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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理论的第二条思路，起点是一个内隐的假设：适应过程是想消灭错误源，但是这样做的效率并不高。随便观察一下人类生活就会发现，现有的各种适应机制远远称不上完美。现代社会秩序是十分有效的社会控制系统，但是总会遇到与之对抗的越轨行动者，而并非所有越轨行动者都会被关进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市场机制，特别是金融市场机制，是高效的适应机制，但也有低效的成分。博彩业繁荣昌盛，说明人类有能力做出让财富积累前景变暗的投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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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组织学者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某公司带来成功的做法被搬到其他公司后并不一定能带来成功？组织学者同样非常感兴趣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组织管理者倾向于既不关注已知之物又不关注有证据显示即将出现的新事物（Pfeffer and Sutton 2006；Gary，Dosi，and Lovallo 2008）。对这种表面上的适应不良的一个常见解释强调，相对于环境变化速度而言，适应过程是比较缓慢的，但是这样的解释有一个缺陷：不能具体指出适应过程允许环境以多快速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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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乍看之下，在叫得出名的那些适应机制之下，新事物之所以存活，好像不是因为新事物具有天择优势，而是因为那些适应机制改进已知之物的效率低下，进而消灭新事物的效率低下。速度慢，易出错，很难实现统一和连贯。结果，在组织之中，延续与变化这对矛盾纠缠紧密（Olsen 2009）。例如，在组织背景下，人力资源政策留下表面成功的管理者、解雇表面失败的管理者，乍看似乎对提高组织与环境的匹配度有用；然而，系统而言，人力资源政策也会留下比较无能的管理者、解雇比较能干的管理者，进而既容忍愚蠢的新事物又降低长期匹配度（March and March 1977；Levinthal 1991；Denrell and Fa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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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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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适应低效的一种通俗做法就是给解释不了的不合常规的现象贴上笼统标签：愚蠢？疯狂？意外？天才？反常？不能消减的噪声？进化学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突变概念，这是为基因繁殖中的不合常规的现象贴上的标签。贴这样的标签，并不是十分愚蠢的解决办法。大多数自然过程或对自然过程的理解会展现一些解释不了的变异，几乎每个知识领域都为其解释不了的变异贴标签：人格、权力、领导力、文化。既然社会科学中解释不了的变异一般都很大（就像适应理论中的一样），那么只要贴上这样的标签，不对标签指代的概念做出诠释，就能解释很大一部分变异（Lave and Mach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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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这样的标签，是学者的最后一招。这种做法的存在价值就是，刺激学术发展，进而让人们少使用这样的标签。例如，几年前，“风险偏好”被人引入选择理论，作为金钱效用曲线的任何非线性特征的笼统标签。之后，大量试图解密金钱效用非线性特征的研究纷纷涌现，其中有些研究因为“风险偏好”这个标签而显得混乱，但是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带来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March and Shapira 1987，1992；March 1999c，第 15 章；Denrell 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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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疆界 新事物生成机制的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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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新事物贴笼统标签，就要尽力明确具体是什么过程在产生不可避免但可以预测的适应错误。例如，我们可以构想一个知识衰退理论。我们可以假定，知识通过适应而积累，储存在图书馆、基因、规则和记忆中。知识通过更迭、遗忘和错误归档而丢失，这样，不管什么时候都有很大程度的无知。有的东西，以前知道，现在不知道。另外，知识还通过其不完全可及性而丢失。有的东西，这个地方知道，那个地方不知道（Jeppesen and Lakhan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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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不管是适应滞后还是知识衰退或者是不能获取分布式知识引起的，一般更可能带来灾难而非有用的发现（Polanyi 1963）。这就是在力求打造整合全、效率高的知识系统时要小心谨慎的原因之一（Burt 1987）。不管是知识衰退理论，还是分布式知识可及性理论，只要阐述得当，几乎肯定会促进对组织新事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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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作为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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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合常规，因此，新事物理论也许可以借鉴更为一般的越轨理论（Amabile 1983；Wells et al. 2006）越轨理论的一个版本强调一个揣测：创造中的越轨也许和偏离神智或者偏离社会规范的越轨具有很多重要的共同点。根据这一揣测，造就天才的因素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与造就罪犯的因素重叠。结果，只要把解释焦点放在个体水平上，新事物理论就很有可能与越轨理论有很多共同点。有个假定很诱人，那就是，创造物（即最后被判定为成功的新事物）不过是从愚蠢总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因此，在个体水平上，影响创造行为的主要非随机因素也是影响越轨行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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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自涂尔干（Durkheim 1973）以来，社会学越轨理论就一直在强调，越轨的产生与个体水平的因素无关，而与社会的特征有关。在社会学越轨理论看来，犯罪与性别、种族和年龄等个体属性的强相关，是由社会结构的性质造成的：越轨源自与周密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分裂。与社会制度疏离或隔离，其出现和持续可归因于敌对文化的发展和异常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Becker 1963；Spergel 1964）、文化定型（Said 1978）、学习（Bandura 1977）。少年犯的离经叛道是由与社会制度、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的关系不良造成的（Becker 1984），企业资本家的离经叛道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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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让越轨理论对新事物理论做出贡献，需要解释越轨是如何嵌入适应系统的，还需要解释适应的低效性是如何内生于其制造成功的能力的。