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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自然流现的U型空间阐明了创造机制一样,固步自封的黑暗空间反映了破坏机制。每个循环都有自我强化的动力:社会生成性的U型空间的力量基础是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和打开意志;相反,社会病态的反空间的基础则限于一个真理(僵化的意识形态)、一个核心或集体(傲慢、憎恨)和一个意志(盲从和暴力)。简单来说,固步自封的空间表现出了原教旨主义的所有关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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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琼格来说,她自己也感到疑惑:为什么我没有离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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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离开地堡,也是因为她陷入了一个致命的固步自封的模式之中。如今,束缚她的机制又回到了企业当中。由于这些破坏力极度顽强,我们必须对社会病态空间所呈现的过程和方式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把握。当人类系统面对高风险,并与打开思维、心灵和意志的联系断开并冻结时,这种病态空间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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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总结了U型过程的个人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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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很多人对这个4个层级都有过丰富的体验。当初次接触U型过程时,许多人会说:是的,我确实知道第1层和第2层,确实体验过下载和观察,但是我不确定是否有第3层和第4 层——感知和自然流现。但在那之后,人们开始对其给予关注,在深入生活和工作旅程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发现存在于各种界点体验内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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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1层(下载)向U的底部或者更深层次的转移,可以出现在任何情境中,可能是在为期4周的冥想静修中,也有可能是在把家里的洗碗机搞得乱七八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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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在更深层次上运作的人同在会对你大有裨益,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智慧之觉会由其他人通过其他方式带来,我们称之为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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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是偶然与根源相互联结,这是远远不够的。大多数人已经有过这种体验(不过常常没有充分注意到),关键在于如何维持这种联结。因为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会遇到危险,执著于那一点体验,进而变得僵化,最后陷入社会病态的反空间里(唯一真理论、唯我独尊论、唯一意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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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从深层次的社会生成性空间,跳转到反生成性的黑暗空间中。只要我们丧失了带有无私奉献意图的注意力、觉醒意识和坚定信念,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琼格如何陷入一个体系,使她最终躲在11米厚的墙壁后面,死死抓住信息的盲点不放。这种模式很容易辨别。然而我们身上不也是每时每刻、日日年年都在发生同样的情况吗?我们是否意识不够清醒,意图不够坚定,被情境和系统钻了空子?正如琼格一样,我们被系统牢牢地困在了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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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保持与源头的联结?要觉醒并且保持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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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是一个强有力的过程,可惜常常未被开发、利用以及获得人们的认可。思想创造了世界!然而我们没有去发掘真正思考的创造性力量,反而随波逐流地陷入下载模式当中。这种模式与真正思考的关系,就好比柏拉图所讲的洞穴里的阴影与洞穴外的太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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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思想元过程的力量冲破场域1的固定模式和阴影(下载),人们开始联系外界的真实进展状况时,觉醒才得以开始(域场2:观察);当我们开始联结到周围的其他人,以及与之类似的情境与感受时,我们就会获得一双翅膀,带领我们逃离自己心智模式的枷锁(场域3:感知);最后进入火焰的最深层源头。从本质上讲,真实思考就像纯粹的火焰,它是创造力的火焰,是当我们到达场域 4时就能触及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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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型理论:感知正在生成的未来(全新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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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开篇,我把自家的农场比作社会场域,用它来形容社会互动过程的品质。谈话是社会场域在生活中的具体呈现,是改进社会互动的重要起点。在对组织的研究工作中,我注意到与改进谈话相关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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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的生成有其模式或者场域,并且这些谈话互动的模式趋向于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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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话中所能见到的通用场域模式非常有限——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4种:下载(场域1)、争论(场域2)、对话(场域3)和自然流现(场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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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种场域的区别在于其形成谈话的内在空间:为取悦他人而谈(场域1),从我所想而谈(场域2),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而谈(场域3),以及从正在生成的一切而谈(场域 4)。谈话的场结构是一个互动模式,一旦引入,所有谈话参与者便趋于重复演练。当谈话从一种模式(如“礼节性谈话”)转向另一种模式(如“说出你的想法”)时,该转变通常会包括所有的谈话参与者,而不是其中的几个人(见图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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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这些谈话的模式与引导变革之间存有极大的关联。我们正是在谈话(第二元过程)中带出新的模式。纵观历史,不同的文化演化出了不同的规则,它们控制了群体、社会和组织中的互动。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将这些指导我们日常社会互动的无形规则的演化称为“文明化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另外一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规则和模式化预期的演进如何塑造了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与众多观众之间的互动,又如何决定了我们在面对面的团队中构建、展示和造就自我以及自身角色的方式。尽管这些研究阐明了这些模式的作用,加深了我们对其谱系的理解,然而却没有说明当一个群体或团队现存模式的功能已明显失调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这里所说的功能失调,意味着集体行为的结果明显和参与者的实际意图不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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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对这些问题和状况时,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使谈话场域的模式发生转换呢?我们采取哪些措施能够帮助一个团队看清、评估和改变参与者集体具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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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共同引发了过去10~15年间对富有成效的谈话和对话技巧的兴趣。“对话”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应对的都是观察和暂悬有关礼仪以及脸面的文化规则。比尔·艾萨克斯借鉴了马丁·布伯和大卫·玻姆的研究成果,将对话定义为共同思考的技巧或获得集体智慧的能力,这细化了对“谈话”的4种不同场域结构的研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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