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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回到源头是为了更好地关注未来，要有“对正在生成的未来的模式的觉知”。“正在生成的未来的模式”这个词稍微有些令中国读者费解，其实大体相当于我们常讲的“新生事物萌芽”。他认为向过去学习只是“下载”前人已有的思维模式，因为被锁定在这种模式里面，所以我们无法进入创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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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从这种不断“下载”的思维模式中脱离出来？奥托给出的办法是搁置你原有的习惯性思维，他将这种搁置称之为“思维暂悬”。然后，奥托给出了三件创造性的工具：打开思维、打开心灵、打开意志，“我建议开发一种新型的领导技术，该技术建立在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和打开意志——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三器’上。我们不仅要在个人层面上，同时还要在集体层面上培养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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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奥拓特别强调人的“注意力结构”是在“注意力场域”中形成的。所谓注意力场域，并不仅仅指你在关注什么，而是指你如此这般关注，是被背后什么样的一系列因素及其关系所左右和塑造的。因此要改变注意力结构，就要从原来的“场域”（大体指整体环境和情境）中跳出来，跨越其边界进入到新的“场域”里面。那么作为领导者应该怎么办呢？“高绩效组织如果想取得进一步发展，领导者就必须把注意力的焦点从过程转移到‘空白画布’上。他们必须帮助人们接近激发灵感、直觉、想象力的源头。就像站在‘空白画布’之前的艺术家们一样，当今商业环境中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能力改变组织，使其员工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都能感知并清楚地描述正在生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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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注意力结构”的问题，奥托指出当今世界的各种组织机构往往存在导致注意力缺陷的盲点，他认为机构的盲点同时包括领导力和结构两个方面：“从结构观点看，盲点涉及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机构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组织层面无法得到解决。今天的组织往往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处理可以在本地得到更好解决的小问题；或者过于微小，以至于不能恰当地解决必须在价值创造的大生态系统中考虑的大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缺失了‘跨界的场所’，在这样的场所里，我们能够在所有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包括供应链成员、顾客、社区、投资商、创新者以及现有系统中那些边缘化和没有发言权的利益相关者。这就是当今机构的盲点。”这段话使我们很容易想到杰克·韦尔奇的“无边界组织”，奥托显然继承了韦尔奇的理念，并试图进一步从系统的角度，把各个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智力作为资源而加以整合和开发。奥托认为从整个社会看，诸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原因在于“社会的盲点表现为缺乏能够有意识地、从想要生成的未来运作的跨界行动团体。我们看到的只是特殊利益群体，和三种试图用单一方式解决当今问题的原教旨主义。这个盲点还妨碍我们把问题列表视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跨越利益和组织的边界，共同研讨和解决问题，是组织、社会乃至世界和谐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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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奥托反复强调创新思维要运用或者说实现“自然流现”——通过静坐冥想等方式。奥托把“自然流现”看作是预见最具可能性的未来的方法，以及构建集体“注意力场域”的工具。那么“自然流现”究竟是什么？他的解释是：“自然流现（presencing）是感知（sensing）和在场（presence）的交融，指的是和未来最高可能性的源头相联结，并把其带到当下。进入自然流现的状态后，认知开始基于未来的可能性，只待我们将其变成现实。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走进了我们真实的存在，即真正的自我。自然流现是一种联结正在生成的未来自我的运动。”我最早接触这个概念是从彼得·圣吉那里听到的，而他看来是从佛教那里引用来的，因为彼得是南怀瑾先生从师15年的弟子，每天按照南老师的指导打坐和背诵准提咒。当然我并不知道奥托的这一概念是否来源于此，是否因为美国盛行禅修的影响。我以为这个词最初也许和“顿悟”有关，因为“顿”在西方可能翻译为“当下”，而“悟”可能翻译为“感知”，我不熟悉英文，据说西方没有“悟”这个词，所以按照逻辑会这样翻译。而且，中国的顿悟就含有“放弃偏执、破除挂碍”的意思，是一种对整体的直悟。当然，西方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也反映对现在与未来相关联关系的整体的感知。存在主义把事物和世界理解成一个不断流动着的生成过程，“自然流现”这个词的解释就包含这种涵义。我们要理解奥托的观点，必须了解一点德国哲学，因为奥托显然在阐述一系列问题的时候，是有其德国哲学背景的，特别是有其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影响。现象学的核心方法论是“悬置”与“还原”，核心观点是“意向性”理论，奥托的“暂悬”、“注意力”与现象学非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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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这本书就是引导我们进入到穿越未来的一种新思维场域中。奥托非常关注社会的创造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他试图通过改变人的“注意力结构”去构建这样一种机制。同时他还关注另外一种相反的机制——社会破坏机制，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种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正如自然流现的U型空间阐明了创造机制一样，固步自封的黑暗空间反应了破坏机制。每个循环都有自我强化的动力：社会生成性的 U 型空间的力量基础是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和打开意志；相反，社会病态的反空间的基础则限于一个真理（僵化的意识形态）、一个核心或集体（傲慢、憎恨）和一个意志（盲从和暴力）。简单来说，固步自封的空间表现出了原教旨主义的所有关键特征。”其实之所以说这种机制是破坏机制，是因为它是压抑和毁掉人的创造性的，是社会的一种变态。这个问题，我在2000年出版的《重画世界》一书的“变态社会学”一章也有专门分析，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社会的某种危机感导致的，人们为了安全而在某种极端理想的诱惑下，不得不用自由去换取。我们要时刻警惕这种破坏机制的形成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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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机制就是要让人从已有的窠臼里面跳出来，去面向未来思考问题。“只有当思想元过程的力量冲破场域1的固定模式和阴影（下载），人们开始联系外界的真实进展状况时，觉醒才得以开始（场域2：观察）；当我们开始联结到周围的其他人，以及与之类似的情境与感受时，就会获得一双翅膀，带领我们逃离自己心智模式的枷锁（场域3：感知）；最后进入火焰的最深层源头。在本质上讲，真实思考就像纯粹的火焰，是创造力的火焰，当我们到达场域4时就能触及的火焰。”如果不能学会跳出来看问题，没有掌握跳出来看问题的方法，那么这本书就白读了。