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29237e+09
1702292370 管理前沿(珍藏版) [:1702289428]
1702292371 管理前沿(珍藏版) 反托拉斯的社会成本
1702292372
1702292373 但是,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仍然很清楚地表明,我们至少应该严肃考虑一下进行某些改革的必要性。首先要改革的应该是,在反托拉斯措施中,引入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赞同的关于“分析”和“政策”的区别。“所有的经济学家,”有一条常常被引用的话说,“都认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和检验标准是消费者。如果有人认为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其他东西(比如就业),那他肯定不是经济学家。”这种说法虽然并不完全正确,却也有几分道理。
1702292374
1702292375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甚至其他任何地方的经济学家来说,上述言论只适用于“经济分析”,而不适用于“经济政策”。但对于极少数经济学家——如芝加哥的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及其信徒们——来说,它却两者都适用。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他们观点的影响是健康有利的。施蒂格勒坚持认为,为了消除在经济政策中盛行的草率作风,在经济分析时极有必要只考虑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因素,而不考虑其他问题。施蒂格勒多年以来的一些主张是很有价值的,即政策制定者要从对纯经济因素的了解出发,才能看清所选择的政策由于偏离上述方向而造成的成本。
1702292376
1702292377 他的信徒们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绝不能偏离纯经济分析。施蒂格勒的信徒们控制着反托拉斯。要是考虑了其他因素——比如外交、国防、社会效应等,那就是不纯洁,甚至是堕落。对于反托拉斯的经济学家来说,唯一要考虑的因素只有抽象的消费者利益。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拒绝承认,贝尔系统的解体必然导致穷人的电话费上浮,而企业的电话费则会降低;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影响,也就是全国的电话费总额。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在纯经济分析上稍做让步,稍有偏离,就意味着滑向灾难的深渊,那就是“对法律玩弄政治”。对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接近疯狂的美德。
1702292378
1702292379 因为,反托拉斯的确是政治。1984年冬,两家大型钢铁公司有意合并,里根政府就此问题发表声明说:“我们不允许政治介入反托拉斯当中,这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这是伪善的废话,毫不诚实。一起主要的反托拉斯诉讼必然是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处理它的方式更是如此。例如,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如果不是因为通货膨胀严重腐蚀了公司的经济实力,让它在政治上变得非常容易遭受攻击,几乎根本就不会提上议程。整个有关钢铁公司合并的决定也全都是政治性的: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允许大型钢铁公司合并,是否比限制从欧洲进口钢材,从而有可能引发和欧共体之间的贸易战,更为可取一些呢?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白宫刚一宣布它不干涉钢铁公司合并的问题,反托拉斯就自食其言,同意它们合并了。反托拉斯经济学家认为,没有一种合理、严密而可观的理论,能在经济决策中考虑纯经济因素以外的问题。这是完全不正确的。50年前,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福利经济学中,早就提出了这一理论。福利经济学所做的是,从纯经济、纯粹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分析结果出发,相当精确地计算各种方案的经济成本。例如,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地方电话服务,长途电话费应该比严格的经济理论价格高出一定的水平,才能给地方电话业务提供补助,那么这一追加的成本是多高呢?如果做出某种经济让步或社会让步,其经济代价是多大呢?换句话说,某一政策的经济成本是多少?按照定义,政策并不只指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的或军事的——它总是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谁受了损失,谁获得了利益,损失有多少,利益又是多少?
1702292380
1702292381 但反托拉斯经济学家有一点是非常正确的:法律并不见得能比反托拉斯措施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像在其他领域里那样,在重要的反托拉斯诉讼中,把分析和政策分离开来(顺便说一下,大多数法官们也同意)。在发现某个公司或行业违法之前,应当以法律分析和经济分析为主导,然后应当成立一支高水平的专家陪审团——其成员可由检控方指定一名,被告方指定一名,还有一名由公众提名(或是由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他们可以根据福利经济学,找出各种替代方案。专家小组考虑的问题可以限定在相当小的范围内:主要的社会影响;生产率、资本构成和就业等方面的重要经济影响;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和技术领导地位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案中,这样一支陪审团肯定会建议,由各业务公司继续提供对贝尔实验室的经济支持,还可能强迫我们正视国防通信问题。陪审团只应提出建议,而不是做出裁决,由法官来做出最后裁决。但法官需要建议,法官的背景和职业经历中,并不具备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如果按照相反的程序来处理这些问题,事情也会被搞砸。
1702292382
1702292383 当然,这样的改革,或是稍微类似的改革,都是将来的事,但可能不会是太遥远的未来。如果贝尔系统解体行得通,并且在10年以后美国在通信方面仍然占有领先地位,那么一切都很好。但如果对美国电话电信公司的“自然垄断”进行反托拉斯清算10年以后,只不过是多了些把戏,成本反而增加了,并且损害了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危害到了国家的安全——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可能就要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考虑了。
1702292384
1702292385 [1984]
1702292386
1702292387
1702292388
1702292389
1702292390 管理前沿(珍藏版) [:1702289429]
1702292391
1702292392 管理前沿(珍藏版)
1702292393
1702292394
1702292395
1702292396
1702292397 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35章 社会需求和企业机遇
1702292398
1702292399 20世纪初,有两名美国人,很可能在彼此并不知道的情况下,独立地发起了重大的社会改革活动。他们属于第一批这么做的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大力宣传并在经济上资助建立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朱利叶斯·罗森沃德(Julius Rosenwald)创立了农业服务机构,并接办了才创立不久的4H俱乐部[1]。卡内基当时已经从商界退休,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富翁之一。罗森沃德才刚刚买下一家濒临倒闭的邮购公司西尔斯罗巴克,他的事业和财富才刚刚开了个头。但这两人都是激进的改革家。
1702292400
1702292401 早期的企业家为自己树立的纪念碑都是文化方面的:博物馆、歌剧院、大学等。和卡内基与罗森沃德同时期的主要美国企业家,如利兰·斯坦福(A.Leland Stanford)、亨利·亨廷顿(Henry E.Huntington)、J.P.摩根、亨利·弗里克(Henry C.Frick),以及稍后的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仍遵循着这一传统做法。而卡内基和罗森沃德则转而去改造社会和民众——提高他们的绩效、能力和生产力。
