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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战战兢兢地回应：“敢问国君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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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没有搭理晏婴的问题，自顾自地说：“我想应该会落在有德者的身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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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顺着景公的话说：“如果像国君您所说的这样，那么应该就是先祖桓公时，奔逃到齐国的陈国后代陈氏了。陈氏虽然没有伟大的德行，但他们对于民众广施恩惠。豆、区、釜、锺等量器，他公田征税时就用小的，对民施舍就用大的。国君您的赋税多，而陈氏的施舍多，民心都归向他，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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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说：‘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虽然没有德行可以给你，但也该让你尽情欢声歌唱、欢心起舞。陈氏的作为，已经让百姓为他起舞了。如果您的后代稍微怠惰一些、陈氏没有灭亡，那么齐国肯定就会变成陈国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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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那么这事态紧急，寡人应该怎么办才好？”景公当然知道，所以才头痛找晏婴来商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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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严肃地回答：“只有礼，才能够制止这件事的发生。符合礼制，宗族对于百姓的德泽永远也赶不上国家。如此一来，民众不会任意迁徙，农人也就不会随意挪动。商人和工人不会改行，士人也不会失职。官吏不敢怠忽职守，大夫也就不敢贪污、窃取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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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叹了一口气：“这些，我想我是不能做到了。但是今后我知道，礼，可以作为国家的基石，用来好好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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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接着说：“礼，可以用来治国已经是很久的事了，简直可以说与天地齐寿。君王发令而臣子恭敬、父慈子孝、兄仁爱弟尊敬、丈夫和顺妻子温柔、婆婆慈爱媳妇顺从，这些都是礼。君王发布命令而不违礼，臣下恭敬而没有二心，父亲慈爱而教导后代，孩子孝顺而懂得适时规劝父亲，哥哥仁慈友爱，弟弟尊重而顺服，丈夫和蔼知义，妻子温柔端正，婆婆慈爱能接受谏言，媳妇恭顺而婉约；这都是礼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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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回应说：“那真是太好了。寡人从今以后，听到礼要更加倍尊崇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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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说：“先王从天地之间接受了以礼来治理国家，也为了黎民百姓，所以先王崇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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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几段关于外交与国政的对话，就可以看出晏婴的性格与励精图治的能臣形象；隐藏在言语中的国家危机也让老臣暗自神伤。晋国叔向与齐国晏婴两人是英雄惜英雄，棋逢敌手、他乡遇知音，两人在外交上相谈甚欢，也可从两人对话中了解两国的国况：齐国重税、晋国军废。从百姓的生活中就可以看出人民的痛苦指数节节攀升，无奈的是国君看不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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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是个德才兼备的贤相，他并不是只把百姓之苦说说而已，而是真正与他们站在一起。从他拒建新宅可以看得出来，国君为了笼络他，不惜得罪百姓。他只不过对新宅致意，便将房子邻里恢复原貌；这样做其实是在帮助国君：让百姓不要加深对国君的怨恨。晏婴智慧过人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失去国君的信任；他很清楚陈桓子可以帮他的忙，让整个事件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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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对国君的劝谏，也是直指核心。国君并非不能接受这些谏言，只是为时已晚，陈国后代势力已经坐大，百姓已经倾心陈氏，即使是晏婴也无力回天了。但是晏婴留下的言论，足以让后世统治者作为治世方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样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职位上尽责，那么这个世界就天下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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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MBA：40则人性决策历史课 40｜不可轻易动摇的事｜郑国铸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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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是走在时代前端的人，他知道面对不同的环境要以不同的方式来治理，这也就是他能够成为流芳百世的政治家的原因。所有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会看见不同的面向，有些事就是无法用非黑即白来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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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治理郑国时，不只是郑国，整个国际形势都正在转变、原来的制度正在瓦解。铸刑书，等于是公开了刑罚。这对现今社会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法律是道德规范的最低标准；但是在古代却不是这样的。子产要怎样完成这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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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公六年（公元前五三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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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三月，郑国子产将法律刑书刻铸在象征诸侯权力的金属制鼎上。子产将它公之于世，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在此之前，法律操之于许多贵族之手。但这样的改革，的确很容易引来保守势力的反对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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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晋国叔向就派人送了封信给子产：“之前我对你治理郑国一事，寄予厚望，但如今想来，是我错看了你。过去先王在衡量犯罪过错时，从不用刑律来判断；那是害怕百姓心中起争斗之意。如果这么做，还是没有办法抵制恶行，就只好用道义来规劝，用发布政令来纠正，彻底执行礼制，言而守信，奉行仁爱。制定禄位来奖励那些愿意遵从的人，严刑峻法来规范那些放肆无礼之徒。如果担心这样还不能收到成效，再以忠诚来教诲他们，通过他们的行为来决定奖罚，以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导他们，用喜悦和善的态度对待他们，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审查他们，强势威严领导他们，最后用坚决果断的判决来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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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还不够，还要四处求访圣贤哲人，寻找明察秋毫的官吏，敬邀忠诚可信的长者，以及慈爱和惠的老师；这样人才都备齐之后，百姓才有可能任由驱使，而不至于发生乱事。而现在百姓知道有刑书可以依靠，就不再尊敬长上，不但会起争斗之心，还会征引刑书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如果让他们侥幸成功了，那时就没有办法挽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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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时因为有暴民乱政，所以制定了《禹刑》；商朝同样也是有暴徒干政，所以制定了《汤刑》；周朝也因为违犯政令之徒，所以制定了《九刑》。这三套刑法的诞生，都是因为身处在衰微的末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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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辅佐治理郑国，将田地水利重新划分，建立会被舆论监督的政权，制定像《禹刑》、《汤刑》、《九刑》这样的刑律，还把刑书铸在鼎上。你想用这样的方式让百姓得到安定，不也是很难达到的目标吗？《诗经》说：‘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先人让我们效法文王的德行，每日安抚四方之民。又说：‘仪式文王，万邦作孚。’效法文王，就能得到万邦的信赖。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有刑书？这不过只是让百姓有了争夺的依据，他们必然会舍弃礼义而征引刑书，来强辩自己做的错事是对的。刑书上写的每字每句，即使是小事，都会被人们尽全力争个你死我活。犯乱的案件会越来越多，贿赂之事也会日渐滋增。至于这一切正确与否，历史自会评断，就留待时间来证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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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向一封书信，骂得子产狗血淋头。子产又怎么回应呢？其实很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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