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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别是艺术家，是时候承认，我们无法弄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正如苏格拉底（Socrates）曾经承认以及伏尔泰（Voltaire）一直承认的那样。公众自以为知道并了解一切事情；越傻的人似乎越容易说自己无所不知。然而，如果一位深受公众信任的艺术家决定发表声明说他一点儿都不了解自己见到的事情，那么在思想王国，这种声明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Chekhov 197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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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建议，统计模型建造者要有类似的谦虚。实际上，模型越通用（即可以引申出的关系模式和函数形式越多），就越有可能“拟合”系统中的噪声，结果就是拟合度高但预测力差。面对偏差-方差困境（bias-variance dilemma）（Geman，Bienenstock and Doursat 1992；Gigerenzer and Brighton 2009），模型建造者必须选择是建造复杂模型犯过度拟合错误还是建造简单模型犯过度简化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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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高智学习者要保持谦虚；另一方面，听众要对他们的故事和模型持怀疑态度，除了这两个看似显然合理的办法外，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凭直觉接受某些故事，认为它们反映了真相，我们凭直觉拒绝某些故事，认为它们曲解了真相，我们的这种做法，除了归结为个人偏见或社会偏见以外，还能归结为其他什么东西吗？我们（或者应该）根据什么标准判断这个故事比那个故事更可信？经常有人说，诸如威廉·莎士比亚、亨利·易卜生或安东·契诃夫之类的剧作家揭露了有关人类境况和人类行为的重要真相（O’Connor 2008）确实，这些剧作家有时被人用来教导管理者或者那些立志成为管理者的人（Gagliardi and Czarniawska 2006）。例如，有人曾借易卜生的剧作提出“强大的理想唆使人提供伪证”的观点，并且用它论证这样的机制在当代组织中起作用（March 2008，第 20 章）。有人曾用威廉·叶慈（William Yeats）的诗作论证管理辞令要求果断、确定和清晰，而现实生活充满怀疑、悖论和矛盾（March 2008，第 19 章）。有人曾用博弈理论和垃圾桶理论诠释商业公司的战略行为（Gib-bons 1992；2003）。这样的观察符合我们的理解因此值得相信，这么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判断它们是否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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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剧作家、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声称自己的故事或模型反映了真相，即符合大多数人对经验本质的理解。有些人会说，两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愿意认为：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很多人也在努力发现真相，因此自己的故事或模型原则上是可以用证据证伪的（Kuhn 1962）。这个差异很重要，然而，尽管存在这一差异，但是两群人在根本上还是类似的。小说家的故事、社会科学家的故事，都要接受是否可信的评判，对小说家故事的可信度评价、对社会科学家故事的可信度评价，似乎不太可能有多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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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评价契诃夫所讲故事的可信度？评价方式与评价威克所讲故事可信度的方式不同吗？可信性与艺术性截然不同吗？与讲述技巧呢？什么是经验数据，计算可信度时如何参考经验数据？可信度可以与兴趣和意识形态分离开来吗？与熟悉度呢？本书的目的不是假装解决这些问题。尽管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好像没有丝毫的解决迹象。本书的目的是指出，人们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说：组织研究所提故事和模型的可信度高于（或者低于）小说家，或剧作家所讲故事的可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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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发一项评价故事和模型可信度的技术，也许有必要明确地认识到经验与现实之间的薄弱联系。当《奥拉》的作者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百年孤独》的作者加布列·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írquez）、《伊娃·露娜的故事》的作者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描写亦真亦幻的世界之时，每个人都既在为小说家说话又在为社会科学家说话。两群人中的佼佼者都力求准确地反映现实，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认为，对把握难以捉摸的现实而言，想象与观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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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而丰富的样本中也许可能挖掘出更多有关深层现实的东西，这一可能性激励着现代学者研究“假设历史（hypothetical history）”。这样的历史，要求运用观察经验和想象生成可能经验的分布。在这个过程中，从揣测中推导而出的可能现实被提到与观察现实几乎同等的地位（Tetlock 1999）。这个研究方向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们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研究的效度，也很难为这种研究提出明确的、详尽的、标准化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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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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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和模型的真理价值似乎很难确定，但是经验故事并非仅仅揭示因果真相的工具。用来给经验加框的神话和主题，既依赖同时又促进被人视作理所当然的社会结构的发展。很多组织研究与其说是在努力正确反映现实（效度），不如说是在努力达成共识（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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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是人类行动者交流对话的基础。通过交流对话，行动者可以分享经验、形成共感；交流对话允许行动者更加容易地协调彼此的行动，有助于行动者形成并实施正义的社会规范（Bartel and Garud 2009）。在古典组织理论的语言中，故事和模型是用来吸收不确定性的工具（March and Simon 1958，164—166）。故事和模型允许行动者在可以理解的故事下行动，而非在不可理解的现实下行动。讲述群体历史的众多故事应该趋同，这一点尤其重要。本着那一精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91）主张，民族感涉及对一个想象共同体的理解，这个想象共同体以建构历史为基础，建构历史的制造过程，明智地结合了健忘、发明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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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建可行的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这样的理解也很重要。正义是很难定义也很难实现的目标。它要求人们对公正的要素以及个人和社会的责任达成广泛的共识。