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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难民不是国际移民，他们是特殊的迁移人口。难民多数会回到本国去的，他们是因为政治、战争和灾荒等原因形成的。这些原因可以忽然产生，也可能会忽然消失，难民的人数也因此会忽然增加和忽然减少。然而难民有着许多移民的特性，他们都跨过了国界，在新国家居住了一定的时间。近年来的国际难民还不一定就住在邻国，许多的亚洲难民到美洲、欧洲和澳洲定居去了，他们最终都变成了移民。广义的难民还包括政治庇护申请者，他们人数很少，但最终也可能成为移民。在2004年底，发达国家大约有300万名难民，而在1994—2000年间估计有570万人申请政治庇护，其中四分之三是在欧洲国家，四分之一在加拿大和美国。这些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有40％来自亚洲国家，主要是从阿富汗、伊拉克和土耳其。另外四分之一源于欧洲，特别是从那些前南斯拉夫解散以后建立的国家。还有五分之一来自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UNHC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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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难民形势愈加严峻。难民问题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共同难题。2015年6月20日，全球迎来第十五个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此前发布最新《全球趋势》报告显示，目前全球难民总数已创“二战”以来新高。2011—2014年，由于地区动荡和冲突加剧，全球难民人数增加了41％，已接近6000万人。2014年，全球输出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叙利亚，而欧洲成为全球难民人数增加最快的地区。仅2014年，就有390万名叙利亚难民被迫流落到全球107个国家。到2015年底，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人数已高达1160万人，成为全球最大难民来源国。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共有960万名叙利亚民众面临人道主义危机。中东地区是全球难民问题的“重灾区”。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2年中东难民总数约为1030万人，占全球难民总人数的29％左右。加上490万巴勒斯坦难民，所占比例高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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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叙利亚、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局势动荡，2015年涌入欧洲的难民和移民人数大幅增加。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12月21日，2015年共有100多万名难民和移民抵达希腊、保加利亚、意大利、西班牙、马耳他以及塞浦路斯。国际移民组织称，移民“是必然的、必要的，也是可取的”，但不能仅仅统计人数，必须采取行动，让移民合法、安全，让移民和他们前往的国家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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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问题正在成为欧洲最头疼的问题，在政治上刺激了极端势力渗透，在经济上使本已捉襟见肘的欧洲财政更加不堪重负，在社会上造成了更加难以弥合的族群对立，极易引发暴力冲突。2015年5月13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揽子行动计划，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项提议就是给各成员国摊派难民安置指标。难民安置事关国家利益，最终决定权在于各成员国政府。难民治理问题凸显了欧盟的制度缺陷，欧盟在涉及泛欧盟的议题上只是一个协调员，而不是指挥员。如果这种权力格局不能改变，欧盟在难民问题上就很难有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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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难民问题一直不能解决，社会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稳定、传统的民族和种族纠纷、殖民主义遗留下的后患等，使许多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利比里亚、苏丹、莫桑比克、安哥拉、卢旺达、赞比亚和刚果（金）等有不同性质和规模的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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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是世界上难民最多的地区。除去历史遗留下来的因为以色列建国所产生的250万名巴勒斯坦的难民以外，近年来的难民多与战乱和地区冲突有关。例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产生的难民，他们被迫离家去到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的难民，在战争解决以后多数也回到了家乡。在欧洲国家的难民因为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到达一个高峰，估计约有380万人。随着各国政局的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难民的人数也剧降到210万人（UNHC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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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对于世界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的增长、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的发展等影响不很大，这些影响也是地区性的和局部性的。但是对难民迁出和移入的地区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影响不仅只是对移入地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和供求关系的影响，对迁出地国家所引起的破坏和骚乱却是影响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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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迁移政治影响的若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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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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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人口相对年轻的主要原因是其每年吸引大量新移民。移民一直是美国社会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人口正增长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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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人口增长相对维持在较高速度，人口刚超过了3亿人，主要原因是移民增加以及移民生育子女的增加。推行“人才进口”政策，以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条件，吸引世界各地科学技术人才移居美国。美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最高的国家，每年大约有20％的人口在流动。包括国际人口流动和国内人口流动，这两股潮流汇集形成美国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美国是世界上接收移民最多的国家，美国人口增加，重要的渠道是移民增加，移民政策是美国人口管理政策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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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美国的国际移民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移民法不断制定、修订和完善等方面。进入20世纪后，面临持续不断的移民潮，美国国会于1921年讨论通过了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移民配额法案》，1965年通过了《移民和国籍法》。《移民和国籍法》废除了以民族来源制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制定了以国籍为基础的全球限额制，打破了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模式，而且把西半球移民纳入全球限额制，在法理上承认了各族移民的平等地位，承认了各族移民在美国发展史上的作用。