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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俗的诠释中，智慧行动要求准确理解世界，而准确理解世界要求准确诠释经验。只要经验故事的主题正确刻画或者创造了世界，故事就会对行动提供有用的指导。诸如“深层现实”“准确诠释”“正确描绘”之类的词语，是社会建构学家的常用语，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词语只会用在有关学习的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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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人相信，组织或者学校原则上可以发展出正确表征组织生活深层现实的故事和模型（Argyris ans Shon 1978；Nonaka and Takeuchi 1995），但是故事和模型建造流程本身不能为效度提供什么保证。这并非主要因为人类学习者的无能，而是主要因为故事和模型所要反映的深层现实很难从日常经验中挖掘出来，即使有最好的观察工具和推断工具。世界太复杂，而经验太贫乏。例如，商学院用商业案例教学生，让学生从模拟经验中学习，并让学生用现成框架诠释模拟经验中的事件，这些现成框架主要来自经济学，但有的也来自组织研究、会计财务、运筹研究、市场营销或者其他领域。这种练习很可能有用，但是很难说学生讲述的诠释性故事确实蕴含在那些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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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早期对组织研究做出贡献的颇受尊敬的学者，也用故事诠释观察经验。例如，阿贝格伦（Abegglen 1956）研究日本工厂之时，古尔德纳（Gouldner 1954）研究工业领域官僚主义之时，罗斯里斯伯格（Roethlisberger）和迪克逊（Dickson 1939）以及沃克（Walker）和格斯特（Guest）研究工人小组之时，怀特（Whyte 1955）研究街头组织之时，塞兹尼克（Selznick 1949）研究合作之时，卡夫曼（Kaufman 1960）研究护林员之时，他们做的这些研究，以及其他很多诸如此类的研究，一直是组织学者非常重要的思想源泉，尽管很难看出组织学者提出的思想确实蕴含在这些研究描述的事件之中。确实，有些比较擅长此道的学者，拒绝明确地诠释自己的思想，而是留待别人挖掘其中的意义（Chekhov 1979；Krieger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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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深深相信、广泛分享来自经验的故事，但是相信的深度、分享的广度都不能肯定地保证故事的效度。此外，人们对经验的理解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广泛分享的信念也受到广泛的挑战。同一时代的人总是就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争论不休。有关经验启示的信念往往受到政治和语言边界的限制。殖民历史，在殖民国家的讲述中与在被殖民国家的讲述中是不一样的。人们写回忆录或自传，力求影响对历史事件的诠释，但是不同人写的回忆录或自传对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的描述。正如经常观察到的那样，历史是胜者书写的。特别是，记载中的历史是对（或者由）获胜的领导者讲述的。结果，历史往往是有关领导者行动和意愿的故事，而且往往是对伟大英雄的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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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俗的理解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历史诠释不随时间而变化”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历史。有关历史经验的信念会渐渐变化，部分是对新的信息做出响应，部分是对新的诠释性观点做出响应。随着统治阶级偏见的变化，历史故事反映着不断变化的政治正确性：清教徒的恪守传统从坚定不移的象征变成顽固不化的象征；土著美国人从野蛮人变成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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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寓言《皇帝的新衣》中，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37）提醒读者，人们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到多么严重的地步。然而，《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故事讲述者明明白白指出了，实际上，皇帝什么也没穿。故事讲述者请读者看的是：社会大众有时会罔顾事实，滑稽地支持一个显而易见的谎言，直到一个没有完全社会化的、天真无邪的小孩说出大实话。因此，故事的读者知道真相为何，也看到了社会舆论的威力和盲目从众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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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典型的情况是，真相是模糊的。人们口中所谓的真相，不过是大多数人的共同看法。这种情况的问题比上面提到的《皇帝的新衣》更为严重。在世人普遍认为世界是圆的时候，如果亲身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好像是平的，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在世人普遍认为吸烟有害健康的时候，如果亲身经验告诉我们吸烟似乎让我们觉得好受了一些，那么我们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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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没看过某部浪漫喜剧的电影系学生可以具体说出其中的大部分情节一样，根本不了解某个事件具体细节的故事讲述者也能围绕该事件写出故事的大致框架。确实，有人认为，故事和模型之所以具有存在的价值，原因就是故事讲述和模型建造所依据的永恒框架，比当代任何观察都更接近真相。公认的故事或模型框架比我们的直接经验更准确地反映真相吗？这可能吗？加姆巴蒂斯达·维科（Giambattista Vico）（［1975］1961；Bitney 1969）认为，神话抓住了历史的要素，去掉了不相干的噪声。