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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是动手的时候了。到1990年，婴儿潮第一波出生的人，大多已经到了40岁，现在的年轻主管们将步入中年。雇主们，特别是大型企业雇主们，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管理阶层挺起了“大肚子”。公司里会出现大量仍然还年轻的人，经过了不少年的快速提升，突然走到了职业的尽头。到那时，应当拿出一套行得通的政策，辨别哪些人应该留下，哪些人应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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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雇主还应当准备一套处理60岁以上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1929年之后的第一波大规模就业风潮（也就是50年代初）中开始从事管理和专业生涯的人，大多达到或超过了60岁。然而，和他们的前辈们不一样，5年后他们不会自动消失。45岁左右或50岁就开始从事“第二职业”的人，知道在20年后该怎样发展“第三职业”。但对那些此前从没这么做过的人，在63岁或65岁才走出公司大门然后重新开始，是非常困难而令人沮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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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最先明确提出并坚决执行的一条基本原则是，60岁以上的人应当不再肩负主要的管理职责。这是一条对任何人来说都相当明智的原则，而不仅仅是针对管理人员。如果管理者制定了决策，若干年后公司因为这条决策陷入麻烦——这种事情经常发生——需要该管理者帮忙的时候，他却已经退休了。那么最明智的做法是，当初他就该退出这类决策。年纪较大的管理者应当转而从事那些可以一个人完成的工作，而不是当别人的“上司”。他（她）应当专注于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如咨询、教导、制定标准、解决冲突，而不是从事“管理者”的工作。日本人就有一种“顾问”的职务，他们工作得非常有效率，有时候可以一直干到8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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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家美国大银行的老主管经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63岁以前，他一直是该银行亚太分部的主管，他把这个部门搞得很好，非常赚钱。接着，10年后，他退出了实际业务，变成了银行对第三世界国家贷款问题的政策制定者、战略家和顾问。现在他的同事们要求他再干几年——但他不必再出差和参与谈判。他的例子说明，秘密在于要找出一个人的专长，并设法将它们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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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岂非太麻烦吗？的确麻烦，但没有别的办法。雇主们在对待上了年纪的主管时，越来越频繁地被夹在磨石和磨盘中央。磨石就是法律，法律规定雇主必须证明自己对42岁以上雇员的人事决定——任何有关人的决定——不存在年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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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到下个世纪——2015年左右，届时婴儿潮第一波出生的人都到了65岁上下——雇主们还将一直受到来自比这批人年轻的员工的沉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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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婴儿出生高峰到1961年“生育低谷”出现之后才结束。因此，婴儿潮的最后一批人现在才刚从研究生院和专业学校毕业。10年之内，即1960年出生的人到35岁之前，我们将拥有大量年轻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士。在那之后的10年，我们又会拥有大量“黄金岁月”的人，即35～45岁之间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士。这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雄心勃勃，希望像前任一样获得迅速的晋升。如果公司无法满足这些“磨盘”们——即这批较年轻的一代的愿望，就有可能失去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有雄心的人会辞职而去，留下来的人则消极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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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出有关政策，既满足法律的强制性要求，即让上了年纪的管理者继续工作，还要为年轻人创造足够的升迁机会。同时，为了让企业健康发展，对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应当以表现、挑战精神和生产能力作为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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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18章 向职业学院付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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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投资是到职业学院去学习。不管它是工程学院还是医科学院，法律学院还是图书馆学院，商业学院还是建筑学院，总之从这种学院毕业会极大地提高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水平，所获得的收入将等于原始投资——也就是所交学费的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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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职业学院都能带回同样的经济回报。但即便是“产出”量最低的学院（比如教育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和图书馆科学学院），也能够使毕业生的收入大大高于美国中等收入水平。然而，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职业教育经费都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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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院的学费比文科院校学费的增长速度快得多，而且很多职业学院的学费，在未来还将出现大规模增长。然而，这些学院（不仅仅是工程学院和商科研究生院）的教师工资毫无竞争力，导致人才大量流失。并且，由于高等教育经费越来越少，赞助者（包括政府和私人捐助者）必将削减对职业学院（培养“精英”和“有钱人”的学校）的资金支持，把重点转向针对“大众”的文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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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波士顿大学校长约翰R.西尔伯（John R.Silber）就建议消除富裕的大学毕业生和贫困的母校之间的差距，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贷款项目，资助学生支付学费，学生毕业后5～10年内还清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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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提议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阻止大量最有才华的申请者入学。在事业的初始阶段就陷入大笔债务是相当可怕的，特别是对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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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贷款项目还将对那些选择为公众服务而不是赚大钱的毕业生造成歧视——比如，一位医生打算去从事研究工作，或者到非洲当义务医生，而不是到派克大街去做整形外科医生；或者一名律师，打算做公共辩护人而不是去做公司兼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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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把职业教育看做一项投资，问题就简单多了。投资是由其创造的额外价值来偿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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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助职业教育——甚至是让它走向富裕——只需要从它创造的额外价值（也就是说毕业生终身收入能力的提高）里返回一部分给学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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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选择去非洲当义务医生的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会变成负担，他的债务为零。这对成了成功整形医生、大笔捞钱的那位同学也不是什么负担，他付得起。职业教育带来的增加价值中的很小一部分——毕业生超过中等收入水平以上部分的5%——就足以资助职业学院，并使之获得财务独立。我们甚至还能用这种办法资助文理科的研究生院——这是我国大学里财务状况最糟糕的部分。可以这么说，文理科研究生院是职业学院的“研究与开发部”。裁减研究与开发工作，转向可以“出售”副产品赚钱的部门，是一种短视的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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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很多大学正是这么做的。它们裁减文理科研究生院的预算，转向靠培养博士就能支撑得起的教育项目。而这些博士，大部分是为各学院未开设专业的教育工作而培训的。研究生院的主要“产品”是知识和想象力——而对这一工作应当给予充分的支持，不管是有大量博士生还是只有几个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