——可欧洲人并不想要这些东西。在美国，财富1000强企业和政府机构雇佣的员工人数，在过去15～20年里，减少了500万人次。然而总就业人数，却从1965年的7100万增加到了1.06亿。这一期间，高科技只提供了大约500万个工作机会：也就是说，不超过重工业企业和政府部分失去的工作机会。美国经济中所有额外的工作机会——3500万——是由大量中等技术、低技术和非技术企业提供的：外科手术器械、家庭健身器械、跑步鞋制造商、金融服务企业、玩具制造厂、“民族风情”餐厅和低价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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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创业活动仅限于高科技范围——欧洲人正试图这么做——随着重工业的减产和自动化，失业率会持续增加。没有哪个政府（特别是民主政府），有可能继续让这些属于过去的境况不佳的巨人，顺从于前途并不确定的高科技企业。很快，政治现实就会迫使政府放弃对高科技的支持，把国家所有的资源用于保护、资助和挽救现存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有着强大工会组织的重工业企业。要求政府这样做的压力，正迅速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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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法国共产党于1983年退出了政府。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自己所属的社会党，特别是其内部强有力且呼声很大的左翼，也对总统的高科技政策甚感不满。此外，该政策还越发遭到许多大企业雇主的反感。实际上，法国的右派在1986年的议会选举中就试图重新夺回多数权，制定了一个与密特朗政府工业政策完全相反的政治纲领，要求法国优先考虑现存工业的就业问题，抛弃对高科技企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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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德国，要求支持老企业以维持就业、停止对新兴企业提供信贷和资本的呼声也越发高涨。银行一直受到来自其主要客户——即现有企业的某种压力，希望它们不要再为任何可能的竞争者提供资金，而在联邦德国，银行是投资和借贷的主要渠道，甚至是唯一的渠道。即使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她所属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的压力，这些人害怕在下次选举中失去席位——要求她忘掉所有关于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宏伟计划，转而扶植衰落中的传统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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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一个广阔的创业性经济土壤，高科技企业就行不通。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还有另一个更微妙但也可能更重要的原因：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高科技企业就像是高山之巅，它必须坐落在大山之上：这座大山就是遍布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的中等技术、低端技术和非技术性创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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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每年要成立60万家公司，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繁荣期的7倍。但这其中只有1.5%的企业——也就是一年1万家——是高科技公司。剩下59万家的新办企业，包括从非技术性的——如新办外国饭店或垃圾收集和处理服务——到诸如特种非金属铸件的小型自动化铸造厂等中等技术企业。然而，要是没有这些企业，高科技投资就会胎死腹中。比如说，它们将无法吸引到高素质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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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创业型经济环境，科学家或工程师就会选择在“大公司”工作的安全和地位（在欧洲，他们仍然如此）。高科技企业同样需要会计师、销售员和管理者——而他们同样不愿意在新办的小型高科技或非高科技企业里工作，除非这一做法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接受，甚至成为人们首选的就业方向。30年前，美国的专业人士同样希望到机构健全的大公司或政府工作，寻求他们事业的发展机会。而现在他们却不顾风险和不确定性，进入新办企业工作。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的创业型经济成为可能，并随之带来许多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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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发展趋势的推动力，并非来自于高科技的魅力，它来自无数毫无魅力可言的非技术或中等技术企业所提供的各种工作。这些工作也毫无魅力可言，然而它们富于挑战性，而且有着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是它们，造就了创业型经济的基石。毫无疑问，高科技满足人们的想象力，而其他的公司为人们提供日常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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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低端技术和中等技术企业创造的利润还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了资金。和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高科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不赚钱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世界电脑工业从整体上来讲，每年都严重亏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然，IBM赚了大把的钱，还有少数其他（主要是美国）电脑制造商在60年代实现了盈利，但这些利润远远不能抵消大型电子设备制造商——如通用电气、西屋电气、西门子、飞利浦、美国无线电公司等的严重亏损。同样，至少还要10年，生物技术或机器人制造业才能实现盈亏持平，而整个微型计算机工业要实现整体盈利大概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非技术、低端技术和中等技术企业形成源源不断的利润，为高科技企业筹集所需要的资本。没有它们，就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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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目前为止，欧洲以及欧洲政府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些事实的迹象。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变。美国的创业大潮，差不多是在15年前开始的。而在一些最主要的人口发展趋势指标上，欧洲比美国落后15年——婴儿出生高峰期、婴儿出生低谷期、大学教育的迅速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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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些趋势显然是促进创业精神复兴的因素。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婴儿潮一代已经占据了好的工作岗位，大公司和政府中的机会越来越短缺，后来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愿意，甚至渴望加入小型新办企业工作。而在欧洲，婴儿潮一代才刚刚进入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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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欧洲政府对高科技领域以外的创业者仍然抱有敌意（在法国，人们还瞧不起创业者）。例如，欧洲的税法对他们极为苛刻，严格限制他们融资和贷款。欧洲的社会也不鼓励人们——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到政府机构或大公司以外的“粗俗”地方去工作。除非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转变的迹象——对高科技创业的沉醉，不仅无法复兴衰退中的欧洲经济，甚至也无法真正发展高科技。它只可能落得和欧洲上一次高科技狂热——即协和式飞机——同样的结局：谈不上什么辉煌结果，却有一大堆赤字；没创造什么就业机会，在技术上也不曾获得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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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8章 我们能向德国人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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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没什么人谈起“德国奇迹”，特别是德国人自己更是闭口不谈。市面上没有关于德国管理方面的畅销书，也没有“我们能向德国人学习什么”的研讨会。然而近年来德国经济的表现，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和日本同样引人注目，甚至比日本更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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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联邦德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占世界贸易的13%；1985年，世界工业产品贸易有了大幅度上升，而联邦德国的出口量也同步上升到17%。它紧跟在美国之后：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占20%。但德国比日本的16%要高一些。而且联邦德国的人口不到美国的1/4，只相当于日本的一半。因此联邦德国的人均工业出口量是美国的四倍，日本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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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的工业品出口比日本更为平衡。日本只有一个主要的客户，即美国。美国几乎消化了日本几个主要行业出口总量的一半。可只有一个联邦德国公司——一个相当小的公司保时捷——像日本主要出口商那样对美国客户有着严重的依赖性：半数的保时捷汽车都销往美国。其他联邦德国公司销往美国市场的产品只占自己产量的1/10甚至1/12。很多联邦德国公司对美元严重贬值都感到很头痛。但对很多日本制造商来说，这不啻于一场灾难。总而言之，联邦德国公司从未严重地依赖于单独的某个外国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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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联邦德国的出口收入并不依赖于少数集中产品。而日本则主要依赖于4种产品：钢铁、汽车、半导体和家用电器。没有哪一种产品的出口占到德国出口总量的1/12——即便是汽车行业也没有，尽管德国拥有奔驰、宝马和保时捷等著名汽车品牌。与此相反，日本的四大类出口产品，占了日本出口总量的2/3强。在每一种工业产品类别中，总有一家小型或中型专业德国公司，是世界顶尖的供应商。而日本，在主要的工业产品类别中，还算不上是世界级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