高智学习产生的故事和模型，是获得这种共识的工具。它们促进信念的社会趋同，提高个人和社会对智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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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故事讲述为社会认可提供基础。能够讲述可分享的、有趣的经验故事，是智慧的一个重要标志，对组织参与者而言如此，对学者而言亦如此。能够讲述令人信服的、高智的经验故事，是优秀管理者、优秀研究者和优秀顾问的标志。培养这种能力，是组织的一项主要责任。本着那种精神，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写道：“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能够具有的最大优点就是，发扬国民的美德和智慧；判断一个政府是好是坏，首先要看的就是它能否发扬国民的美德和智慧。”（［1861］1962，32）因此，组织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寻找具有最大可理解复杂性的故事和模型，并且努力培养能够阐述这样的故事和模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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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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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徒一直在烦恼：金·詹姆斯（King James）翻译的《圣经》，语言很美，但有错误，要不要继续用下去。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一直在争论：《圣经》里面的叙述，具有多少历史准确性。这些事情提醒着我们：美的不一定真，真的不一定美。济慈（Keats）说过“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个观点很迷人，但并不好证明。有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真实反映人类存在的事情远远称不上美丽，很多美丽的事情并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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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真理和正义是相互独立的美德，但是美学价值并不比真理价值和正义价值小。对学术而言，美学价值、真理价值和正义价值是三位一体的，没有主次之分（Lave and March 1975）。没有什么比组织故事更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能够用美丽的故事讲述组织生活，就是赋予组织生活以价值。想法就是艺术品（March 2008，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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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那些优秀的组织故事和模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及其同事描述佛罗伦萨政治和经济组织的起源（Padgett and Ansell 1993；Padgett and McLean 2006），当威克（1996）描述消防队员对危机的反应，当史蒂文·巴利（Steven Barley 1986）描述 CAT 技术员如何理解机器，当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 1984）描述引发事故的各种相互作用，故事是美的。当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 1970）描述空缺链，当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70）描述退出、呼吁与忠诚权衡，当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 1978）描述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当威廉·费勒（William Feller 1968）描述随机过程，模型是美的。美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必然的。美是精心制造出来的，不能轻易地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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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随便浏览一下人类文明史也会发现，制造并欣赏提供审美乐趣的事物，是智慧的重要目标。尼采把历史学家的工作说成是“在老主题上翻新花样，把流行小调提升成普世象征，并且证明其中存在一个深奥的、强大的、美丽的世界”（1957，37—38）。对于那些想通过故事和模型从经验中挖掘启示的人来说，这个工作说明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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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疆界 第 4 章 产生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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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但是适应理论把与老想法、老实务、老形式或老产品生存繁衍过程有关的效率和意外处理得相当好（Cyert and March 1963；March 1988，第 8 章；1994；1999a，第 15 章；Nelson and Winter 1982；Hannan and Freeman 1989；Cohen and Sproull 1996；March，Schulz，and Zhou 2000；Hodgkinson and Starbuck 2008）。适应理论对创造、利用并保护新想法、新实务、新形式或新产品免遭淘汰的探索过程处理得不太好（Becker，Knudsen，and March 2006）。后面这个过程以及有关这一过程的理念构成了新事物理论的雏形，是本章的讨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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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讨论之前，有两点需要提醒一下读者。第一，新事物理论主要处理对整体而言的新事物，而不是对局部而言的新事物。新事物理论集中关注的新属性或新实务，整个组织群都不熟悉，而不是仅仅哪个组织不熟悉。事物传播理论对理解组织创新与适应必不可少，但是与新事物产生理论多多少少有所不同。特别是，局部创新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创新者孤陋寡闻。对初尝云雨的人而言，所有房中术都是令人兴奋的新发现，不管其他人对这些房中术有多么熟悉。同样，与初做学问的人相比，经验丰富的学者不大可能宣称自己的东西是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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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事物研究和创造力研究有时把新事物和创造物混为一谈。新事物是偏离成规定见的事物，而创造物是后来被判定为成功的新事物。新事物是创造物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因此，很多带来新事物的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也会带来创造物，但是新事物理论不关注新事物被判定为创造物的社会过程和竞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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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章把两个假定看成多多少少是不证自明的。第一个假定是，大多数新想法是坏想法，也就是后来会被判定为失败，只有少数几个新想法最后会成功。第二个假定是，没有可靠的方法预测哪个新想法会成功。少数几个最终会被判定为创意的新想法与大多数最终不会被判定为创意的新想法是区分不开的，除非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考验。新事物的这两个特点对理解与新事物有关的问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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