此后，1986年《移民改革与管理法案》和1990年《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相继出台，美国开始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规范和接纳移民，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善的移民制度体系（侯松岭，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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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移民政策在注重调节合法移民流入的同时，开始向调节非法移民问题倾斜。新移民法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注重吸纳高端人才移民。同时，新移民政策致力于解决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美国。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旨在减少非法移民的立法，即《移民改革和控制条例》。根据这一法规，1982年以前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得以居住下来，并申请美国公民身份（张利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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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管其父母的种族以及是否拥有合法身份，都可以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即凡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婴儿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这就是出生公民权制度。属非法移民的父母在生了孩子后就可以变“非法”身份为“合法”，孩子则可以得到小学至高中的免费教育。这危及当地人的利益，带来了社会矛盾（赵广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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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20多年来改革力度最大的一项移民法案，一是使美国大约1200万名非法移民当中的一部分人获得合法身份；二是加强边境管理，防止非法入境。法案根据在美居留工作时间长短将非法移民分为3个档次。那些非法进入美国，并已经在美国居留5年或5年以上的移民，将被允许留在美国继续工作，而且最终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乃至成为美国公民。但条件是，他们必须缴纳至少3250美元的罚款和相关费用，补缴税款，同时学习英语；那些在美国居留时间多于2年不足5年的非法移民，必须重新开始申请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漫长过程；那些居留时间不满2年的非法移民则必须离境。此外，凡犯有一项重罪或3项轻罪的非法移民，不论居住时间长短，一律遣送出境（杜放、郑红梅，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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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萍认为，美国移民政策的重心由面向合法移民转为面向非法移民。美国政府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适应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调整人口流动政策及管理方式，对于我国调整、制定新的流动人口政策及管理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人口流动是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人口流动与政府对人口流动的政策、管理更具有代表性（张利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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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经过数月的辩论之后通过了影响深远的移民改革法案，其中包括2011年12月31日前抵达美国的近1100万非法移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2013年1月2日，奥巴马政府官员公布了一项能让成千上万美国公民不再和正在办理移民申请的非法移民配偶、孩子和父母分离的法案。美国康乃迪克州参、众两会全部通过允许非法移民申请驾照的法案，该法案于201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些措施表明了美国对非法移民更包容的姿态和更长远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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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国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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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德国的国际移民对德国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德国对移民的社会融合管理方面。德国联邦政府为希望加入德国籍的外国人提供统一的入籍课程，希望入籍的外国人将有机会了解德国宪法、历史和价值观。欧盟委员会强调，要保持各个层面、各个部门在移民、融合和就业政策上的一致性，促进各国政府与研究机构、公共服务提供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解决移民融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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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增加的穆斯林人口和日趋复杂的穆斯林问题，法国普遍采取了加速同化的政策。法国政府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学校里不准进行宗教教育；要求移民掌握法语，学习并接受法国社会价值观；政府推动成立了各派伊斯兰组织的联合机构——穆斯林委员会，作为法国政府与穆斯林对话的代表机构，穆斯林委员会受政府委托要促进穆斯林融入法国社会（高祖贵、姚琨，2007）。法国政府2006年5月通过“有选择移民”新法案，宣布抛弃过去不加挑选地接纳移民的方式，将针对高学历、高技术移民发放有效期3—4年并可续延的长期居留许可证，对其他人群则增高移民门槛（麦克尔·麦金尼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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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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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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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各国曾依照传统管理途径出台各种“城堡欧洲”政策，加强边界管制、对劳工市场干预及对移民的限制，1974年始法国实行“零移民”政策，1986年通过的《巴斯克法》规定驱逐非法移民可由行政命令执行而不一定要通过司法程序，1993年右派政府实施了因一系列侵犯人权而颇受抨击的《巴斯嘎瓦—德布莱法》。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风靡全球，欧盟及各国开始实行公共行政的非政治化和企业化，试图采取放松管制、授权、结果导向、顾客导向的移民政策。坚决反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过度干预移民问题和劳工市场，坚决反对非法移民，“保持有效对付严重违法者的能力，防止严重违法的事件发生”，致力于加重对非法移民及其雇主的惩罚，反对大赦和非法移民合法化行动（Jweiner．M，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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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自1990年后开始重视移民利益，纷纷积极改善移民的社会文化地位及其与主流欧洲的和谐关系——不同程度地鼓励和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帮助新移民尽快适应社会生活，允许开设移民学校，庆祝其传统节日等。同时，扩大移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尊重其民族文化传统，制定法律反对排外主义和种族歧视，将政策目标从被动适应改为积极参与式的整合（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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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义强认为，在现实中，一些欧盟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在不同程度上相继实施了允许外来移民保持其文化的“多元文化政策”，允许开设移民文化学校，有的国家还就外来移民的传统节日举办各种活动，如华人的春节等。然而，多元文化政策并没有完全消除对外来移民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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