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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Katz提出用日常生活活动来评价老年人的健康状况，1983年又提出了“健康预期寿命”（Active Life Expectancy，ALE）的指标，被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认可。健康预期寿命就是老年人能够维持良好的日常生活活动功能的年限。预期寿命的终点是个体的死亡，ALE的终点是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健康预期寿命的提出使得死亡、疾病不再是评价老年人健康状况、活动能力的唯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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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死亡水平的下降，我国人口的健康状况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医疗卫生条件完全达到人民的需求，死亡原因从根本上得到控制，疾病致死的情况未发生，疾病转归以健康为标志；二是某一人口特征的人群患病后，因现有经济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将不会发生死亡，其生存表现为带病生存，可以是伴随慢性病、失能、残疾、生理生命等形式存活。老年人口中比其他的年龄段表现出更多的带病生存现象，因而研究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或健康余寿可以更好反映出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郑晓瑛（2000）采用Sullivan方法，利用1990年中国人口儿童死亡率和1987年中国残疾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65岁及以上人口的预期寿命和无损伤预期寿命进行了比较研究。(20)指出，不仅要广泛使用健康预期寿命测量生理健康，还要遵循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并重的原则，因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生理指标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心理健康的评价大多用精神疾患诊断量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进行分析，有关抑郁症研究的量表是最为常用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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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大量的老年人各个方面生活自理能力的年龄别数据综合成少数几个简明的指标，1993年国外提出的生活自理期望寿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其基本思路是综合应用老人调查中收集到的生活自理能力数据信息及现有的生命表，运用人口分析的方法将老龄平均期望寿命分解成“完全自理（Active）”、“轻度丧失自理能力（Mild disability）”与“严重丧失自理能力（Severe disability）”三种状态。例如，估算表明，我国农村85岁女性老人平均期望寿命为4.9岁，其中3.7年、0.7年、0.5年分别处于完全自理、轻度丧失自理能力、严重丧失自理能力状态。三种自理能力状态分别占85岁总的平均期望寿命的75.4％、13.6％与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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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是指三种状态的交叉组合。这三种状态包括：（1）无疾病、无残障，这里更强调对未来遭遇无病无残障的可能性；（2）良好的认知能力和身体功能；（3）生活的积极参与，包括人际关系和具有社会价值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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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是从保障和增进老年人健康的角度来减少老年人对卫生医疗资源和照料性资源的依赖，来增进老年人自立自助的能力和生活满意度。笔者于1994年提出了“健康储蓄”的概念和主张，其目的就是要推进健康老龄化的人生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在通常所讲的五个“老有”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老有所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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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道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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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老龄化的命题中，“健康”的含义已经超越了生理的或者是肌体的角度。从人文生态和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或者说在社会老年学的学科视野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重视人们精神心理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健康和社会关系的健康对于整个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和老龄化社会健康地、可持续地运作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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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和社会这两个层面的整合上，对个人来说，养老的关键在养心；对社会来说，养老的关键在积德。所谓养心，是说要努力将个人的心理状态调整到“知足常乐、自强不息”的层面上，在积极、健康的心理下实现健康长寿和老有所用的目标。所谓积德，是说作为一个社会，要实现的是健康的老龄化社会的目标，为此就要努力积累可以支持一个日趋老化的社会健康运作的道德资源，甚至可以说健康的老龄化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基础，建设好道德的长城。相反地，如果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是缺乏秩序和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道德关怀的话，非但老年人不能幸福，其他更年轻的人群也不能看到光明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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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老年人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群自身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联着其他人群的理念和行为以及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风尚。譬如，就养老问题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庭和社会范围里的代际交换关系问题，这里的交换又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交换，而且是感情上的联动和生活上的安排。所以，撇开其他人群和整个社会来谈所谓的老龄问题或者是老年人问题，实际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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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要实现健康的老龄化和健康的老龄化社会这样的目标，那么这里的健康就不仅仅是身体健康的含义，而是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包括了生活方式的健康和社会关系特别是代际关系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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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来看，对老年人的健康指导和健康咨询需要提上我们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通过对老年人群生活行为的有效干预来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同时，良好的代际关系的建设也需要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通过建设道德长城和积累道德资源来实现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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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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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健康只是“独善其身”，只是对“给生命以岁月、给岁月以生命”的表象化诠释。仅仅局限于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框架并不足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质是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发展，使老年人融入这个社会、全方位参与社会活动并与社会和谐并存、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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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老龄化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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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个人、家庭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健康老龄化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和目标，是我们回应老龄化挑战的基本战略。