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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层级神话的存在，所以其他可能很重要的网络结构变得不重要了。例如，有关博弈理论的故事具有对称性，也就是结成联盟的各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对等的，这种对称性放在组织故事中，就变成了层级性，也就是上级行动者通过激励下级“代理人”来实现目标（Milgrom and Roberts 1992）。在组织中，非正式网络的错综性和重要性次于正式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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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主题是领导者个人举足轻重（individualleader significance）神话：任何历史故事要想有意义，都必须和伟人扯上关系；组织历史是组织领导者根据个人意愿创造的。在典型的组织故事或模型中，个人行动被视作组织历史的基本构件。历史是人创造的，是重大人物相互斗争、相互合作的结果（Polkinghome 1988）。组织历史的重大发展应该归因于非凡的人类行动和能力，也就是领导者个人的行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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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织历史像军事历史一样，满是英雄；管理/组织历史的很多暗喻，都从军事历史中借鉴而来（Kieser 1997）。对公司沉浮的迷恋，转化成了对领导者个人沉浮的迷恋。就像有关军队沉浮的故事变成了有关将军有无能力的故事一样，有关商业公司兴衰的故事变成了有关 CEO 有无远见的故事。领导者的身份、性格、义务是管理教育的常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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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神话主题是历史有效（historical efficiency）神话：历史遵循的路线，通向唯一的均衡，这个唯一均衡由先前条件和竞争共同决定。很多人强调市场竞争是商业公司的自然选择机制，他们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因为相信历史有效。历史有效的基本观点是：历史青睐那些符合环境要求的个人、组织、形式、实务和信念；竞争会确保历史的有效性；能够生存下来，就说明与环境要求的匹配度较高。历史有效神话，融合了古典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后来又融合了马尔萨斯（Malthus）（［1798］2001）和达尔文（Darwin）（［1859］2006）的一些观点。竞争是必需的，优者胜，劣者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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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效神话，表现在有关优秀实务（例如，品质圈、新公共管理、精益生产、业务流程再造、全面质量管理、组织文化、知识管理）战胜不良实务的故事之中，表现在人们把市场竞争或政治竞争看成自然的、必要的这一倾向之中。领导者个人举足轻重神话与历史有效神话显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但是人类故事讲述的一个常见特点就是，结合相互冲突的熟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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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神话主题绝对没有穷尽组织故事讲述者可以用到的所有神话主题，还有其他很多神话主题可用。其他神话主题，人们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与以上四大神话主题的一致程度也各不相同。特别是以上四大神话主题，每个都有一个反主题，反主题本身也很有名，足以成为故事的要素。理性神话的反主题是身份主题：个体不是遵循结果逻辑，而是把情境与身份要求匹配起来。层级神话的反主题是非层级网络主题：复杂的联系网络把组织中的个人连接起来。领导者个人举足轻重神话的反主题是复杂性主题：历史是由多个个人的行动的复杂结合创造的。历史有效神话的反主题是历史无效主题：适应是缓慢的，具有多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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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四大主题而建构的故事当然比围绕各自反主题而建构的故事更容易找到支持证据，但是故事讲述者在尝试神话主题的过程中会或多或少地对它进行调整，或者精练它、丰富它、壮大它，或者考虑是否要弱化它，甚至颠覆它。与此同时，把四个反主题放在四大主题的对立面，倾向于突出四大主题在智慧王国里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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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神话，很多下面潜藏着一个更大的神话：人类举足轻重，也就是，人类可以通过个体的或集体的智慧行动影响历史进程，让历史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样的神话，既是一种信仰，又是经验诠释的基础。很多人相信“显而易见，人定胜天”，只是不太成功的组织中相信这一点的人略比比较成功的组织中相信这一点的人少。“人定胜天”并非不证自明的——或者也许仅仅是不证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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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相信“人类举足轻重”，所以人们倾向于把历史事件归功于或者归咎于人类意愿，进而慷慨地或残忍地对待领导者。国民幸福的功劳、国民不幸的责任被归到政党和政治家的身上，股价上涨的功劳、股价下跌的责任被归到公司管理者的身上，社会项目取悦公众的功劳、社会项目惹怒公众的责任被归到政治领导者或政府机构管理者的身上，只有领导者才配受崇拜、受谴责（Shklar 1990，62）。这样归功论责，即使存在理清因果关系的机会，也会被“人类举足轻重”的信念抹杀。正如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1985，23—28）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人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倾向：把大型机构的掌舵人送到领奖台上或钉在耻辱柱上——因为丝毫不为他们左右的事情而表扬或谴责他们。”这种做法，是对人类掌控命运的肯定；对人类意识形态而言，这种肯定弥足珍贵（Czarniawska 1997，38—39）。在更世俗的水平上，基于这种肯定的问责神话以可以观察到的方式影响着管理行为（Tetlock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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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疆界 真理、正义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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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经验故事和模型，是受过教育的组织观察者从经验中学习的一块主要工作。经验故事和模型，不仅因为声称准确表征超语言真理而具有真理价值（真理价值是主要的传统价值），而且因为创建社会秩序而具有正义价值、因为提供审美乐趣而具有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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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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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俗的诠释中，智慧行动要求准确理解世界，而准确理解世界要求准确诠释经验。只要经验故事的主题正确刻画或者创造了世界，故事就会对行动提供有用的指导。