类似的，还有人认为，对很多不完整的、有错误的诺基亚崛起故事进行元分析，就可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故事（Lamberg，Laukia，and Ojala 2008）。凯瑟琳·马奇（Kathryn March）报告说，塔芒族女子讲述的有关其人生经历的故事“是史诗，因为她们的讲述，比任何一个讲述都大，甚至比所有可能的讲述加起来都大，她们超越了自己，她们的故事充满引申含义，这些引申含义，表面上看在故事之外，实际上是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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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经济学教授向经济学学生保证，尽管直接经验有时似乎并不符合教材中的经济学模型，但是问题更可能出在他们的观察或诠释上，而不是出在模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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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断言颇具教育性，也唤醒了我们儿时的记忆：物理实验课上得到的结果不好，说明我们的实验技术不合格，而不是理论有错误。然而，以上论断既难进行实证效验，也难从公认假定推导出来。以上断言隐含着某种“中央极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反映在典型故事之公认框架中的经验汇集，会减弱对直接经验的诠释造成干扰的随机噪声。然而，要推导出这一结论，需要很多很多的假定，还需要这些假定非常非常地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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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表面上看，除了在一些可以反复练习积累经验的狭小领域之外，根据广大学者公认的有效标准来判断，日常经验（观察）好似不会产生多少确实有效的启示。1888 年 5 月 30 日，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在给出版商苏沃林（A.S.Suvorin）的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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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别是艺术家，是时候承认，我们无法弄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正如苏格拉底（Socrates）曾经承认以及伏尔泰（Voltaire）一直承认的那样。公众自以为知道并了解一切事情；越傻的人似乎越容易说自己无所不知。然而，如果一位深受公众信任的艺术家决定发表声明说他一点儿都不了解自己见到的事情，那么在思想王国，这种声明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Chekhov 197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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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建议，统计模型建造者要有类似的谦虚。实际上，模型越通用（即可以引申出的关系模式和函数形式越多），就越有可能“拟合”系统中的噪声，结果就是拟合度高但预测力差。面对偏差-方差困境（bias-variance dilemma）（Geman，Bienenstock and Doursat 1992；Gigerenzer and Brighton 2009），模型建造者必须选择是建造复杂模型犯过度拟合错误还是建造简单模型犯过度简化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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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高智学习者要保持谦虚；另一方面，听众要对他们的故事和模型持怀疑态度，除了这两个看似显然合理的办法外，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凭直觉接受某些故事，认为它们反映了真相，我们凭直觉拒绝某些故事，认为它们曲解了真相，我们的这种做法，除了归结为个人偏见或社会偏见以外，还能归结为其他什么东西吗？我们（或者应该）根据什么标准判断这个故事比那个故事更可信？经常有人说，诸如威廉·莎士比亚、亨利·易卜生或安东·契诃夫之类的剧作家揭露了有关人类境况和人类行为的重要真相（O’Connor 2008）确实，这些剧作家有时被人用来教导管理者或者那些立志成为管理者的人（Gagliardi and Czarniawska 2006）。例如，有人曾借易卜生的剧作提出“强大的理想唆使人提供伪证”的观点，并且用它论证这样的机制在当代组织中起作用（March 2008，第 20 章）。有人曾用威廉·叶慈（William Yeats）的诗作论证管理辞令要求果断、确定和清晰，而现实生活充满怀疑、悖论和矛盾（March 2008，第 19 章）。有人曾用博弈理论和垃圾桶理论诠释商业公司的战略行为（Gib-bons 1992；2003）。这样的观察符合我们的理解因此值得相信，这么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判断它们是否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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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剧作家、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声称自己的故事或模型反映了真相，即符合大多数人对经验本质的理解。有些人会说，两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愿意认为：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很多人也在努力发现真相，因此自己的故事或模型原则上是可以用证据证伪的（Kuhn 1962）。这个差异很重要，然而，尽管存在这一差异，但是两群人在根本上还是类似的。小说家的故事、社会科学家的故事，都要接受是否可信的评判，对小说家故事的可信度评价、对社会科学家故事的可信度评价，似乎不太可能有多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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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评价契诃夫所讲故事的可信度？评价方式与评价威克所讲故事可信度的方式不同吗？可信性与艺术性截然不同吗？与讲述技巧呢？什么是经验数据，计算可信度时如何参考经验数据？