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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强则国强。发展经验显示，每一次“婴儿潮”主导的人口增长浪潮，都会对应出现一个经济繁荣期。创造“婴儿潮”等于创造生生不息的新人口红利。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尽量释放“全面二孩”政策弥补少子化亏损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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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到省市区层面上实施会有一个过渡期，在各地落地也有一个时间差。所以，首先值得期待的是各地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尽快落地实施，缩短过渡期也缩小时间差，以期充分释放政策效能，特别是让部分想生能生的70后抓住这最后的生育机会。非独群体主要是70后高龄人群，其中小部分可能会将二孩生育意愿付诸行动，如何科学备孕、助孕、优孕、降低风险是大家所关心的，需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计委）等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生殖健康优质公共服务，并开辟绿色服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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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采取配套政策措施，将生育权限政策和生育导向、生育服务和生育福利政策紧密结合，形成四位一体的政策合力，重建生育文化，降低生育成本，营造生育氛围，鼓励生育行为，创造“乐生、想生、敢生、优生”的二孩生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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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豁免对超生二孩行为的惩处和罚款，要建立“包容性二孩”、“包容性计生”和“人道主义计生”的新理念，超生虽然属于法外行为却在情理之中，借此努力弥补长期少子化所造成的年轻人口亏损和生育新政遇冷所带来的“婴童赤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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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生育政策包括了若干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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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生育权限政策。就是政策赋予的生育权和生育选择空间，目前包括了汉族人口双独二孩、单独二孩、非独一孩及一孩半，以及少数民族人口更为宽松的生育政策。“单独二孩”政策是沉寂33年后的“一孩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一次破冰式改革，2015年岁末出台的“全面二孩”政策则走到了生育政策改革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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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生育导向政策。就是宣传导向和利益导向是鼓励“一孩化”抑或“非一孩化”。2000年以来，我国的平均生育率持续低于1.3，掉入了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警觉巨大的政策惯性和人口惯性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和危害，当务之急是要改变“一孩化”的生育导向政策，特别是宣传舆论导向要逐渐过渡到鼓励适度生育的方向上来。利益导向上则要停止对新增第二代独生子女“单独家庭”的奖励政策，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进行必要的历史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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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生育的服务和福利政策。迄今为止，中国一系列的生育服务和保障政策都是围绕着“一孩化”建构起来的，也需要根据生育权限政策做适当调整和改变。应该看到，从生育权限政策到生育导向政策，再到生育的服务和保障政策，实际上是连带关系，这注定了下游改革必须与上游改革相呼应，下层改革必须为上层改革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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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生育权限政策决定了生育导向政策和生育服务及保障政策的走向。生育权限政策的改革只是系统性、综合性和联动性生育政策改革的第一步，我们有理由期待以人为本、以“尊重生命、保障权利”为核心的生育政策改革有进一步的行动。生育政策的改革深化需要走综合、联动、跟进的路线，配套的改革才能真正体现“二孩政策”的初衷，即有助于实现适度低生育水平、提高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增进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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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政策”放宽生育权限隐含着至关重要的人口价值观、生育价值观、孩子价值观的嬗变。这就是新增人口不是越少越好、出生率和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孩子不是包袱而是希望。在持续的超低生育率的挑战之下，家庭友好、生育友好、孩子友好的生育政策才是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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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生育导向政策需要做历史的切割，展现出破旧立新的改革勇气和当机立断的改革智慧。现今的生育导向政策已经被独生子女政策固化了，需要剥离和解套。我国需要为二孩以及未来更全面的生育权限建构起更明确、更新颖、更前瞻的生育导向政策。“一孩化”的限制生育时代终究要过去，多元化的自主生育时代一定会到来。全面二孩的政策取向需要宣传导向和利益导向政策的跟进，避免和减少选择性“独二代”高风险家庭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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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经验都表明，比诸一孩家庭，二孩家庭才是“合适之家”，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人口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从人口学角度看，笔者认为，“近更替水平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FR在1.8—2.5之间波动）是维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实际情况却是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而且持续处在超低的状态，既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长期的政策性“一孩化”积存了上亿之众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中国社会早已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从社会学角度比较来看，二孩家庭的结构和功能更加健全，社会细胞更加健康，自主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更强，二孩生育选择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所以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主流的家庭形态应该以二孩之家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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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生育的服务和福利政策也要配合二孩政策作出调整。既然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早已不是出生太多而是出生太少、生育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的问题，所以在人口治理体系上要做重大的战略性调整，欢迎和鼓励一切有条件的家庭生育二孩，不仅生育二孩的产假待遇不减少，相反可以根据各地的条件有所增加，再结合其他的鼓励性措施，创造一切有利于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条件，释放一揽子综合改革的效能和红利，彰显出以全面系统改革谋人口发展优化的战略远见与历史责任。同时，为准备生育第二孩的父母进行怀孕风险的评估，不仅做到适度生育，而且实现优化生育，提高优孕优育、母婴健康的比例，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需要有高技术含量的生育服务，恰恰是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两大部门合并之后大有可为的领域。