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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胎化”政策加速了大国空巢。生育“一胎化”加速了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进程。据统计，我国空巢老人数量2013年突破1亿大关，全国老年空巢率平均接近40％。实际情况将更为严重，独生子女父母空巢率将很高，因为独生子女外出求学、工作和生活，很多独生子女父母中年就已处空巢状况。由于生育的少子化和年轻人口外出，不少乡村出现空心化趋势，农村老人的空巢率将很高，代际居住的分离导致赡养—照料的“代际脱离”，老年安全问题将普遍出现。除了“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外，“孤独终老”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将贯穿21世纪，贯穿独生子女父母和独生子女自身两代人的生命历程，空巢空心，空巢无助，老无所依，晚年如何安顿、幸福如何保障？家庭养老名存实亡，社会养老又难以期待。空巢老人失养失助失亲现象日趋普遍。独生子女家庭将经历两三代“痛苦老龄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全新的人道主义问题。“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古有明训，于今更烈。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都必须依靠儿女子孙和年轻劳动力的支持。人口问题既需要外看，即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需要内观，即分人口或者亚人口（sub-population）之间的依赖关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保护人口生态的内部平衡，人口失衡、人口崩塌将诱发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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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胎化”政策诱发了性别失衡。性别失衡所导致的婚姻挤压本质上是严峻的人口生态失衡危机，根本上是过于严格、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和过于强烈、偏执的偏男生育意愿相互冲突和挤压的产物。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普遍、严峻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导致婚配性别比失衡，迄今产生了至少3000万的男性光棍。根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参与发布的《2012—201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中国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则高达206∶100。70后已成“剩男”重灾区，30—39岁男性中有119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而同年龄段女性中有582万人处于非婚状态。“剩男”问题正在持续发酵。在2013年“双十一”来临前，某团购网站推出“团购越南新娘”的活动，几万网友参与，昭示婚配难问题浮出海面。媒体报道，在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一群找不到媳妇的“老大男”。河北省沧县某村人口数千，大龄未婚男子据称过百。“人往高处走”，农村女青年无论是考学还是打工，都愿意留到城市里生活，加剧了小区域的性别比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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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男剩女”现象的蔓延降低了婚内生育率，进一步加剧了超低生育率，危及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剩男问题具有“狼性人口”的自然属性，极可能诱发性犯罪等群体性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危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我国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严重失调的社会大背景下，即使“剩男”抱有天大的乐观，也无法化解“狼多肉少”严峻人口形势下择偶难、成家难、养老难的连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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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一胎化”政策产生了人力短缺。持续的低生育率已经产生“青年赤字”，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国防人力资源短缺，中国正逐步丧失人力资源相对充裕的优势，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凸显。人口大国早已突破“刘易斯拐点”，拉开了人力资源短缺的帷幕。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四年绝对量下降，16周岁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2013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减少371万人，2015年减少487万人。2015年底，我国现有劳动年龄人口9109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3％。严格的生育独子化和持续的人口少子化导致最富有创造力、生产力、消费力、威慑力和战斗力的年轻人口规模和比重的下降。据测算，我国18—22岁年龄段的青年人口，2008年达到峰值12540万人左右，以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同年龄段的人口只相当于2008年的56.2％，只有7000万人左右。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4000万人。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三普”）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四普”）时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降到22.8％，2010年“六普”时又下降到16.60％，28年间降低一半以上。0—14岁人口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严重少子化。军队独生子女兵比例过高，严重影响战斗力，威胁到国防安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和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将导致“人口实力”“人口优势”“人口红利”的极大弱化，这将与大国复兴的伟大目标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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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口是国家的最大资产。年轻人口具有显而易见的国家安全意义和战略资产价值。年轻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青壮人口，其中青壮人口或者劳动年龄人口是国家的“实力人口”，其长期变动趋势深刻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人口替代，少儿人口要成长为青年人口，生育少子化产生连波效应，少儿人口供给量的减少会导致青年人口的减少。从人口形势看，我国面临着人口资产大幅缩水的严峻挑战。年轻人口亏损危机现在处于潜伏状态，今后会不断深化、恶化、转化和显化，会像一颗颗“定时炸弹”定点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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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安全战略需要平衡代际人口的关系，通过人口年轻化来遏制人口老龄化，从长远看，即提振生育率到一个适宜的水平，从当前看，则需要吸纳劳动年龄人口。年轻人口今后将成为最稀缺、也最重要的资源，各地抢夺劳动力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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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型人口结构是生产型、活跃型、实力型、优势型的人口结构，保持平衡的男女比例、适当的老少比例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这一切，取决于能否保持住适度的生育水平（TFR保持在1.8—2.3为宜），不掉入总和生育率长期在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陷阱”。在自主负责生育的大前提下，鼓励家庭生育两个孩子，规避独生子女风险，是生育政策必需守住的“红线”。令人扼腕的是，中国早已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不以为忧反以为喜，在人口负增长巨大惯性的驱使下，静静等待着人口“雪崩式”坍塌那一天的到来，中华文明的衰落很可能因此拉开序幕！中国要应对老龄化的诸多危机，必须从源头上遏制少子化趋势，提振生育率，鼓励二孩而不仅仅是开放二孩，这样在今后一定程度上可望增加劳动力，分担养老压力，提高年轻人口赡养能力，缓解养老照料等多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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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需要人口正见的思想导航——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民生之基、立国之本。