可信度可以与兴趣和意识形态分离开来吗？与熟悉度呢？本书的目的不是假装解决这些问题。尽管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好像没有丝毫的解决迹象。本书的目的是指出，人们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说：组织研究所提故事和模型的可信度高于（或者低于）小说家，或剧作家所讲故事的可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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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发一项评价故事和模型可信度的技术，也许有必要明确地认识到经验与现实之间的薄弱联系。当《奥拉》的作者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百年孤独》的作者加布列·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írquez）、《伊娃·露娜的故事》的作者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描写亦真亦幻的世界之时，每个人都既在为小说家说话又在为社会科学家说话。两群人中的佼佼者都力求准确地反映现实，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认为，对把握难以捉摸的现实而言，想象与观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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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而丰富的样本中也许可能挖掘出更多有关深层现实的东西，这一可能性激励着现代学者研究“假设历史（hypothetical history）”。这样的历史，要求运用观察经验和想象生成可能经验的分布。在这个过程中，从揣测中推导而出的可能现实被提到与观察现实几乎同等的地位（Tetlock 1999）。这个研究方向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们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研究的效度，也很难为这种研究提出明确的、详尽的、标准化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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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和模型的真理价值似乎很难确定，但是经验故事并非仅仅揭示因果真相的工具。用来给经验加框的神话和主题，既依赖同时又促进被人视作理所当然的社会结构的发展。很多组织研究与其说是在努力正确反映现实（效度），不如说是在努力达成共识（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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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是人类行动者交流对话的基础。通过交流对话，行动者可以分享经验、形成共感；交流对话允许行动者更加容易地协调彼此的行动，有助于行动者形成并实施正义的社会规范（Bartel and Garud 2009）。在古典组织理论的语言中，故事和模型是用来吸收不确定性的工具（March and Simon 1958，164—166）。故事和模型允许行动者在可以理解的故事下行动，而非在不可理解的现实下行动。讲述群体历史的众多故事应该趋同，这一点尤其重要。本着那一精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91）主张，民族感涉及对一个想象共同体的理解，这个想象共同体以建构历史为基础，建构历史的制造过程，明智地结合了健忘、发明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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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建可行的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这样的理解也很重要。正义是很难定义也很难实现的目标。它要求人们对公正的要素以及个人和社会的责任达成广泛的共识。高智学习产生的故事和模型，是获得这种共识的工具。它们促进信念的社会趋同，提高个人和社会对智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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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故事讲述为社会认可提供基础。能够讲述可分享的、有趣的经验故事，是智慧的一个重要标志，对组织参与者而言如此，对学者而言亦如此。能够讲述令人信服的、高智的经验故事，是优秀管理者、优秀研究者和优秀顾问的标志。培养这种能力，是组织的一项主要责任。本着那种精神，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写道：“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能够具有的最大优点就是，发扬国民的美德和智慧；判断一个政府是好是坏，首先要看的就是它能否发扬国民的美德和智慧。”（［1861］1962，32）因此，组织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寻找具有最大可理解复杂性的故事和模型，并且努力培养能够阐述这样的故事和模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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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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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徒一直在烦恼：金·詹姆斯（King James）翻译的《圣经》，语言很美，但有错误，要不要继续用下去。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一直在争论：《圣经》里面的叙述，具有多少历史准确性。这些事情提醒着我们：美的不一定真，真的不一定美。济慈（Keats）说过“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个观点很迷人，但并不好证明。有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真实反映人类存在的事情远远称不上美丽，很多美丽的事情并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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