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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中、日、韩三国的老年负担系数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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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抚养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是老年负担系数的倒数，是形容经济活动人口与需要供养的老年人口之间数量关系的另一种说法，计算公式为：潜在抚养比＝15—64岁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世界平均潜在抚养比从11.6下降到9.1，下降了约20％。中、日、韩三国的下降幅度都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从13.8下降到10.0，下降了27％左右；韩国在1950年的时候潜在抚养比最高，为18.4，但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跟中国差不多的水平，下降了45％左右；日本在1950—2000年间的下降幅度是最大的，其潜在抚养比从1950年的12.2下降到2000年的4.0，下降了67％，远远超过中国与韩国。在未来的50年中，中、日、韩三国的潜在抚养比都将继续下降到3.0以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抚养比将下降到2.7，韩国将下降到1.8，日本将下降到1.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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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中、日、韩三国及世界平均潜在抚养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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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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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抚养比（Parent Support Ratio）是指每100个50—64岁老年人所对应的8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当85岁以上人口达到高龄的时候，其子女们也将达到50—64岁。由于人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他们患慢性病的机率也越来越大。因此越来越多的年龄较大的成年人将必须照顾他们体弱多病的高龄老年父母或亲戚。于是人们找到了一个反映这种趋势的指标：父辈抚养比。这一指标只能作为一个较粗略的反映家庭抚养体系的指标，因为分子、分母所对应的人口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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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父辈抚养比（2000—2050年）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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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国和韩国的父辈抚养比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约为2.4；日本则为8.2，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到2025年，中国与韩国的父辈抚养比的变化幅度都不是太大。中国的父辈抚养比将上升到4.0，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韩国的父辈抚养比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6.6。但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的父辈抚养比都将急剧升高，中国将达到15.2，韩国将达到27.0。而日本的父辈抚养比在此期间更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2025年，日本的父辈抚养比将上升到28.5，到2050年将上升到57.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多，届时日本将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父辈抚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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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老龄化对全球繁荣的挑战是一个普遍的、空前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全球大部分地区将经历相似的发展历程，在未来岁月迈入“银色经济”。国际战略研究委员会的全球老龄化研究机构发表报告称，亚洲社会的老龄化进程要大大快于欧美国家，与老龄社会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重要环节现在普遍薄弱，亚洲国家亟须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机制。当前的财政状况对保障基金的承受能力明显不足。以韩国和日本为例，韩国政府在退休金方面的支出占GDP比例将从2000年的2.4％达到2050年的10.5％。日本预计在2025年从事劳动的人口与享受退休金的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4∶1上升到2∶1，日本政府设立公共养老基金所承受的压力更加沉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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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35届年会上，专家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使亚洲在未来几十年间面临严峻挑战，如不采取相应措施，势必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员数量将逐年上升，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养老金制度需要大力改进，需要采取措施解决养老金的来源问题，以便负担不断增多的退休人员。其次，东亚的青壮年人口比例正在下降，如果这一地区的经济不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其增长速度将有可能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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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挑战则远为复杂，除了养老金和医疗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有独生子女时代必然提出的老年照料的儿女支持问题，老年孤独的精神赡养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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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老龄化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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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是推动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力量。中、日、韩三国人口指标变动开始的先后次序与三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先后次序相同，变动发生的时间相隔也大致相同，总的变动趋势也大体相同。这表明经济发展是决定三国人口变动的内在力量。三国的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遵循着相似的规律。所以，总结和借鉴东亚文化背景下韩国和日本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和政策举措，对于人口老龄化大国的中国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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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少子高龄化”现象是中、日、韩三国，也是亚洲各国今后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将持续的生育率下降和持续的人口老龄化结合起来认识和对待不仅是一个基本的认识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解决路径。换言之，生育问题不是单纯的生多生少的问题，更关系到晚年的保障和养老的安全，所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必须将生育控制和养老安全放在“少子高龄化”的框架里思考才能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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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越是及早对“超低生育率”的潜在危害保持清醒的认识，未雨绸缪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应对，越是能够争取到人口健康、协调、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中国必须尽早讨论清楚什么是“适度的低生育率”并在政策和制度上及早安排“实现适度低生育率的路径选择”。这对于在战略上应对21世纪逐渐严峻的老年人口高龄化挑战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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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韩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回调生育率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需要高度关注“适度生育文化”的建设战略。日本对少子高龄化采取的对策，包括恢复生育水平、增加国际人口迁移等综合性措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最低，韩国对超低生育率作出的反应是明确和快速的。2005年9月，韩国制定了“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法”；2005年11月，设立总统直属的防止低生育高龄化社会委员会；2006年7月，又制定了“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日本和韩国对超低生育率问题的敏感性和所作出的快速政策回应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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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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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继续推进促进老年发展和老年保障的社会公共政策建设。生育问题和老龄问题的综合治理既是政府有效推动的结果，也是社会共同关注和公民参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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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富先老”是广为人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邬沧萍教授在文章中提到：“未富先老”是在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发布后，他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论文和文章中多次提出的命题。邬沧萍：《重新审视我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题》，《光明日报》2007年8月27日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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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新华社，200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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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志宝、孙铁山、李国平：《近20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化》，《人口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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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Jordan I．Kosberg Editor．1992．“Preface”，in Family Care of The Elderly：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Sage Publication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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