这是认识动物有性繁殖的一种方式，也是认识事物在组织间传播的一种方式。有性繁殖一般会产出受环境接纳的基因结合，但有时也会产出特别出格的基因结合。这些基因结合，大部分会悲惨地失败，小部分最终会具有特别受环境接纳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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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模仿成功实务一般会加大存活机会，但是往往还会带来特别出格的转变。再次，这些转变，大部分会悲惨地失败，小部分最终会具有特别受环境接纳的属性（Zbaracki 1998；Czarniawska and Sevón 2005）。对于任意跨学科或跨文化交流而言，情况也是类似的（March 2008，第 13 章）。适应把新事物产生机制镶嵌在高效繁殖受环境接纳的属性的过程中，这样，新事物产生机制才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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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适应如何制造产生新事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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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中，高效适应通过三种方式制造有利于新事物产生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请看 Miner，Haunschild，and Schwab 2003）。第一个是，成功带来组织宽裕（organizational slack）以及与之相连的控制减弱，进而鼓励尝试、避免新想法早夭（Cyert and March 1963；Nohria and Gulati 1996；Greve 2003）。在创业型公司，资本过剩，宽裕出现，新想法早夭可能性减小（Levinthal 1991）。实际上，巨大成功，不管是开业之后经营方面的还是开业之前筹备方面的，会吸收失败的负面效应，减少对创新活动的严密监控。这些宽裕缓冲机制反映着未支配的资源（Deutsch 1963），而未支配的资源会鼓励人们追求未经经验的想法，而小部分未经经验的想法也许结果会被证明是特别好的想法（Winter 1971）。宽裕是由高效制造的，但是宽裕有助于保护愚蠢使其免遭消灭。新事物（大部分新事物都是愚蠢的）是宽裕的副产品，而宽裕是高效适应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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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有利于新事物产生的组织适应现象是，管理者狂妄自大（managerial hubris）。适应机制以比失败管理者更高的比例留下成功管理者。成功史导致管理者系统地高估创新活动的成功前景。在成功是能力和运气联合产物的情况下把成功归因于能力，成功的管理者就会渐渐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未来反败为胜，就像过去表明的那样。管理者的这种狂妄自大会导致他们（进而他们的组织）过分支持有风险的新想法（March and Shapira 1987；Kahneman and Lovallo 1993）。新事物是管理者狂妄自大的副产品，而管理者狂妄自大是高效选拔管理者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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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有利于新事物产生的组织适应现象是，对新想法过度乐观（overly Optimistic hopes for novel ideas）。系统而言，在一个竞相承诺的世界，获胜的项目是那些希望压倒现实的项目（Wilson 1977；Harrisonand March 1984；Thaler 1988）。新想法因为不大为人了解，所以特别容易从这种过度乐观中获益。基于未来期望的竞择待见乐观偏见，而乐观偏见待见新事物，因为新事物的不确定性让新事物更容易陷入乐观主义幻想。美国一参与间谍卫星系统资金管理的政府要员指出，1977—2002 年，美国政府的 18 个公开招标宇航项目中，有 16 个落入新玩家手中。他解释说，这是无知和狡猾共同造成的：“你作为老玩家，十有八九会写出一份贴近实际的建议书，因为你做过，你了解，既然以前的项目很成功，那就仿照以前的项目写建议书吧。你的竞争对手，出于无知或者狡猾，会创造出一份几乎没有任何底子的建议书（Taubm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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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宽裕、管理者狂妄自大和对新想法过度乐观的深层机制是所有让适应具有有效性的东西。它们反映并支持成功，与此同时又有利于新事物的产生，即使新事物平均而言是坏的。这些明显的悖论让人不禁揣测，适应过程也许还有其他方法帮助供养而非消灭新事物产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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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想想智慧和知识是如何蕴藏在可繁殖的适应错误中的（March 2008，第 8 章）。一方面，智慧和知识似乎更有可能消灭而非供养新事物。新想法、新程序和新属性十有八九不合常规。通俗智慧一般认为，新想法、新程序和新属性劣于老想法、老程序和老属性。在绝大多数案例中，运用智慧拒绝新想法事后都被证明是明智的。这一事实导致人们更可能运用智慧和知识采取行动、评价新实务。人们运用智慧和知识尝到了甜头，于是学会了偏爱运用智慧和知识。因为智慧和知识把大多数新想法正确判定为坏想法，所以经常被人说成既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变革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Winter 1987；Hatchuel and Weil 1995；Loasby 1999），又是创造力的主要扼杀者（Sim-onton 1999；March 2008，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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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智慧还有另一面，这一面也许可以叫作乌托邦智慧。因为迷恋理性智慧，于是迷恋抽象思维和模型产生的想法，信仰假设模型与现实情境的拟合，看好抽象思考产生的新事物。这种乌托邦智慧似乎是新想法的主要源泉，而且，乌托邦智慧引发剧变的案例比比皆是、有据可考。然而，正如可能预料的那样，这样的新发明，大多以灾难告终，就像空想家的结局一般都很悲惨一样。例如，想想乌托邦智慧在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计划经济中的作用，在美国对越战争中的作用，在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泡沫破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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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灾难中可以看出，连最粗糙的适应过程也理应灭绝乌托邦智慧的运用。那么，乌托邦智慧是如何在人类共同体中繁殖的？一个可能的答案（借自种群生物学）是搭乘（hitchhiking）（Hedrick 1982）。中性或有害属性因为与有益属性相连而存活。一个几乎总是失败的属性（乌托邦智慧）搭乘一个经常而且明显成功的属性（常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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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产生机制因为搭乘常规效率而存活，这一理念对于解释适应过程如何供养新事物而言是有吸引力的，不过，这一理念没有指出搭乘的具体条件。乌托邦智慧与常规智慧到底有什么联系才出现搭乘？显而易见的（但并非特别有用的）答案是，两者在认知上、社会上紧密相连、无法轻易分开。两者共享很多基本元素，适应过程接纳其中一个必然导致适应过程接纳另一个。例如，两者在教育中紧密交织，因此成功使用这一个与成功使用那一个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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