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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若干能为企业提供机遇的社会问题领域，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每一个发达国家中，特别是在美国，都存在前工业社会人口问题，就美国来讲，主要是指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在当今的美国经济体系中，仅仅依靠体力不足以维持发达社会的生活标准，而只有极少数黑人不具备成为生产性劳动者的能力。但是，虽然人们多次试图对这些群体进行教育，却极少达到过预期目的。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只有当接受教育者心中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时，培训和教育才能成功。然而，由于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连续不断地遭受挫折、失败和歧视，黑人心中缺乏对未来的憧憬，使得教育和培训无法转换成自信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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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知道，如果给这些人提供机会，他们会干得很好。然而，如果不为这些人提供工作，他们就不会产生接受培训的动力，不相信这会带来彻底的改变，并认为这种努力注定失败。因此，让人的资源发挥作用并提高其能力，是一项主要的任务。各种服务行业中都存在着机遇，因为愿意并有能力从事服务工作的人一直供不应求，在医院、维护、修理和其他所有服务行业中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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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总部设在丹麦的公司，曾把这种社会问题变成了机遇。该公司在世界50多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开展业务。它系统化地寻找、培训和雇佣前工业社会人口，从事办公大楼和工厂的维修工作，报酬优厚，员工流失率极低。它只碰到一个问题：找不到足够的人手来满足需求。该公司并不是“培训”员工，它雇佣他们，向他们提出很高的绩效要求，从而在这些人身上培养起自尊和劳动技能，它根据个人能力提供工作发展机会。20年前这家公司创办时只有几个人，但现在的销售额已超过5亿美元。机遇是有的——但你拥有把握机遇的远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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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还存在一个规模空前的“断层”。一方面，发达国家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缺少合格且愿意从事传统体力工作的人；另一方面，在未来15年里，第三世界国家将会出现大量已经成年的青壮年劳动力，并且只能胜任传统的蓝领体力劳动。唯有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转移到有充足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年轻的蓝领工人才能找到就业机会。合作生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发展成一种成功的企业机遇，那么在发达国家中，由于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缺乏竞争力，传统的制造业将无法进行生产，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迅速下降；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不管它的政治或社会制度是什么，只要有40%～50%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都不可能维持下去。这些年轻人肢体健全，适于工作，愿意工作，并且通过电视和电台等媒体熟悉富裕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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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应该由政府来完成这些任务，解决这些问题呢？自古以来，政府就必须关注社会问题。早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就出现了格拉古兄弟的改革[2]。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也有过济贫法。但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永远是属于政府的任务，其他社会机构都不适合的思想，作为一种系统性政治理论的一部分，仅仅出现了不到200年。它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并以现代文官制度和现代财政体制作为先决条件。首先提出并实践它的，是开明专制中最开明的君主国，比如佛罗伦萨的哈布斯堡大公国（该国可以看做是开明专制的发展实验室）。1760～1790年间，该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医疗体系，制定了第一套公共卫生计划，并创立了第一个——也是全欧洲第一个全国性免费义务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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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这种新思想开花结果。从1844年英国的工厂法，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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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特别是最近50年以来，人们把这种思想提高到了一个信仰的高度。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不采用政府方案而使用其他方式解决社会需求，那就是不道德的，而且肯定徒劳无功。就在十多年前，轻率的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期间，大多数人还坚信，任何社会问题，只要政府提出了解决方案，就能迎刃而解。但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从这种幻想中觉醒过来。现在，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人民都不再指望政府的方案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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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政府要做的事太多。就其本身来说，社会方案除了花钱是一事无成的。为了产生影响，社会方案首先需要少数第一流的人才进行艰辛的工作，给予无私的奉献。而第一流的人才总是稀缺的。在一个时期内，完成很少的社会项目，或许是够用了——尽管有两位从事社会项目最成功的企业家曾和我讨论过这一问题，一位是美国社会保险方案之父，已故的阿瑟·奥特迈耶（Arthur Altmeyer），还有一位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委员会的创始人，已故的戴维·利连索尔（David Lilienthal）。