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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从场域3启动谈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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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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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好。那你呢,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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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说不好。我也有种不自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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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是吗?有意思,说说吧,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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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班的第三天,当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对他们的雕像进行阐述时,谈话的整个流向就从“堑壕战”转向了开放和欣赏式的探询。人们用打开的思维和心灵相互聆听。一位南非工会的黑人领导曾经和一家采矿公司的白人代表共同参加了研讨班,他这样描述在那个研讨班中从争论到对话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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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代表着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矿场的董事会。我则代表全国矿工总工会。1987年,我们带领34万工人罢工,其中15名工人被杀害,300余名工人受了重伤……(那时)他是我的敌人,而现在,创伤依然刺痛,我却和这个人共处一室。我说的是1992年,距1987年已经过去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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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让我说 ‘他也参加了研讨班是件好事’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他也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未来里……我认为研讨班的作用是使他能从我的观点看世界,同时也使我能从他的观点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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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来自一名危地马拉研讨班的参与者。这个研讨班的辅引师是我的同事亚当·卡亨,其目标是在来自该国所有领域的不同代表(从军队代表到游击运动代表)之间创造对话和关于未来的共同愿景:“我们能够理解他人,与他人交谈;我们能够尊重他人,我们能做到。我确定这个研讨班给该国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个谈话是这样的,‘游击队的人在那儿吗?如果是,他们在听吗?在听’。虽然看起来那么简单,但我相信其中某个过程可能影响到那个国家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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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人和团队,参与者们开发了一个内部观察机制,来帮助他们专注于自己正在做的一切。他们更仔细地聆听,从争论中游离出来。其中一个参与者回忆了这种谈话类型:“我认为其最大的影响,是发现了你通常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谈话却没有聆听别人所说的内容。这种情况实在是太明显了,马上就可以开始练习……这是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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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dialogue)这个单词源自希腊语logos,logos在希腊语的原意是 “词语”或“意思”;而 dia的意思是“通过”,合在一起从字面上可以译为“意义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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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争论(场域2)移动到对话(场域3)这一过程包含了谈话展开的基础——注意力集体场结构的深刻转变。在个人微观层面上,从观察到感知的转变是指从将世界作为一组外部物体来看待,到从场域(内部)体验世界。同样地,从争论到对话的转变是指从试图打败相左的观点到互相探究彼此的观点,移入感情,并从别人内心聆听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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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话向着对话的场域发生转变时,你的视野拓宽了,将自己也包含进来——你从将世界看作一组外部物体,转移至看到世界是由你自己参与并共同创造的。参与者们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开发出了一个内在观察机制,帮助他们认识和转换运作的方式和焦点。这就好比一个人不仅在观看屏幕上的电影,还能看到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导演甚至作为观看者的自身。个体感知到了多重的、动态的、互相关联的角度,而这些角度共同构成一个场域。在患者—医师对话论坛上,这个转变发生在参与者意识到“他们自身就是系统”那一刻的沉静中。当这个转变发生时,人们从辩护自己的观点变为探究这些观点,并且发言也建立在将自己视为问题系统一部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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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现:从场域4启动谈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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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奥托,我想知道你是否希望你和你的工作得到我们这个圈子的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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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芭芭拉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感受到7人圈中气氛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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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放缓,空间开启。在我的访谈项目中,我多次遇到这种向实质性深层生成空间的转变。当这种转变发生时,时间放慢到几乎要停滞,气氛更加凝重,我的空间感打开了,我仿佛身处一片空地或更大的空间。空间开启,在我们周围并通过我们透射出来。我和谈话对象之间的边界现在完全打开,我们开始在一个共同的场域中运作。这时,感觉仿佛有什么在庇护着这个共有的同在。谈话从自我反思转向正在生成的一切。“我不能随意说话,”就像7人小组中莱斯莉所说的,“当融入一个更大存在,需要发声时我才讲话……我们已经进入了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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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深远的共同创造的情况开始时通常会出现一道“裂缝”,会出现放下和接纳的转折点,我们之前描述为“感觉自己大限将至”或“冲破了一道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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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4的谈话与对话(场域3)相比,不仅体验质感有所不同,还会带来两个不一样的长期结果:参与者间独特而深入的联系;整个群体和个人都常会有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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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这个说法的证据更多来自大家的感悟而非统计数字,但这两种谈话的结果的确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比如参与的群体和个人都建立起了深层的联结纽带。他们能感觉到深层的、忘却了时间的联结将不会消逝。你可能不会特意谈及它,但是它依然存在。这就好像你和最好的朋友在分别多年后重逢,会发现你们依然“合拍”。而曾进入过自然流现深层流向的团队或群体通常发现下一次进入会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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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现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都能够让我们与自己工作的本质和自我的本质深刻联结。触及这个根源可以转化为真正的力量,但需要大量的注意力和努力才能将这一新事物变为现实。有时我们可以联结,有时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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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亚当·卡亨讲述了一个成功实现的例子。正如之前提到的,他当时在危地马拉领导一个国家项目,那时危地马拉正处于一场巨大内战后的复苏时期。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参与者看到他们前进过程中所需要应对的各种阻力。项目初期的某天晚上,参与者们在晚饭后坐在一起,讲述他们认为能说明某些阻力的故事。一个女商人谈了如何设法揭露她的姐妹被军队暗杀的事实,而一位此前和她就此事交涉过并否认有任何牵连的军官就坐在她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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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人权活动家罗纳斯·欧查塔(Ronalth Ochaeta)讲述了他去玛雅族村庄的一次经历,当时他亲眼目睹了对由于大屠杀所形成的一个巨大坟墓(许多坟墓其中之一)的挖掘工作。刨开土地时,他注意到很多很小的骨头,他问法医这些人的骨头是不是在大屠杀中被弄断了。法医告诉他并非如此,这个坟墓里有孕妇的尸骨,而这些小小的骨头是她们腹中的胎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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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查塔讲完了他的故事,”亚当说,“整个团队都安静了。我一直主持这个讨论会,此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静默。我也懵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该做什么,所以只好待着不动。这样的安静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有5分钟……讨论会的结尾,我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总结:‘我觉得这个房间里充满了精神能量(spirit)。’”亚当在讲述的时候,能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感被减轻了;两位参与者谈及这个体验时说这宛如一场“心灵共享”(communion),他们从欣赏对方的不同观点转移到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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