当然奥托给我们的不只是这个，还有上文提及的跨界和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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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流行未来学，也流行面向未来的思维方法，因此出现了如托夫勒、奈斯比特、阿尔温、亨廷顿、弗里德曼等一大批未来学家，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面向未来的组织和思维的学者，彼得·圣吉和奥托都是其中之一。这些面向未来的学者的思维及其倡导的思维方法有什么特点？2009年，美国《世界经理人》杂志在上海举办的“世界管理大师面对面”活动上，和彼得·圣吉对话时，我曾经用《西游记》来打比方：新的思维就像孙悟空，能够跳出来看问题，能够集中大家的智慧（包括集中像观世音菩萨、太上老君这样的专家以及八戒和沙僧的智慧），能够深入下去研究问题（例如钻进妖精的山洞甚至肚皮），最后能够从根本上漂亮地解决问题。而与之相反的是猪八戒式的思维：禁不住眼前美食和美女的诱惑，只会就事论事看问题，因此总是不断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们面对未来，就应该像孙悟空一样跳出来看问题。当然孙悟空也不只会跳出来，同时还会跨界和穿越。所以孙悟空完全可以做学习型组织以及U型理论的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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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实在话，我不敢说自己把这本书彻底读懂了，因为不熟悉英文，间接阅读总是有一些语言障碍。但我要说的是，宁可读不太懂，也总比看白开水式的读物要好得多，因为越是读不懂，你就越是不得不猜测，越是激起你的联想，激活你的思维。我相信读者们也会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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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者，在阅读西方的学术著作时，不要学了概念，丢掉了其方法。因为外国人最善于做的是把概念变为方法，包括他们拿来中国的概念也是如此。这恰恰是中国人所欠缺的。长期以来，中国人追求的是“道”，而忽略法，因此重视道理而不重视操作，喜欢坐而论道却不习惯起而行之，这在古代社会也许是个优点，但在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严重缺陷。要弥补这个缺陷，我们的读者还是要“耐烦”一些，认真看看人家的操作方法，从中或许有很多启示。也许有的方法，深入研究后还可以长期使用，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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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型理论：感知正在生成的未来（全新升级版） [:170229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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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型理论：感知正在生成的未来（全新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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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来引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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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U型理论》的出版对我而言意义重大。1999年在为本书进行研究访谈时，我就有幸来到中国并拜访了精通儒释道且备受尊敬的南怀瑾大师。其实我于1988年起就曾多次造访中国，那时我就对中国及其发展道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种模式在 21 世纪初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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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惊人成就在于使数千万人口脱离贫困，使全球经济的重心转向东亚，吸引了全球社会的注意力。中国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的高效运作。在我与来自中国政府以及如中国银行等国有企业的领导者的合作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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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很多优秀政府也来自东南亚地区（如新加坡、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有什么共性呢？我认为答案之一在于其共享的文化，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深层次根源是什么？这个根源在涌现的中国梦——中国的发展和领导模式中，是如何显现出来的？1999 年我正是带着这些深刻的问题拜会了南怀瑾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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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怀瑾大师的谈话使我得到三个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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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管理和领导力中存在盲区。这个盲区和我们“悟道”的过程以及我们造就社会现实的过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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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仅仅意味着服从和维护传统秩序，而在于自我教化和道德完善，正如《大学》中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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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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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学》教导我们的是，所有伟大的领导力和成就的根源是个体的内在教化。问题是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由此引出了我得到的第三个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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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根据《大学》的论述，内在教化的关键是“格物致知”的能力。但是，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了解这一过程似乎是“修身”以建立深层领导力的关键，而破解这些深层次的过程及其内在的关联，正是本书的精髓与核心。在《大学》中，这一过程被描述为七个冥想的步骤或空间：（1）知；（2）止；（3）定；（4）静；（5）安；（6）虑 ；（7）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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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型理论中，我以类似但不同的观点描述了这一深层次“自然流现”的过程，我更关注其实践意义和集体层次的应用，即：团队、组织或更大的系统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接近集体创造力的深层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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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型过程中发展有效领导力的七项能力和步骤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