他们都说（而且是分别说的），根据他们的经验，在任何国家里的任何一个时期，第一流的人才最多只够用于从事一项重要的社会方案。但在约翰逊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在短短4年里就试图实行五六项重大的社会方案——此外还得在海外打一场大仗（指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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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还会指出，政府天生就不适应社会方案的时间性。政府需要立刻出成果，特别是每隔一年就要举行选举的民主政府。而社会方案的增长曲线是双曲线型的：在开头一段漫长的艰苦岁月里，只有难于察觉的微小成效；紧接着，如果项目成功的话，其成果就会得到成倍的发展。美国有关农业教育和研究的项目，花了80年才使农业耕作和农业生产率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社会保险方案落实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则用了整整20年时间。在看到约翰逊总统“消灭贫困方案”取得重大成效之前，美国的选民们愿意等上20年吗？更不要说等80年了。然而我们知道，在学习取得重大成果之前，会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进行学习的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不是整个阶级。必须慢慢积累大量经过学习的人，以他们作为榜样和领导者，给人们以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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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是，政府会发现，从小方案着手并耐心等待结果很难，但要放弃一个已经开始的方案更难。每一个方案都会立刻创造出一批利益相关集团，至少它雇佣的那批人肯定属于此列。对于现代政府来说，给予出去相当容易，但要拿回来则近乎不可能。因此，政府处理失败项目的办法，不是把它埋葬掉，而是把预算加倍，把在其他方面可能更有机会的能干人才转到这个项目上来，以期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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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完全不可能进行试验。它所做的每一件事，从一开始就必须是全国性的，有限度的。而这对于新事物来说，是注定要失败的。实际上，新政中所有成功的改革项目，都曾在20多年前就由个别州和个别城市——如威斯康星州、纽约州、纽约市或芝加哥——的改革机构进行过小规模试验。而新政中两个完全失败的项目，国家复兴署和工程进度管理署，则是仅有的两项没有预先在州或地方进行过试验就直接推广实行的发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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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诺里斯把自己公司的社会性工商事业说成是研究与发展工作，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在获得成果之前要花很长的时间，愿意进行实验，如果没有效果就得放弃，这些都是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特点。但我们现在知道，政府搞不好研究与发展工作，原因很多，对此，已经有人做过仔细的研究。尽管政府可以提供研究和开发的资金，但能把这种工作搞好的还是自治性机构，如大学实验室、私人医院或企业实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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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无法成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这类社会问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问题非常棘手。所谓棘手的问题，指的是它涉及许多利益相关人等，因为很难，甚至不可能确立精确的目的和目标。这可能是20世纪中叶的社会问题，与18和19世纪的社会问题最根本的区别。而比起现在这些处理得糟糕透顶的问题，今后几十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会更棘手。每一个问题背后都存在各种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的目标和价值观极不相同，甚至彼此排斥，这就必然导致政府无法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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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美国的重新工业化”，对工会而言意味着保留中心城市传统工业的传统蓝领工作岗位，或者至少是延缓传统工作职位的萎缩趋势。然而，如果“美国的重新工业化”意味着恢复美国制成品出口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那就明确地要求尽快将传统生产流程自动化，并尽一切可能将原先集中的工业转到更为分散化的新地点；也意味着关掉匹兹堡和芝加哥的大型钢铁厂，将它们变成靠近顾客的小厂。按照第一种理解，短期内从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它必然会导致失败，英国和波兰的例子就是证明。但有哪个政府方案能按照第二种理解来办呢？即便是传说中专为胜利者锦上添花，给失败者釜底抽薪的日本人（至少在最近美国流传的神话里是这么说的），也发现这么做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全日本的人都知道零售分配体制早就过时了，而且耗资巨大，唯一的作用在于能为数量很少的一批老人提供社会保障。但日本人却无法放弃对这一制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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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非政府机构，不管是企业还是迅速发展的非营利性第三部门机构，却能够指向单一的目标。它们能将棘手的问题分解为若干简单的问题，从而逐一解决，至少是缓解每一个问题。又因为各个非政府机构能够并且确实会互相竞争，所以它们可以找出各种不同的解决途径，并且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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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日益无法有效处理当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这为各类非政府机构，特别是其中最灵活、最多元化的工商企业，带来了重大的机遇。有必要创造一些条件，让政府来规划任务，并由政府（比如英国迅速发展的私人医疗保险业，就是由英国国家健康中心提供资助的）或第三方提供完成该任务所需的手段。