目前的状况是，一些符合生育权限政策的单独家庭因为劣孕风险和高昂的生养成本而很可能被迫放弃第二孩的生育计划，这样的话，“全面二孩”政策对他们来说只是“看上去很美”，却无法实现梦想的政策待遇，而不是政策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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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之后，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建构包括生育护航计划、生命成长计划和生活扶助计划为内容的人口治理体系来为适度生育、优化人口、家庭幸福、社会和谐、民族强盛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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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超低生育率是强国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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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这一概念看似简单其实深邃，包含着人口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问题、一切命题、一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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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一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人类生命个体所组成的统计学总体，具有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和变化五个特征。家庭是人口发展最基本的单位。孟子曰：“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我们可以从人口学角度获得新的理解，即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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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一个集成概念，包括了“人”与“口”两个分概念，“人”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社会性和能动性；“口”体现了人口的数量性、规模性和统计性。“人”决定“口”，“口”影响“人”。“人”就是人类发展，“口”就是人口生态——包括了分人口或者亚人口的数量、构成、关系与功能，为此我们要树立以人为本、生态平衡、关系协调、可持续的人口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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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或者说生物属性。社会属性表明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属性是制度和文化赋予的，即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言：“人是文化的生物。”所以说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又是人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人的自由、全面、有保障的发展。生物属性表明了人类作为生命体的发展特征，表明了人其实是欲望的符号和载体，所以说人口问题的实质是需求问题，人类的生物学需求——食欲、情欲、知欲——是否以及如何满足，这一点很要紧，社会属性是生物属性的“文化外衣”，人性的本质和本能却在自然的和生物的属性中，涉及人类性情的欲望常常具有刚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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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我们要确立有关人口的角色、地位和作用的三大基本判定或者说人口公理。首先，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这里的人口就是具有一定数量的人的概念。我们不能被人口的数量属性迷惑，而忽视人口的社会属性——人的存在，既要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树木”。其次，人口是社会生存的基础。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一定数量、一定分工的人口，就难以成为人类社会。人口学有“最低人口”概念，生育决定人口的未来，所以需要维持一个“适度生育率”，确立生育率下降的底线伦理，或者说“底线生育率”。其实，二者是一个意思，就是“更替水平生育率”。最后，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人口，就有需求。有需求，就要供给、保障、生产和发展。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人类的欲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印度圣雄甘地说过：“地球能满足人类的欲求，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人口问题的实质是需求问题”和“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两个命题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需要提醒的是，需求问题既包括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包括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供给的需求。换言之，我们既要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也要为人口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流传多年的“人口环境”的说法并不全面，容易将我们的认识引向将人口边缘化、数量化和非主体化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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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间，“一胎化”政策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新人口危机，实为关系民族存亡、文明兴衰最为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毋庸置疑，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风险巨大、代价巨大、影响巨大的社会实践，需要大胆改革，以谋人口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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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胎化”政策加剧了权利贫困。国民的权利贫困是经济贫困和文明落后的根源。权利贫困是深度贫困，因为权利贫困意味着人口主体性的丧失，意味着人类发展的不足和失败。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代表了人口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口代表了人口的数量性和统计性。人决定口，口影响人，这就是人本主义人口观。人类现代文明史表明，对私权的高度尊崇和严格保护是“以人为本”的核心，也是制度文明的基石。人口安全是人口发展必须坚守的底线，生命安全又是人口安全的基础。“天地之大道曰生，如来之大德曰慈。”2004年，人权入宪，但生育权乃天赋人权这一全球通识在中国却奇怪地没有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对生育权的界定具有普适价值。1968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早有答案：“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74年，布加勒斯特召开首次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并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其中对于生育权作了如下定义：“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数量和生育间隔并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有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次里程碑的会议承认生育目标的多样性，因此不建议各国任何规范性的家庭人数标准，指出：“当低生育率业已成为事实或成为政策目标时，设法确保家庭人数仍有变动的可能。”其后的国际会议也一再重申“生育权是天赋人权”的基本观点。计划经济虽然进了历史博物馆，然而在生育权问题上，我国仍然滞步于强权专断的误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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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问题的实质是强大的公权力限制和剥夺了弱小的私权利，强制计生的推行以生命和发展为代价。因为强制计生，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因为手术后遗症，有多少男人和女人遭遇不幸、痛苦终生？！因为强迫堕胎，有多少孕妇和产妇付出了极其昂贵的生命代价？！因为选择性流产，有多少女胎被扼杀于母腹中？！根据有关专家计算，1980—2010年中国共出生了29702万男孩、26129万女孩，男孩比女孩多3573万。这样，若按正常性别比102—107计算，大约有1630—2991万女胎被剥夺了出生权利；按105均值计算，大约有2159万女胎被剥夺了出生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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