1702292402
1702292403 但这两人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了。他们信奉的人生哲学完全不同。卡内基恨不得站到屋顶上高呼:致富的唯一目的在于散财。他认为,上帝希望我们把事情做好,这样我们才能去做好事。相比之下,罗森沃德谦虚,在公开场合很腼腆,不摆架子,从不说教,但他的行为却比言辞更响亮。“要想做得好,你必须先有做好的能力。”这是罗森沃德的信条,比卡内基这位来自匹兹堡的无政府主义钢铁大王要激进得多。卡内基信奉财富的社会责任;罗森沃德信奉企业的社会责任。
1702292404
1702292405 罗森沃德看到当时美国农民仍然相当贫穷落后,极有必要提高他们的能力、生产力和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让农民掌握科学的务农知识和耕作技巧。当时,经过了几十年对农艺学和农场推销学的系统研究,这类知识和技巧已经极为丰富。但在1900年或1910年前后,它们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除了极少数有知识的农学家,一般人难以掌握。虽然罗森沃德这么做的动机有一部分是出于慈善性目的,但他同样看到,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繁荣,和其主要顾客(也就是农民)的富裕紧密相关。反过来,农民的富裕又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罗森沃德创立的农业服务机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曾独立支撑它长达10年之久,直到美国政府最终接手为止——和4H俱乐部显然是慈善性质的,但它们同时也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广告和公共关系部,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开发了市场和客户。它们的成功,部分地解释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如何从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在短短10年内成了全美第一家真正的全国性零售商,并成为盈利性最好、成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之一。
1702292406
170229240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另一名美国企业家提出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另一种方法。威廉·诺里斯(William C.Norris)于1957年创立了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并担任董事长直至1986年退休。他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看做是企业创造利润的机遇。他同时还是位关心自己同胞的慈善家。他根据社会需求而不是市场需求来选择自己的项目(在市内的少数族裔社区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对犯人进行改造和培训,教育在学习上有困难的人)。但他指出,对公司的投资、企业中进行信息和数据处理的人力资源、公司所拥有的专门技术,完全可以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创造出一家能够自我维持和盈利的企业。
1702292408
1702292409 与卡内基的慈善事业、罗森沃德的社会发展方案一样,诺里斯对社会需求的投资,其目标是以提高个人表现能力、建立自助的健全社会这样的形式,创造出人的资本。但诺里斯的社会企业,同样有着创造经济资本的目标。卡内基的公共图书馆虽然也为个人的自我完善创造了机遇,但确实属于慈善事业。罗森沃德的社会发展方案也不是企业性投资,尽管它们使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获益良多,但这只是间接的。它们是良好的事业,是市场开发方面有远见的投资,可本身并不是企业。但诺里斯意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良好事业,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本身就是对新型营利企业的资本投资。他是一个创业家。
1702292410
1702292411 在有关社会责任的观点上,大多数美国企业和美国公众都认同卡内基。他们和卡内基一样,认为财富和经济权力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位社会改革家,富有的卡内基创建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机构:基金会。此后,从洛克菲勒到福特,一个接一个的超级富豪都以卡内基为榜样,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卡内基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定下了基调。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极为盛行。
1702292412
1702292413 朱利叶斯·罗森沃德的追随者要少得多。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后来担任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总裁的罗伯特·伍德将军(General Robert E.Wood),影响更大的则可能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共同创办人詹姆斯·卡曾斯(James Couzens),他曾作为亨利·福特的合伙人,担任公司的财务和行政主管长达10年之久,后来又出任底特律市的市长,最后于1922~1936年间担任密歇根州参议员。虽然他名义上是个共和党人,却是新政的精神鼻祖之一。卡曾斯把技能培训当做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入了美国的产业界。几年以后,在1913年,他不顾亨利·福特的强烈反对,建立了著名的“5美元一天”工资制。这种做法,既是对饱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也是消除威胁福特公司竞争地位的高旷工率和高跳槽率的灵丹妙药。
1702292414
1702292415 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康明斯发动机公司(Cummins Engine Company)的埃尔文·米勒(J.Irwin Miller),系统化地利用公司基金,建立了一个健全的社区,同时也是一种为公司创建健康环境的无形但直接的投资。米勒还特别注意为自己所在的工业小镇提供一种良好的生活质量,以吸引大型高科技企业所必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1702292416
1702292417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说明,在将来的岁月里,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最必要、最有效的方式是威廉·诺里斯和控制数据公司所采取的那种方式。企业只有学会把当今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转变成新颖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机遇,我们才有希望在未来战胜这些问题。虽然人们希望政府能在最近几十年解决这些问题,但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政府通过税收所获得的实际资源,日益难以满足对它的要求。只有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创造出新的资本和利润,才能为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创造条件。
1702292418
1702292419 技术和社会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已经改变了社会需求的本质。今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技术变革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有关技术的概念。近300年以来,技术的终极模型就是模拟在一颗恒星(比如太阳)内部发生的机械运动。当我们能够复制太阳内部机械运动过程(即核裂变与核聚变)的时候,这种技术的发展也就达到了顶点。目前技术的发展动力已经转向了所谓的有机模式,它是围绕信息而不是机械力组织起来的。
[ 上一页 ]  [ :1.7022923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