但实际任务，则交给非政府机构，特别是存在竞争的地方性企业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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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信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50年前，该系统是由邮局垄断的，但现在日益转为由一些互相竞争，也同邮局竞争的通信机构承担邮政业务。很明显，垃圾处理、医疗保健以及很多其他服务部门，都将按照如下方式走向私有化：服务工作以国家政策和法律为依据（只需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即可），而由互相竞争的私人工商企业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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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真正的混合型经济将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私营部门，政府在其中的职责仅限为防止出现欺诈、过分剥削、相互勾结、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及侵犯人权等现象。二是真正的公共部门，如国防（国防采购除外）和司法部门，政府规定并完成工作。三是混合部门，最好的例子是美国的医院系统，它主要是一个私营系统。非营利的社区医院、教会附属医院和营利性质的私人医院，将日益组成庞大且不断发展的连锁医疗网。为了吸引病人，所有的医院都展开竞争，而其大部分收入则来自公共资金——要么直接由政府通过税收系统拨款，要么通过强制性的私人健康保险计划获得。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国防采购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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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都假定，获取利润和社会责任从根本上是互相矛盾的，至少是没有关系的。企业被看做富翁，哪怕仅仅是为了灵魂上的安慰，也应当给予不幸者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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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大多数人，包括这一观点的反对者，对于像威廉·诺里斯那样宣称企业的目的在于通过做好事来赚钱，都持有一种极为怀疑的态度。对于认为利润来自“剥削”的仇视企业的人来说，这种说法纯属伪善。可即便对于认同企业、认为企业应当像安德鲁·卡内基那样乐善好施做个慈善家的人，也无法接受企业通过做好事赚钱的观点。这等于是把美德变成了自私自利。至于那些建议企业独善其身，把社会问题留给有关当局（实际上就是指政府）去解决的人（这正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立场），他们认为企业自身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但在未来10年内，强调以下观点将变得日益重要，即：企业唯有将社会责任转变成自身利益，也就是转变成商业机遇，它才能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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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0年里，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时所提到的那些问题，而是创造资本，使之可以独立为将来的工作岗位提供资金。这是一个日益重要的社会责任。技术从机械模式转为有机模式，要求大幅度提高对工人的资本投资。这种对资本形成的需求，同100年前现代工业刚出现时一样强烈。而随着技术、世界经济和社会的急速变革，还需要大量盈余资金，投入研究和开发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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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曾是一个只需用相当低的边际成本就可以扩展和改进现有技术的时代，因此，对资本构成的需求也就相当低。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自然，旧有的产业正处于衰落或是改组当中，但更重要的是，新兴产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如信息、通信、生物化学、生物工程、遗传医学等。随之又产生了其他一些新行业，比如对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进行继续教育，这很可能是未来10年里最主要的一个成长性行业，并将日益掌握到企业家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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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成长阶段对资本构成提出了最严峻的要求。但是，在一个鼓励个人储蓄的传统手段普遍失效的现代社会，资本构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所有国家的储蓄率都趋于下降，这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口比例提高，这些人通常不再储蓄，主要是消费；二是传统上需要由个人积蓄来应对风险和意外的费用，改由社会保障承担。以美国为例，储蓄率的下降，与老年人口的增长成正比，也与承担退休、生病和失业风险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成正比。再如日本，过去10年它的储蓄率虽然还是很高，但一直稳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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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现在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家庭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实质上并不能提高储蓄率。我们知道，工资的增加带来的是新的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欲望。因此，企业利润成了现代经济中资本构成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利润这个词是一种误解，存在的只有成本——过去的成本和未来的成本；经济的成本、社会的成本和技术变革的成本；以及未来就业岗位的成本。当前的收入必须承担这两方面的成本，而这两方面的成本在未来20年里都将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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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是创造足够的利润，承担未来的成本。如果它未能履行这一社会责任，也就无法履行其他的社会责任。衰退经济中的衰退行业，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不太可能成为友善的邻居和老板，或是承担起社会责任。当对资本的需求快速增长时，用于非经济目的，特别是慈善目的的企业盈余收入不可能提高，相反，是必然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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