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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社会责任的观点上，大多数美国企业和美国公众都认同卡内基。他们和卡内基一样，认为财富和经济权力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位社会改革家，富有的卡内基创建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机构：基金会。此后，从洛克菲勒到福特，一个接一个的超级富豪都以卡内基为榜样，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卡内基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定下了基调。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极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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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叶斯·罗森沃德的追随者要少得多。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后来担任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总裁的罗伯特·伍德将军（General Robert E.Wood），影响更大的则可能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共同创办人詹姆斯·卡曾斯（James Couzens），他曾作为亨利·福特的合伙人，担任公司的财务和行政主管长达10年之久，后来又出任底特律市的市长，最后于1922～1936年间担任密歇根州参议员。虽然他名义上是个共和党人，却是新政的精神鼻祖之一。卡曾斯把技能培训当做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入了美国的产业界。几年以后，在1913年，他不顾亨利·福特的强烈反对，建立了著名的“5美元一天”工资制。这种做法，既是对饱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也是消除威胁福特公司竞争地位的高旷工率和高跳槽率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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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康明斯发动机公司（Cummins Engine Company）的埃尔文·米勒（J.Irwin Miller），系统化地利用公司基金，建立了一个健全的社区，同时也是一种为公司创建健康环境的无形但直接的投资。米勒还特别注意为自己所在的工业小镇提供一种良好的生活质量，以吸引大型高科技企业所必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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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说明，在将来的岁月里，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最必要、最有效的方式是威廉·诺里斯和控制数据公司所采取的那种方式。企业只有学会把当今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转变成新颖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机遇，我们才有希望在未来战胜这些问题。虽然人们希望政府能在最近几十年解决这些问题，但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政府通过税收所获得的实际资源，日益难以满足对它的要求。只有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创造出新的资本和利润，才能为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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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社会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已经改变了社会需求的本质。今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技术变革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有关技术的概念。近300年以来，技术的终极模型就是模拟在一颗恒星（比如太阳）内部发生的机械运动。当我们能够复制太阳内部机械运动过程（即核裂变与核聚变）的时候，这种技术的发展也就达到了顶点。目前技术的发展动力已经转向了所谓的有机模式，它是围绕信息而不是机械力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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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开始，早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和能源危机爆发以前，矿物燃料能源就已经是一种成熟，甚至可以称做是衰落的产业。从那时起，所有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量和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就在持续稳定地迅速下降。甚至那些当时能源消耗量尚在增长的部门——私人汽车；军用及民用航空；住宅照明、供暖和空调——其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量也早在1973年以前就开始下降。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下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无关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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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过程根据信息的内容而进化，生物系统的特殊能量是信息。机械系统是根据物理学规律组织的，生物系统自然也遵循物理学规律，但它们不是根据机械力而是根据信息（例如遗传密码）来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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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机械模式到生物模式的转变，要求构成资本的资源也发生改变。在机械时代之前，动物能，也就是体力的运用，构成了资本。技能当然极为宝贵，但市场很小，所以必须把技术用垄断形式组织起来，用学徒制度和行会规章进行严格的控制。如果掌握技术的人超过了最低限度，就没有价值了，因为没有市场。知识则纯粹是一种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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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0年的机械模式时代，人类技能日益成为生产性资源——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到了20世纪，大规模生产把劳动者转换成半熟练工人，这一进步达到其顶点。但在一个信息日益成为组织力量的时代，知识就成为资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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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技术在意义上的转变，现在正在起步当中，它比任何一种单纯的技术变革——不管有多么迅速和惊人——都更为重要，值得人们给予更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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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上的变化或许更为重要。幸运的是，过去50年里所有发达国家在教育上的迅猛发展，正好符合这一技术转变趋势。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约有一半的年轻人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正规教育，这为新技术的操作、生产和盈利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反过来，新技术又为发达国家新增长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我敢说谁也不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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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也造成了很大的差距和问题。首先，在发达国家中，存在劳动力的过渡问题。现有的一些劳动力是根据机械模式时代的需要而培训的，在技术向生物模式转变时，他们进退两难。还有我们如今称之为前工业化社会遗民的那些人——比如住在市中心贫民区的人，从人口过多的穷国墨西哥逃来的移民——他们只能以体力作为获得报酬的资本。这是当今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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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发达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新差距。300年前，不存在什么“贫穷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富裕的人——虽然并不是太多——每个国家也都有大量的穷苦人民。100年之后，也就是1700年，机械模式的新技术首次在各国之间造成了差异，世界开始分化为富国和穷国。到1900年，当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3倍。而现在，双方的收入差距可能已经扩大到了10