但健康老龄化还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如何使老年人群的存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换言之，我们对老年人群的期待不仅是独善其身，而且是兼善天下。代际和谐、多代并存、共同发展才是21世纪老龄化社会的根本目标，或者说就是国际社会所倡导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老少咸宜的目标。21世纪的社会需要老年人。在2002年马德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希望大会能够更广泛地向全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老年人并非另类，而是我们自己的未来。因此，我们还必须结合时代精神，超越健康老龄化来回应老龄化的巨大挑战。倡导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是通向健康老龄化、尊严老龄化、幸福老龄化、效益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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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的思想从理论渊源来说大概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提出的以“成功老龄化”为口号的活跃理论（activity theory）有关。这一理论主张老年期应该继续保持中年人的活动和价值观。这一理论是对老年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角色、关系等的退出时期的“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的回应。到80年代，活跃理论又以“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的面目出现。生产性老龄化的确切含义是指老年人从事有产出（产品、服务或者是自身的生产和服务能力）的活动，但不一定有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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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并通过了《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这是老龄问题上第一份此类正式国际文件（United Nations，1982）。1991年，在《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出台9年后，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份极其重要的相关文件，即《联合国老年人原则》(23)，在议程和方法上，为国际社会处理老龄问题确立了重要标准，以确保老年人问题在国家决策过程中能得到重点关注。这份文件强调了老年人的地位和社会贡献，其中所包含的18条原则，可以分为五个相互联系的部分：自主、参与、照料、自我充实和尊严。该文件鼓励各国政府尽可能在自己的国家计划中体现这些原则（联合国大会第46 /91号决议）。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为如何实现老年人的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等提供了指导。1992年，联合国大会选定1999年为“国际老年人年”，此举旨在“确认人类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并根据这个前提，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方面，改善人类的态度与能力，而不仅仅是为了21世纪的全球和平与发展”（联合国大会第47 /5 号决议附件中所包含的《老龄问题宣言》）。1997年6月，西方七国首脑丹佛会议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主张，会议讨论了通过什么途径取消提高劳动参与率的障碍，以及如何减少部分时间就业的限制。1999年5月，欧盟通过了老龄政策公报，即“建立不分年龄的欧盟——促进繁荣和代际和谐”。1999年9月，日本东京主办了积极老龄化国际研讨会。在20世纪最后的时刻，欧盟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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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各种方式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创造条件，以期老年人能更好地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战略的理论基础是能力本位论，就是说年龄的增高并不必然带来能力的衰退，所以只从年龄来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高低是不客观的。积极老龄化将消除年龄歧视的不利影响，使老年人生活更加舒适、更有尊严、更有价值。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会浪费老年人力资源，所以1997年欧盟条约规定了反对年龄歧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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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老龄化与生命历程项目（处）出版《健康与老龄化：讨论稿》一书；2002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发展中心召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9名代表参加的专家小组会议，讨论修订了题为《健康与老龄化》的初稿，并于2002年4月经瓦伦西亚国际老年学论坛讨论后报送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24)，最终形成《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一书。2002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全世界160余国家参加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接受了有关《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建议，并把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写进了《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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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把积极养老定义为：“当步入老年时提供最佳的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以提高生活质量。”(25)《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指出，“积极老龄化是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益的过程。‘积极’强调的是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益事务，而不仅仅是体力活动的能力或参加劳动队伍。积极老龄化容许人们在一生中能够发挥自己的物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潜力，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在需要帮助时，获得充分的保护、安全和照料”(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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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健康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群的寿命延长的同时，身体更加健康，人生更加活跃，所以老龄化也隐藏着发展的机遇，可以也应该善加利用。新时期的老年人群身上存在着强烈的发展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是开启成功老龄化社会大门的一把金钥匙。联合国大会1990年通过决议，规定从1991年开始，每年的10月1日为“国际老人日”，以促使国际社会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具有指导性意义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提出了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5大原则。其中独立、参与、自我充实和尊严4大原则都彰显了老年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譬如，在独立原则里谈到老年人要有工作机会和教育培训的机会；参与原则谈到老年人要融入社会发展，参与决策，传承知识，服务社会；自我充实原则中谈到老年人应能追寻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应能享用社会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娱资源。可以说，倡导老年发展是国际社会的一贯主张。这里所说的“老年发展”特指老年人在健康、认知、学习、参与、角色、体验、能力等方面多维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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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提出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主题被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所继承和发扬。确保老年人继续各尽其能、为社会作出有益贡献成为时代的呼声。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要求我们在21世纪发挥老龄人口的巨大潜力，确保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安全和有尊严地步入老年，并继续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参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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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世界各国的老年人正在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和家庭继续作出新的贡献，成为21世纪变革的推动者之一，从而改变了老年人仅仅是依赖者的传统看法。新老年政策就是要从关注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到关注老年人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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