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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描述的社会变革引发的冲突及其反冲，同时在社会生活的三个舞台上上演。它们是：（1）客观的架构和系统；（2）实施出来的架构和系统；（3）行动的深层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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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舞台：客观的架构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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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主要观点集中于第一个舞台。他们认为，社会世界存在跨越空间、时间和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可以对此进行研究和描述。为此，孔德在 19 世纪早期创造了“社会学”（sociology）这个术语，并认为历史是沿着从神学到形而上学再到实证主义的线形顺序来演化的。而与孔德和其他信奉天主教的反革新者一样，生活在 1858—1917 年间的埃米尔·涂尔干不喜欢社会的无秩序状态。他研究了个人所面临的外部强制性力量和结构。马克斯·韦伯逝于 1920 年，他曾强调合理化是线性发展的基础。他看到人们陷进一个“物质商品拥有日益增长的力量，最后将不可避免地控制人类”的“牢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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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舞台：实施出来的架构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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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生物学家哈姆伯图·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写道，“所有说过的事情都是出自‘某人’之口”，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所有架构和系统都是由“某人”实施出来的。马克斯·韦伯的社会铁笼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人们在日常行为和工作中实施了这种模式。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声称，必须将实施的代理和架构看作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架构一再出现在连续的实践中，反过来这些实践又被架构所组织。当今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把社会看作“多系统世界 ”（systems-world）和“生活世界 ”（life-world）。他说，我们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殖民化。“被割裂的子系统们强制渗透进生活世界，就像殖民者硬闯进原始部落那样，然后强迫他们进行同化。”但是，这两个视角都不足以把我们带到更深刻的存在论的观点，即南怀瑾大师所持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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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舞台：行动的深层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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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没有一位社会学学者充分考虑过比尔·奥布赖恩所称的“干预者的内在状态”这一理念，但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使我们能够开始明白是觉察和意识决定了行动和结果的质量。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的概念与上述观点最为接近，但其著作中只抓住了谈话的理性维度，而没有涉及生成性对话更深层次的美学精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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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麻省理工学院组织文化和变革大师埃德加·沙因指出，为了超越这些观点，我们必须“回到原始数据，再重新开始”。虽然标准的社会学方法趋向于建立在观察数据之上，库尔特·卢因及其后继者，包括克里斯·阿吉里斯、埃德加·沙因、彼得·圣吉和比尔·托伯特（Bill Torbert）等行动科学学者，都声称我们必须超越第三人称的观点。就像比尔·托伯特曾经说的，我们需要获得第三、第二和第一人称的知识，即我们应该囊括观察、谈话和第一人称的体验数据。当然，问题会继续冒出来：你如何确定你是否知道？有哪些标准可以验证你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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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知识可以转化成行动，或者说能将其付诸实施时，我就确定自己知道。”（克里斯·阿吉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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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知识对相关领域里的客户和从业者有帮助的时候，我就确定自己知道了。”（埃德加·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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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培养出能力，能够创造出我真正在意的结果时，也就是‘你所知能成就你所做’时，我就确定自己知道。”（彼得·圣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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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舞台，每一个都有一套冲突的力量在上演。表 5—1 最左列列出了社会现实存在的三个舞台。每个舞台都为卡普拉描述的三个核心问题领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社会经济、生态和文化精神。每个领域都有其相应的一批专家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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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观点或舞台被客观性的哲学元范畴所支配，该领域充满了准客观的事实和事物。因此，这个舞台的问题包括：（1）社会划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隔阂与冲突（社会公正）；（2）生态划分：文明和自然之间的隔阂与冲突（环境保护）；（3）文化划分：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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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舞台是主体间性，该领域中生活世界位于集体进化的关系网中。在这里，同样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不同的镜头来看待的。基于这个视角，社会划分表现为系统强制性和社会生活世界之间的冲突（哈贝马斯已经详细讨论过）；生态划分表现为旧的产业系统设计和新的、更加生态智能的设计和系统之间的冲突（摇篮到摇篮的设计）。文化划分则显现为物质主义世界观和各种形式的反物质主义世界观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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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侵染（文化殖民化），与此同时对这种西方物质主义的公愤也日益增长。然而，在西方社会内部，这种文化冲突也有所体现。泰德·诺德豪斯（Ted Nordhaus）和迈克尔·塞伦博格（Michael Shellenberger）所从事的基于战略价值方法的研究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冲突的例证——由基于偏传统、偏物质和偏后物质 （post-material） 的一系列需求和价值理念而产生的矛盾，而这些需求和理念主导了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的政治言论，制造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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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舞台被超主体性所掌控，这是最上游的视角。就像胡塞尔说的，是“鲜活的当下存在”的世界。这个舞台展现了一个新的战场，上演着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斗：大我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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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如何把所有这些观点互相联结起来，根植于生成的源头和自我之上。如果你在表 5—1 中看到的是一棵树，前两个舞台就是叶子和枝干，而第三个舞台则是根基系统——有机系统中肉眼不可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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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更深的层次上，社会划分的根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这个根基就是自我。更准确地说，是在社会冲突（中观层次）和社会划分（宏观层次）中物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分离。只要没有准备好面对和对抗这个内在的鸿沟，我们就可能还陷于前现代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对跨越现在的鸿沟没有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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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划分的根基是感觉和自我的分离。这里我们进入了生态危机的美学维度。“美学”（aesthetics）这个字眼来自希腊词aistesis，意思是“带着感觉的感知”（sensual sensing），即激活我们所有的感觉。除非我们将感觉演变为通往周围生命场域的大门，否则我们将永远解决不了环境危机。正如社会划分反映的是在人际层次上对他人的缺失，生态危机反映的是通往自然生命场域大门的感觉的缺失。人们经常通过消费来填补感觉缺失带来的空洞，而这样做往往又会导致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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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更深的层次上研究精神问题引发了也许是最重大的冲突：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存在于一个人的旧我（即过去一直作为的那个人）和生成的新我（即体现最高未来可能性的自我，我在面对农场大火时第一次感受到的自我）之间。这种冲突的一方面是个人积累的所有成就和小我的力量，有好有坏；另一方面，它是可能性之源，为了实现在当下，要求个人放下过去，向当下打开自己。小我和大我之间的活性联结即是被我称为“自然流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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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机构能够跨越这种问题列表里所划分的界限。每个领域都有专业的教育体系、培训课程、研究项目、赞助机制、国际会议、杂志以及实践社团。目前缺乏的是各领域之间的对话。我们需要领先的学者同时关注表格里的9个问题。事实上，有些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例如，曼纽尔·卡斯特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囊括了生产、权力和体验三个领域的整合社会观，虽然他在前两个领域的研究明显强于第三个。他的著作描述了过去 30 年形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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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卡普拉整合了生物的、认知的和社会的三个方面。“生命系统，”他说，“是封闭于边界内，但对持续的能量流和物质流保持开放与接纳的自生的网络。”作为物理学家，他不仅把 20 世纪系统科学的发现应用到生物和认知领域，还应用到社会生活领域。他描述了 6 种维持生命的生态原则，这些原则同时也适用于经济系统和商业生态系统，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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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生命系统互相沟通，跨边界分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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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生态系统没有产生任何浪费，物质通过生命网络不断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