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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20世纪，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对各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挑战，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对各国财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人口中老年人比例的上升，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负担将会加重，不仅需要支付更多的养老金，而且需要更多的医疗费用支出。据经合组织有关国家统计，65岁以后每人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费用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倍增加。因此，社会保障收入难以承受老龄化必然带来的不断增高的支出需求，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出现了支付危机。老龄化导致各国社会保险和福利开支越来越大，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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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将使欧洲的公共社会保护体系承受巨大压力。欧盟经济政策委员会预测，如果各成员国不采取相应行动，到2050年，大多数成员国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将增加3—7个百分点，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养老金、卫生保健和长期照顾服务等。老龄化对大多数国家预算的影响开始显现，将在2020—2030年间达到高峰。养老金、卫生保健和长期照顾服务支出的快速增加，不但极大地增加了工作人口的经济负担，相应地还会导致对教育支出和失业福利的“挤占”。现有的欧洲公共社会保护体系运行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未来几十年里无疑还将继续变化。公共社会保护体系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增强灵活性，同时又必须确保安全性（杨伟国，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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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一向以“最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自诩，认为这种福利国家的模式不同于“弱肉强食”的美国式资本主义，既平息了民众的不满，又实现了各国的共同繁荣。但受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缓慢等因素影响，欧洲的福利模式超越其自身经济承受力，不仅成为成员国的财政负担，而且削弱了创新动力，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束缚(8)。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各国政府都在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降低社会保障支出成本，减轻政府和企业的支出压力。主要措施有以下六个方面：（1）引入和实行养老基金积累制；（2）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抗风险的能力；（3）发展补充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减轻基本社会保险的压力；（4）鼓励老年人推迟退休，鼓励老年人再就业；（5）健全社会保障资金监管体系，确保社会保障资金安全；（6）健全社会保障资金投资运营体系，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应对老龄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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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因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正不懈推进改革现行社会体制，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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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老龄化与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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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政治方面将产生明显的影响，选民结构将会发生有利于老年人的变化。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居多，越来越庞大的老年人口是政治选举投票人的中坚力量，“银发族”成为各大政党拉拢的对象，给予老人更好的福利和安养照顾将会成为选举中争取老年选票的重要砝码。同时，这种现象反映了重视政治与人口结构的关系，同时也要防止人口负担局势下的政治倾斜。老年化造成有权投票选举阶层年龄的增加，为了保住自身的选票，社会就容易为老年人谋利益，出现过分重视分配，减轻老年人口负担而增加在职劳动人口负担的政治倾向。通常情况下，老年人的投票率远高于青年人，政府可能倾向多制定照顾长者的政策，忽略青年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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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老龄化与国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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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的大趋势。联合国作为第一大国际组织，在人口老龄问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联合国人口司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研究人口老龄化的专著《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后果》，经常出版的重要统计资料有《世界人口前景》《世界人口性别、年龄分布》《世界人口长期预测》等等。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联合国就与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有关的问题举办了三个大型国际人口会议，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例如，1974年举行的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确认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对所有社会既是机会，也是一项挑战。1999年7月2日，大会第二十一届特别会议通过了为进一步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采取的重大行动重申，除其他外，所有社会都必须正视未来几十年人口老龄化的重大后果。联合国人口司在研究人口老龄化方面有长久的传统，包括估计和预测老年人口及审查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及其后果。从1956年的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奠基性报告起，其中主要关注较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到1999年出版的“第一次联合国人口老化问题挂图”，联合国人口司一直设法使国际社会注意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还有，联合国地区社会经济委员会资助了很多研究项目和研讨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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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系统内对人口老龄化研究最多的首推世界卫生组织（邬沧萍，1999）。世界卫生组织开展了很多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跨国比较研究，其中尤其着重于关注人人健康、预期寿命、健康寿命、死因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健康老龄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老年学学会等于1993年共同推向全世界的。《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了介绍有关促进健康和积极老龄化的讨论和行动计划的形成过程而撰写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向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的一个书面建议。提供讨论用的初稿题为《健康与老龄化》，已于2001年刊印，经过由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发展中心组织召开的、来自21个国家的29名代表参加的专家小组会议讨论修订，并于2002年4月1—4日，经巴伦西亚国际老年学论坛讨论后报送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大会接受了有关建议，并把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写进了政治宣言（熊必俊，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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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关心老年人和老年社会保障的国际机构。