诸如“深层现实”“准确诠释”“正确描绘”之类的词语，是社会建构学家的常用语，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词语只会用在有关学习的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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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人相信，组织或者学校原则上可以发展出正确表征组织生活深层现实的故事和模型（Argyris ans Shon 1978；Nonaka and Takeuchi 1995），但是故事和模型建造流程本身不能为效度提供什么保证。这并非主要因为人类学习者的无能，而是主要因为故事和模型所要反映的深层现实很难从日常经验中挖掘出来，即使有最好的观察工具和推断工具。世界太复杂，而经验太贫乏。例如，商学院用商业案例教学生，让学生从模拟经验中学习，并让学生用现成框架诠释模拟经验中的事件，这些现成框架主要来自经济学，但有的也来自组织研究、会计财务、运筹研究、市场营销或者其他领域。这种练习很可能有用，但是很难说学生讲述的诠释性故事确实蕴含在那些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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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早期对组织研究做出贡献的颇受尊敬的学者，也用故事诠释观察经验。例如，阿贝格伦（Abegglen 1956）研究日本工厂之时，古尔德纳（Gouldner 1954）研究工业领域官僚主义之时，罗斯里斯伯格（Roethlisberger）和迪克逊（Dickson 1939）以及沃克（Walker）和格斯特（Guest）研究工人小组之时，怀特（Whyte 1955）研究街头组织之时，塞兹尼克（Selznick 1949）研究合作之时，卡夫曼（Kaufman 1960）研究护林员之时，他们做的这些研究，以及其他很多诸如此类的研究，一直是组织学者非常重要的思想源泉，尽管很难看出组织学者提出的思想确实蕴含在这些研究描述的事件之中。确实，有些比较擅长此道的学者，拒绝明确地诠释自己的思想，而是留待别人挖掘其中的意义（Chekhov 1979；Krieger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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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深深相信、广泛分享来自经验的故事，但是相信的深度、分享的广度都不能肯定地保证故事的效度。此外，人们对经验的理解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广泛分享的信念也受到广泛的挑战。同一时代的人总是就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争论不休。有关经验启示的信念往往受到政治和语言边界的限制。殖民历史，在殖民国家的讲述中与在被殖民国家的讲述中是不一样的。人们写回忆录或自传，力求影响对历史事件的诠释，但是不同人写的回忆录或自传对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的描述。正如经常观察到的那样，历史是胜者书写的。特别是，记载中的历史是对（或者由）获胜的领导者讲述的。结果，历史往往是有关领导者行动和意愿的故事，而且往往是对伟大英雄的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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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俗的理解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历史诠释不随时间而变化”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历史。有关历史经验的信念会渐渐变化，部分是对新的信息做出响应，部分是对新的诠释性观点做出响应。随着统治阶级偏见的变化，历史故事反映着不断变化的政治正确性：清教徒的恪守传统从坚定不移的象征变成顽固不化的象征；土著美国人从野蛮人变成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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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寓言《皇帝的新衣》中，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37）提醒读者，人们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到多么严重的地步。然而，《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故事讲述者明明白白指出了，实际上，皇帝什么也没穿。故事讲述者请读者看的是：社会大众有时会罔顾事实，滑稽地支持一个显而易见的谎言，直到一个没有完全社会化的、天真无邪的小孩说出大实话。因此，故事的读者知道真相为何，也看到了社会舆论的威力和盲目从众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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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典型的情况是，真相是模糊的。人们口中所谓的真相，不过是大多数人的共同看法。这种情况的问题比上面提到的《皇帝的新衣》更为严重。在世人普遍认为世界是圆的时候，如果亲身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好像是平的，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在世人普遍认为吸烟有害健康的时候，如果亲身经验告诉我们吸烟似乎让我们觉得好受了一些，那么我们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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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没看过某部浪漫喜剧的电影系学生可以具体说出其中的大部分情节一样，根本不了解某个事件具体细节的故事讲述者也能围绕该事件写出故事的大致框架。确实，有人认为，故事和模型之所以具有存在的价值，原因就是故事讲述和模型建造所依据的永恒框架，比当代任何观察都更接近真相。公认的故事或模型框架比我们的直接经验更准确地反映真相吗？这可能吗？加姆巴蒂斯达·维科（Giambattista Vico）（［1975］1961；Bitney 1969）认为，神话抓住了历史的要素，去掉了不相干的噪声。类似的，还有人认为，对很多不完整的、有错误的诺基亚崛起故事进行元分析，就可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故事（Lamberg，Laukia，and Ojala 2008）。凯瑟琳·马奇（Kathryn March）报告说，塔芒族女子讲述的有关其人生经历的故事“是史诗，因为她们的讲述，比任何一个讲述都大，甚至比所有可能的讲述加起来都大，她们超越了自己，她们的故事充满引申含义，这些引申含义，表面上看在故事之外，实际上是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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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经济学教授向经济学学生保证，尽管直接经验有时似乎并不符合教材中的经济学模型，但是问题更可能出在他们的观察或诠释上，而不是出在模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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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断言颇具教育性，也唤醒了我们儿时的记忆：物理实验课上得到的结果不好，说明我们的实验技术不合格，而不是理论有错误。然而，以上论断既难进行实证效验，也难从公认假定推导出来。以上断言隐含着某种“中央极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反映在典型故事之公认框架中的经验汇集，会减弱对直接经验的诠释造成干扰的随机噪声。然而，要推导出这一结论，需要很多很多的假定，还需要这些假定非常非常地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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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表面上看，除了在一些可以反复练习积累经验的狭小领域之外，根据广大学者公认的有效标准来判断，日常经验（观察）好似不会产生多少确实有效的启示。1888 年 5 月 30 日，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在给出版商苏沃林（A.S.Suvorin）的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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