:1，甚至更大一些。这种差距之大，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如今发达国家最贫困的无产阶级，其生活水平也比最贫穷国家极少数的富裕人口更高。以前的阶级冲突变成了南北分裂，甚至演变成了种族矛盾的根源。在各个发达国家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差距，也就是说，有着高标准正规教育的国家，更有机会进入生物模式的技术时代。而另一些国家才刚刚开始发展人的技术资本。占世界总人口1/3的发达国家，为利用生物模式的机遇做好了准备；而占总人口2/3的发展中国家，才刚迈入能把人力资源用于机械模式机会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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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机械模式的技术需要技能基础一样（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正缓慢而痛苦地建立这种基础），生物模式的技术也需要广泛的知识基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基础不是一时之间能搭建起来的，而是要求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更重要的是，还要进行大量的资本投资。除了高度发达的国家，其他国家都不具备这种财力。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将继续分化成若干种社会：一种社会具备相关知识基础，能够将新技术转换成主要的经济与社会机遇；一种社会缺乏生物模式技术所必需的人才，而只具备机械模式技术的人却又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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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化与人口变化的结合，带来了企业必须学会将之转化成机遇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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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正面临着一种近代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日益匮乏，另一方面，失业率又在不断增长。新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就业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受过太多教育，不愿意从事传统的蓝领体力劳动。这部分人的比例还在扩大。1982年，美国进入民用经济领域的劳动力人口中，只受过初等程序教育的人下降到了3%，只受过高中程度教育的人也下降到50%左右。而且这种发展趋势看来是无法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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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美国和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基本就业问题，是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将知识运用到工作中的人，创造富有挑战性的、令人满意且报酬优厚的岗位。这也意味着，在发达国家中，对资本形成的需求正快速增长，特别是那些传统上要求资本最低的岗位，如办公室和服务领域的工作，都将发生转变。不管未来的办公室变成什么样子，都会变成资本密集型场所。在10年之内，花在每个工人身上的资本投资，将从目前的3000美元以下，增长至20000～30000美元。知识性工作的平均资本投资，比体力性工作要高几倍。知识性工作要求，在个人能够做出贡献之前，为其提供日益增长的大量教育投资，并为继续教育或更新知识进行不断的投资。换句话说，它们要求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至少能和物质投资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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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传统的蓝领就业岗位会出现大量冗员。在发达国家中，使用传统的蓝领体力劳动在经济上是非常不划算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基于信息的工作（不管是称之为自动化还是数据处理）每单位劳动的附加价值要大得多。凡是能够自动化（也就是能转到以信息为基础）的流程都必须自动化。否则，发达国家的经济就无法和其他国家竞争，尤其是跟那些有着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竞争。几乎可以肯定，到2010年，也就是未来25年之内，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从事传统蓝领工作的劳动力比例，将变得和现代农业所占劳动力比例相当。而现代农业是目前科学化程度最高、资本最密集的行业。目前，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制造业蓝领工人差不多占总劳动力人数的1/5。但现代农业所使用的劳动力比例大概只有1/20，甚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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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25年的过渡时期中，将出现一大批引人注目且高度集中的冗余劳动力，他们大多是传统的蓝领工人，除了技能（往往还是半熟练技能）之外别无所长。由于新加入劳动力大军中的很多人受过太多教育，对蓝领工作不感兴趣，某些蓝领行业中也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但这对上述冗余劳动力来说并无太大帮助。因为他们不会刚好处在这些人员短缺的部门，而且通常也不具备那些工作所要求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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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从需要体力和技能的工作转为知识密集型工作而造成蓝领工人冗余的情况，一般出现在大规模生产行业的高薪岗位上。过去50年里，这些人属于工业社会中受益最多的那批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得最快，但实际工作能力却并没有什么增长。他们一般都是年纪较大的人；年纪较轻的人早在该行业开始衰退前就离开了。他们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大都市地区，因此极为引人注目，还有着强大的政治势力。例如，80万汽车工人绝大多数集中在美国中西部从密尔沃基到代顿和克利夫兰的20个县里，仅仅涉及4个州。他们大多加入了工会，会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而不是一个人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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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劳动力短缺和过剩将同时出现。怎么做才能让两者互相弥补呢？是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吗？是对劳动力给予组织化的安排吗？是把需要传统劳动力的行业迁到劳动力过剩的地区吗？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劳动力过剩做出预测，并把每个工人有组织、有系统地安排到新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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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劳动力短缺和过剩之间的缺口，也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地区之内，但最尖锐的矛盾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工资水平上。如果我们无法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将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我们的经济政策焦点，就不能放在大力发展符合年轻人要求和条件的、以信息为基础的新兴行业并促进其就业上，而要放在维持过去的就业上。换句话说，我们将会极力仿效英国人的做法，把明天的前途奉献到昨天的祭坛上——当然，这么做只会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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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无法处理这个问题，更不要说解决它了。这个问题，属于那些把劳动力过剩视为一种机遇的企业家。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最好的例子大概要算联邦德国的再培训补助金制度，这种补助金已占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根据某些联邦德国人（比如联邦德国劳动部）的估计，它节约了4倍以上的失业救济金和福利费用。但为了使实际的培训发挥效果，必须使培训工作针对某一具体的工作岗位，这样一来，接受培训的人一旦达到了所需的技能水平，就可立刻获得该工作。这种培训应当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并且应当和工作安排结合起来。而政府这两点都做不到。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任内阁——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内阁时代起，就一直致力于解决“萧条行业”和“萧条地区”问题。但从这60多年的工作看来，我们知道它无能为力。从本质上来看，政府必然关注大规模的集团，而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专业技能、背景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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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工作机会很可能出现在地方性小企业里，而不是全国性的大企业里。从1960年开始，美国的劳动力和就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绝大多数新工作（在2/3到3/4之间）是20人左右的私营小公司创造的，而不是大型甚至巨型企业。在这一时期，财富500强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实际上下降了5%。而且，1970年以来，在所有发达国家里，从前一直快速增长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就业岗位，增长幅度也平稳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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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即将过剩的工人，确定他们的长处，为他们安排新工作，按照需要加以再培训（所需的技能一般是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这都是地方性的任务，因而是企业的机会。但如果企业，特别是拥有知识和资本、能够采取行动的现存企业，不能有系统地把劳动力过剩看做一个机遇，这个问题就将日益恶化，给所有发达国家未来的经济造成威胁，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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