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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批体力劳动者的直系后代，大型制造业（钢铁、汽车、机电设备、橡胶、化工）里加入了工会的蓝领工人，每年的最低收入是5万美元（约有一半都是“福利”），是现在一辆低档小汽车价格的9倍之多。而这尚未反映出工人们实际收入水平的进步，因为现在的蓝领工人每天只工作8小时，每星期只工作5天，每年工作的总时间，只相当于75年前蓝领工人的1/3。以汽车价格作为衡量标准，蓝领工人每小时的收入翻了40～50倍。虽然制造业半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比工会化的大型制造企业低得多——前者的时薪只有15美元，而美国钢铁公司给出的时薪为25美元——即便如此，其年实际收入仍超过3万美元，等于5辆新车，每小时的收入在75年里增加了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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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里，低技术工人在经济地位上的这一根本性变化，是20世纪社会变化的中心环节。这一变化在社会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过去100年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虽然我们通常将之称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它的实现，完全是依靠更大的资本投资、更精良的机器和工具，以及更有效的管理。劳动者，特别是技术低知识低的劳动者，享受到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一切成果，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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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的一大壮举。今天的工人不必再像1907年的工人那样长时间地艰苦工作，他们工作的时间比从前短，劳动强度和事故发生率也比从前要小得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并不需要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实际上“半熟练工”只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大多数生产线上的工作，都可以在3个星期内学会，很难称得上有什么技术要求。用锄头和铁锹挖条沟，也需要比这更长的时间才能变得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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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经济中的大多数其他职业，实际收入的上升水平要慢得多。实际上，一份工作要求的技能或知识越多，它的实际收入增长得就越慢。20世纪初，商店里的销售员和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一样——可能还要多些，可现在销售员的收入只相当于蓝领工人的1/3到一半。医生和律师的实际收入原来至少相当于蓝领工人的5倍，而现在医生和律师的平均“总收入”，还不到高度工会化的钢铁和汽车业蓝领工人收入的2倍。过去，在待遇最好的大城市里，教师的实际收入是蓝领工人的3倍，而现在，即便考虑到教师的工作日更少、假期更长、退休金更高等因素，他们挣的钱也比加入工会的蓝领工人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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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的缩小在制造业表现得最为明显。熟练工人（如机械师和电工）和半熟练工人的收入差距降到了25%以下；而在75年前，前者的收入至少是后者的3倍以上。当时福特汽车有一则著名的广告说：“T型车的价格，不超过一名好技工的年收入。”1910年前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在每周20美元左右，3倍于体力劳动者的薪水，而现在大学生的起薪比体力劳动者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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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工商业的天之骄子，著名商科院校毕业的MBA，也往往要在工作五年后，才能使总收入超过只培训了30天的非熟练蓝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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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不是一个坚定的平均主义者，也能认识到这些发展大部分是有益的，它初步实现了社会的公正性。但它的副作用是（虽然它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预见到），知识和技能不断贬值，极大地削弱了维持学校教育水平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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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学校基本上是摆脱贫困和不安全感的唯一途径，也是过上富裕生活、赢得自我尊敬和他人尊敬的唯一出路。当然，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保证获得成功，但是没有知识和技能，就注定要失败。从那以后，社会各方对学校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其维持教育水准和教育质量。人们常常谈到，在20世纪的最初25年里，贫困的犹太移民对纽约市的学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正是这些要求，把1890年或1900年时还默默无闻，甚至糟糕透顶的学校，变成了教育界的高压锅。纽约的犹太作家们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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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荷华州的农庄，或是明尼苏达州的瑞典移民区，也向学校施加了同样的压力，原因同上。“你只管告诉我们谁是捣蛋鬼或是不想学习的孩子，我们会来管教他。”从新英格兰来的18岁女教师刚刚到达牧场上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当地居民就这样对她说。而且，这些居民们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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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求知识和技能——至少是要求高学历的工作，仍然更受社会的尊重。除了经济之外，影响学校教学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知识和技能不再是摆脱经济困境的唯一道路。大学教授仍然认为儿子辍学去装配线上班很丢脸，但儿子却跟父亲过得同样舒坦。而蓝领工人看到的情况是，在玻璃厂当机器操作员的长子，和从州立大学毕业的小儿子挣得一样多，而且挣钱要早得多。这样一比较，这名工人自然更愿意选一家重在“照顾”而不是“严格要求”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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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类现状已经结束了。即便经济复苏恢复了所有蓝领职工的就业岗位，薪水和福利也极为优厚，这种现状也走到了尽头。就业的方向转到了经济快速发展领域的知识性工作，带来了新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工人投入工作的知识和技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最终，生产力必然决定支付能力和真实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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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信心十足地说，美国的学校必将迅速得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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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21章 管理：成功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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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上保守得最好的一个秘密是，最先系统应用管理理论和管理原则的，并不是工商企业，而是公共机构。在美国，最早系统化并有意识应用管理原则，并且充分意识到这是在应用管理原则的，是特迪·罗斯福总统的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对美国军队进行的改组。几年以后，1908年，出现了首位“城市管理者”（在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市）。这是有意识地应用当时刚出现的管理原则，把“政策”（由选举产生并在政治上负责的市议会制定）和“管理”（由非政治的专业人员负责，并且只针对管理）分离开来的结果。同时，城市管理者，也是第一个被叫做“管理者”的高级行政主管；而在商界，这一称呼尚不为人知。例如，弗雷德里克W.泰勒在著名的1911年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所做的证词中，从未使用过这一术语，而是称之为“所有者及其助手”。而当泰勒被要求举出一家真正实践“科学管理”的组织时，他没有提到任何一家企业，而是以梅奥医院（Mayo Clinic，美国最著名的医疗机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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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城市管理者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将管理和管理原则应用到一个在新政期间发展得无法控制的联邦政府组织里。又过了10多年以后，也就是1950～1951年间，类似的管理概念和原理才被一家企业系统化地应用到一件类似的任务上：改组通用电气公司，其迅速发展使原先设计的纯粹功能性组织结构变得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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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工商界之外应用管理的地方，可能和工商界一样多——甚至更多。美国当前最具管理意识的机构应当算军队，紧随其后的是医院系统。40年前，当时才刚诞生的管理咨询师认为，只有企业可能会成为自己的客户。而现在，一家典型的管理咨询公司有一半的客户都是非企业界的：政府机构、军队、学校和综合性大学、医院、博物馆、职业协会，以及像童子军、红十字会一类的社会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