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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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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富先老。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2000年我国人均GDP为856美元，2003年刚超过1000美元，2008年超过2000美元，2014年超过7000美元，到2020年才可能突破1万美元，在初始阶段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中国的少子老龄化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枚“定时炸弹”，一方面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连年减少，2015年减少487万人；另一方面，离退休人口和农村老年人口的增加导致养老负担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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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上一般模式，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中国也遵循这个规律，但我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出现，和人口控制密切相关。中国人口老龄化比一般国家严重。很多中国老年人缺乏社会养老保障，有保障的则是低水平保障。随着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农村留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空巢留守老人”(5)。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堪忧，大部分人没有足够的养老金或者医疗保险。为了应对未富先老，政府需要倡导和实现生产性、有效益的老龄化，做大财富蛋糕，而不仅仅是积极老龄化。我们要为幸福老龄化奠定物质和财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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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备而老。(6)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似乎很突然，人力、物力、财力、认识和制度等准备不足，养老保障制度缺位严重，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口巨大。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我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94110个，其中：养老服务机构33043个，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8927个，互助型的养老设施40357个，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1783个；各类养老床位577.8万张，比上年增长17.0％（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7.2张，比上年增长11.5％），其中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床位187.5万张；年末收留抚养老年人318.4万人，比上年增长4.2％，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每千名老年人平均50—70张床位。2014年11月发布的《北京市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提到，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缺口为3.12万张。首善之区尚且如此，遑论其他？2014年底，我国80岁及以上老人已经达到2400万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包括完全失能与部分失能）数量接近4000万人。为了应对未备先老，政府需要倡导和实现有准备的或者说有保障的老龄化，加大基础养老设施的投资力度，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减负。国家“十三五”养老服务规划的目标是达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35—40张，日间照料服务设施要覆盖所有的城市社区和50％以上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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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孤独终老。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显示，目前家庭规模小型化，2人、3人家庭成为家庭类型主体。同时，家庭类型多样化，核心家庭占六成以上，单人家庭、空巢家庭不断涌现。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占41.9％。预计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近3亿，而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这意味着届时将有超过两亿的空巢老人。目前，我国独生子女人口估计在1.5亿人以上，有的估计超过两个亿。孤独终老是无偶无后老龄化，老龄化与少子化、空巢化、残疾化和无偶化结合在一起，最后导致了一些老年人的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特别是其中孩子夭折、配偶离世的孤寡独居的“计划生育老人”，他们是最需要关心的弱势群体和奉献群体，以避免产生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危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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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170234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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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多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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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持续、深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从宏观社会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经济压力和社会活力问题。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社会养老的现时代，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将给国家财政预算带来压力，因为养老金的负担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而增大。同时，人口老龄化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两代人赡养比例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到在业人口的劳动产出率问题。这是人口老龄化的宏观效应。（2）从通观（宏观—中观—微观）结合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会带来一个广义的生活照料问题。在老年人失能的情势下，社会如何提供专业性的医护照料？家庭如何提供非专业的生活照料？如何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有尊严？这是人口老龄化的通观效应。（3）从微观个体的角度说，伴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还有一个老年发展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老年人过上有欢乐、有价值、有创造的生活。归根结底，这是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所决定的，可以理解为人口老龄化的微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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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的养老负担问题、代际关系问题以及价值实现问题是影响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下面从三个角度简要论述，主要是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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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视角：生之者寡和食之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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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赡养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问题。老年赡养比是指15—59岁劳动适龄人口（分母）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子）的比。有时候，老年赡养比也称作老年抚养比，其实是不准确的。少儿人口有一个抚养问题，老年人口则是一个赡养和负担问题，应该善加区别。仅仅局限在老年人口学的角度，如果我们以每增加10个百分点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表2-2的数据将我国未来老年赡养比的变化分成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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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处在2000年到2012年之间，老年赡养比在20％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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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处在2013年到2024年之间，老年赡养比在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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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处在2025年到2031年之间，老年赡养比在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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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处在2032年到2044年之间，老年赡养比在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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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处在2045年到2050年之间，老年赡养比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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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我国老年赡养比前瞻资料来源：根据表2-2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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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5来看，老年赡养比是上升的过程。老年赡养比常常被用来衡量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这个指标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表示潜在的生产性人口和潜在的消费性人口的比例关系。但从人口经济学和老年经济学的角度看，就不一定，至少要做一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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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挑战大。理由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而我国2000年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8)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仍属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养老资金的战略储备，历史欠账较多。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远为严峻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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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比例是10∶1；而在2003年，13年以后，这个比例下降到3∶1。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预测，到2020年，还要继续下降到2.5∶1，造成了养老保障负担的日益加重。我国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供养比例和资金支付压力很大，据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1990年为10∶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锐减到3∶1，并预测到2030年将突破2∶1，“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格局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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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学视角：代际冲突和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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