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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的低生育是实际生育水平维持在更替水平左右，可以实现人口自身持续发展的生育水平。长寿固然是人类的胜利，但过多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人必将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所以，正如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老龄化也不是越高越好。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关系必将引起全球社会的关注，正处在急剧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的中国，特别需要一种前瞻的战略眼光慎重处理好人口下降与人口失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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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构成变化对世界政治走向有重大影响。人口老龄化普遍影响代际关系，会驱动老年友好的国际政治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发展，在人口年龄结构革命性变迁的影响下，世界政治和国家政策不得不倾向于老年利益群体，如多国延长退休年龄、倡导积极老龄化战略等。人口老龄化是欧美和多数亚洲及拉美国家的变化趋势，许多非洲国家没有这样的变化，现在还在人口年轻化的阶段。按照人口转变学说，所有国家在未来都会经历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变迁过程的必然产物，但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短缺等发展问题，也带来了能否老有所养的人道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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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措施主要包括提升生育水平、提高退休年龄、鼓励高龄劳动者的社会参与、引进青年移民等等。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老龄化”上升为“积极老龄化”，从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关注老年人生活质量，尽可能延长其寿命，并保持健康与活力已成为时代赐与当今世界的重任。中华文化是“和合文化”，所以笔者提出的“和谐老龄化”主张也将成为全球社会的重大战略选择。和谐老龄化是指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只有正确处理好老年人与自身的欲求、老年人与老年人、老年人与家庭、老年人与社区、老年人与政府、老年人与环境等诸多关系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幸福的和成功的老龄化（穆光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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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21世纪的地球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国际迁移”的高潮期，除了传统上由于比较利益的诱导而持续不衰的国际移民潮，由于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政府主动出击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技工竞争”“人才争夺”将成为国际迁移的新趋势和新动力。多元文化下出现的国际移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也将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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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全球化移动是21世纪全球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将导致持续的国际迁移潮流和非法移民现象。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社会负担加重等问题，许多发达国家正努力吸收新移民。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印度的非法移民增多；国家人口迁移出现新动向，如日本等国际新娘问题；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和非法劳工问题。一方面，新移民特别是人才流动和脑力流失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国际移民无论是合法和非法都可能导致文化冲突和社会断裂，导致国际政治的冲突。国际移民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移民包括的不仅是国际间的正常劳动力迁移、家庭团聚等，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寻求政治庇护的难民等。这些都是国际上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人口与政治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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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主导趋势将得到保持。预计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将加剧。由于收紧移民政策，欧洲国家早已出现“技术工人荒”，估计欧洲2050年会缺少5200万名劳工。2005年，香港共接纳5万名移民，而同一年，本港的出生人口只有1.8万人。统计表明，近年来前往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瑞士等国的劳工移民增加得很快。技术移民和劳工移民在移民的比例中将继续占领重要地位，这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人力资源的补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人才资源的流失。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了劳动力人口的短缺，需要引进工作人口。例如，日本曾经制定计划，需要从亚洲其他国家引进30万名大学毕业的年轻、有才智的人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条件的差异将继续成为驱动国际人口迁移的原动力。其他国家人口向欧美、日本以及东南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迁移将继续。国际迁移所导致的一国人口族裔的变化以及移民政策、外国人口居住、管理和服务政策都会面临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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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欧洲各国不得不改变保守做法，开放移民政策。1997年，欧盟《阿姆斯特丹条约》首次提出移民政策合作的构想；1999年，芬兰坦佩雷峰会决定，把移民政策纳入未来欧盟“共同司法与安全领域”。2000年3月，联合国公布的《人口替代报告》认为，新的移民潮有可能解决欧洲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赤字问题。因此，通过配额制吸收劳工，通过“智力移民”吸纳高科技人才，是欧洲移民政策的方向。如果没有移民，欧盟的总人口早已开始下降。由于移民的生育率往往较高，还推动了欧盟人口的自然增长。2003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有关移民、一体化和就业的通报，强调欧盟要从更加长远的目标去审视其移民政策。欧盟委员会于2005年1月11日通过了《欧盟解决经济移民措施》的绿皮书，目的是在限制非法移民、控制普通移民的同时，发放自己的“绿卡”吸引外国劳工，鼓励高智商和高知识结构的人才到欧盟就业（杨伟国，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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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全球人口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人口与政治的关系向来密切，如今更甚。人口议题的国际化、政治化将成为21世纪的显著特点。人口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人口的数量变化和结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以人类发展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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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发展的格局中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中国首先要不断学习和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人口规模不可抗拒；其次要保持清醒的人口意识，不要继续盲目地夸大人口的负面效应，更不应该“妖魔化”以人为主体的人口增长。说到底，21世纪人口问题的共同特点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问题，20世纪中叶之后“人口爆炸”的硝烟已经散去。中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口的“人为亏损”和“内在亏损”。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人口问题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其出路只能从内部寻找和解决。适度的、平衡的年轻人口的增长不是问题的扩张，而是未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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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是笔者负责的提交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课题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游允中教授（已故）、张团博士、王磊博士、李成波硕士、李祥专硕士、黄清香硕士为本章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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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转变是指人口生命统计指标即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粗自然增长率三率组合类型的演进过程，经典的三段论认为，人口转变早期阶段特征是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中间经历一个高出生、不断下降的死亡率和高人口增长的阶段，再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阶段。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现象，国外称之为“第二次人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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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亚洲包括了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几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截然不同，所以把这些国家从亚洲国家中单独分列出来。其他亚洲国家统称为其他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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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orld Population Highlights：Key Findings from PRB’s 2010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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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二战”之后的1946年至1964年间，美国共有7590万名婴儿出生，创造了史上著名的“婴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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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2010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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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孝文：《欧洲未来缺少五千万劳动力》，《青年参考》2010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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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翔：《欧洲：经济之危，政治之机？》，《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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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第四章 人口老龄化的国际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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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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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美国人口统计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40年时全球人口将达93亿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提高一倍，由7％提高到14％。全球人口老龄化在2010年后不久加速。从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变化来看，如果说美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顶部老龄化和长寿老龄化，那么中国属于底部老龄化和少子老龄化，中国作为“未富先老”的典型，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挑战远大于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迄今已经超过70年，美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美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19％，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7％，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比已达25％以上。到2030年，65岁以上的美国人将占到20％，85岁及以上的人数将增加50％以上，100岁及以上的人数更有可能增长近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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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美国人口老龄化历史，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平衡好年轻人口增长和老年人口增长的关系，走有准备的、渐进式的、从容应对的人口老龄化道路，从而腾出应对的时间，准备好应对的条件。美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速度较慢，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在发达国家中不算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略低于替代率的水平上。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吸纳了大量的青壮年移民，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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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属于现收现付制，也就是用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人的缴费来支付退休一代人的养老金。由此可见，美国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代际均衡，对于维系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相反地，如果代际人口比例失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就可能失去基本的人口条件。中国快速的老龄化反映了人口发展代际倾斜和失衡的事实，由此爆发的养老危机在根本上是生育少子化和人口代际失衡所造成的。中国约在2025年进入老龄社会（Aged society），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约5个劳动年龄人口赡养1个老人；2035年则进入高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约两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老人。养老归根结底是一个人口学的话题，是多少年轻人供养和照料多少老年人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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