在研究老龄化问题的时候主要从老年工人就业和社会保险及保障方面，特别是关于退休政策、灵活退休制度以及老年人再就业等方面进行研究。日本家族计划国际合作组织（JOICFP）是一个民间组织，过去主要是同国外合作研究控制人口增长，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从事人口老龄化研究。该机构支持同我国和联合国合作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开过多次研究老龄化的国际研讨会，也出版过一些专门研究老龄化的小册子，如《亚洲人口老龄化》《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人口老龄化》（与亚太经社理事会合作）等等。世界银行和欧盟以及国际保障学会则主要从财政金融和经济的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因此涉及大量养老资金的储备、经营和增值、保值等货币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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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国际迁移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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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正处于新一轮人口流动全球化浪潮之中，当移民增多在很多国家成为事实时，一个国家能不能更大程度地形成和谐、保持活力，关键在于国家内部克服族群和阶层隔阂的能力。这两大隔阂存在还是不存在，是衡量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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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迁移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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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止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现象，是目前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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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移民导致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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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移民和劳工移民在移民总人口的比例中开始增加，特别是在因家庭团聚的移民比例开始下降以后。1990—2002年间，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中37％的都是技术移民，前往加拿大的移民中49％的都是技术移民或商业移民，而去美国的移民中13％的是为了就业。因为移入国的劳工缺乏具有周期性，许多劳工移民是暂时移民。近年来，前往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瑞士等国的劳工移民增加得很快（United Nation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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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止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现象，是目前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移民逐渐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移民人数明显增加，其中越境难民和非法入境者占主流，知识型移民逐年提高。随着发达国家对人才吸引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知识型移民已成为一种潮流。自2000年以来，亚太人口年增长率已降至1.1％，为全世界发展中地区的最低水平。在许多亚太国家，人口向外国迁移也是造成本国人口增长放缓的因素。一般来说，移民多在亚太区域内部流动，由低收入国家迁至较为富裕的经济体，但也有许多前往中东、欧洲和北美洲。2000—2005年间，亚太地区每年净流失130万人，前往世界其他地区（马寿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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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从保守走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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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带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从而产生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尤其青年劳动力更是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由于出生率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占全球GNP总量的比重已由1900年的42.4％降至1965年的30.3％和2000年的25.5％（张善余、彭际作，2005）。为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作了调整，逐渐开始放宽移民输入的条件，对技术移民和知识移民大开方便之门。1998—2003年，英国输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劳动力平均每年增加35％，比一般外来移民的增长速度快了近10倍。2008年初，法国政府推出新的移民政策，希望在之后的两三年内将外来移民中专业人才的比例由目前的7％提高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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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美国和欧洲等国及日本对移民的观念与做法转变，与这些国家近些年来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需要不断吸收移民有关，同时也与它们在政治文明上的某些变化有关。这种不问肤色和出身，只问此刻效忠于谁的观念，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开放精神，它恰恰又体现了现代政治民族主义以国民认同为上、血缘与族性为次的主张诉求。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是营造一个国家的内部和谐，为国家长远发展注入强大活力，因此也是促进社会开放的保障（程亚文，2010）。当代移民不再是过往历史中“苦力”的代言词，在现代政治文明和国际交流中，移民的身份是意味着真正成为享有均等的国民待遇的群体，要求打破族群区隔，使移民能够全面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政治生活。有这样一种开放性，才能保证移民建立起对新的移入国家忠诚，真正成为社会的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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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政策的改变，日本是一个典型案例。日本历来对外来移民相当排斥，1990年之前属于严格限制国际移民进入的国家，即便在“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极度缺乏时期，宁愿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雇佣年老者和学生从事兼职工作，也不愿接受外来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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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情况日趋严重，日本从1990年起时放松了对技术移民的限制。到2005年，日本接纳了大约120万名外来移民。在2006年之前的10年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数量保持在33万人，占24岁以上移民数量的约三分之一（姜海珊，2009）。大量因战争生活在海外，特别是韩国的日本侨民可通过侨民遣返政策回到日本，而外国非技术劳工，也可以通过劳动合同、短期培训等渠道进入日本，前往日本的留学生也开始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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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日本每100名国民中就有25名是65岁以上的老人，而同期每100名美国国民里，只有14名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受少子老龄化的影响，日本面临着劳动力减少及社会保障负担增加的问题，为此，政府和社会就接收移民是否能够解救日本展开讨论。日本内阁府2014年2月24日发布的一项预测报告称，如果日本每年接收20万名移民，并且出生率好转，那么100年后人口总数能够保持在1亿人以上。反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110年人口将减少至4286万人。日本内阁府以2015年起每年接收20万名移民，并以总和生育率回升到能够维持人口更替的2.07为设想，进行了推算。预测结果是，移民定居及新生儿出生将带来2268万人的“人口推动效果”。加上如果出生率得到好转，到2110年日本人口将达到1亿1404万人。此外，如果接收移民，届时老龄化率将为22.9％，远低于此前推测的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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