人口协调均衡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人口适度增长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无论是着眼于人口的总量还是人口的分量，人口的真实含义都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一个由不同性别、年龄和社会标识的人群（分人口）组合而成的互相支撑、互相需要、互相平衡的人口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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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人口形势在呼吁：彻底还权于民，早日全面开禁，重塑中华文明的人口推力机制。终结生育限制是人民之幸，国家之福。短期内的生育反弹没有什么大不了，反倒是好事，是对持续多年的年轻人口亏损的有益补偿，其实一年多出生几百万也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我们要真正担心的是生育率恢复不到适度的水平上。由于小众人口被压抑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近年我国局部地区短期内会形成小的生育回潮，但人口增长的大势已去，由于我国已经形成意愿性、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由于20世纪90年代积累起来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开始发挥作用，所以很快就会回落到更低的生育水平而难以自拔，从而深陷人口亏损、人口萎缩、人口老弱的巨大挑战。这已经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大局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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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惯性强，船大早掉头。我们需要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深刻反思“一胎化”政策的弊端，当机立断，集时代的大智慧勇于开辟优化人口发展、维护人口生态、促进人口均衡的新路线，确立“以民为贵、生态为本”的人口振兴国策，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创造生生不息的人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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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重建大国人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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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卫计委预测，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到2050年可增加约3000万名劳动力，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两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全国人口峰值将因此延后两年左右，2029年达到峰值14.5亿人。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将使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5个百分点。这种理论的推测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但至少说明了人多负担重的观点已经在决策层逆转。中国的确需要重建大国人口观和生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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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人口价值观、发展观、问题观和治理观决定了科学的人口治理机制的形成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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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学的人口价值观体现在人口是人的集合不是数的堆积。“人”是人口的本质，“口”是人口的表象。古今中外的人口都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人口公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口是力量的载体，是生产力、消费力、创造力、战斗力、制衡力、威慑力、保障力和支撑力等的集合。人口是动力、资源和财富，婴儿是希望、未来和保障。保护生命、尊重人权、家国和谐、持续发展、造福人民应当成为“国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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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的人口发展观体现在人口发展远比人口增长重要。人口发展重点在人口的结构、功能和关系。人口发展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惯性。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构成了人口生态，其平衡性、多样性和持续性需要保护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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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学的人口问题观体现在尊重和认识人口问题转型规律。当下和未来中国人口问题表现为人口少子化为源头的人口亏损、人口失衡、人口风险和人口萎缩等新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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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科学的人口治理观体现在未来的人口政策要以人口安全、人口平衡、人口优化为导向，努力减少选择性独生和不生现象。无论是政策性还是选择性独生子女，都不是上佳的选择。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独生子女。预期不久的将来，人口生育政策改革还将进一步深化，全面自主生育和全面鼓励生育或将成为中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人口新国策和百年战略。中国不仅要还权于民，而且要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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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在进入内生性、文化性和意愿性“低生育陷阱”之后，提振超低生育率必须走家庭去负担化、国家高福利化之路。广而言之，只有自由生育政策、家庭福利政策、公共服务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四位一体”来重建生育文化、促进人民福祉、引导人口行为、保护人口生态、优化人口发展才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焕发人口生机和红利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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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以人为本，大国人口治理观不可或缺独特的人文视角。质言之，人口文化建设在宏观层面上需要倡导爱人、护生、平衡、发展，在中观层面上需要倡导服务、管理、关怀、保障，在微观层面上需要倡导健康、和谐、进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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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社会层面上，人口思想文化建设的关键词是：爱人、护生、平衡、发展“四位一体”。爱人是指爱护人民、爱护人类、爱护弱小。护生是指保护生命、生活和生态的“三生和谐”，而生育的保护和优化则是“三生和谐”的根本。平衡是指实现人口生态平衡。发展是指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全面、有机、协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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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优化人口生态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优质人口建设的第一要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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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有一句话给人印象深刻：“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所揭示的宇宙大道理是“天地人和，生生不息”，简称“和者生”。这里的“生”可以做广义的理解，包括了生生不息、繁荣昌盛、自强不息、永续发展等含义。进一步地，“和者生”才可能“和者进”，即天地人和谐共进的道理。将人口文化扎根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中，就一定可以收到老树抽新枝、文化新发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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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者生”包含的意思有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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