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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所提出的积极老龄化主张，在老年人一端来说，就是坚决主张：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工作更长时间，更晚退休，在退休以后继续积极地参与社会，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活力，生活上的自理和自主。欧盟成员国普遍认为，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活动，不仅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需要，可以延缓社会老龄化和生理老龄化的过程，可以增强自身的自理自立的时间和能力，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老年人的继续参与并不是仅仅解决一个精神寄托的问题，而是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为社会继续作出新的贡献。欧盟提出积极老龄化的主张在根本上是为了克服劳力短缺所造成的经济增长的人力投入的障碍。应该看到，欧盟积极老龄化的主张并非只采取让老年人介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方式，而是包含着使老年人全面参与社会生活、与社会融合而不是隔断的意思。譬如，在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中，老年人比例很高，而且相当活跃，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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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马德里大会则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在有些国家、地区和行业，强制老年人60岁退休已不合事宜。其实很多老人愿意在原有的岗位上多待一段时间，甚至可以义务工作，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年人的工作热情应该得到保护。马德里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认为，通过调整政策，比如说提高退休年龄，各国政府可以帮助人们改变对老龄人口的态度，并使老年人充分发挥余热。这次大会的一个宗旨是提醒各成员国在制定和修改各项政策时必须考虑人口的老龄化现象。与之前相比，老年人现在更加活跃和健康，他们的退休年龄和工作时间可以考虑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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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一个老幼咸宜的社会”是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主题。只要加以正确的政策协调和引导，老年人绝不应该成为社会的问题和包袱，他们的经验、智慧和创造力是整个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老龄问题与教育和就业问题应该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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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也纳大会到马德里大会，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基本的认识路线：自1982年从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关注老龄问题，已经进化到越来越有必要将全球老龄化问题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里讨论，并从老年多维发展这一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和处理21世纪更为繁复的老年人问题和老龄问题。例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于2004年10月1日为纪念“国际老人日”发表文告时，呼吁全人类重视老年人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作用，让他们参与社会生活并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2004年“国际老人日”的主题是“老年人在多代社会中的作用”，其目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承认老年人在家庭、社区及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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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积极、成功的老龄化战略必然沿着促进健康、促进保障和促进发展的方向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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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健康的含义，世界卫生组织定义是：“健康是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安全安宁状态。”或者说，“健康是指一种完美的身心和社会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不生病或不虚弱”。世界卫生组织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老人比较多有一些慢性病或其他的疾病，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是病残，就是负担。老化是功能退化，不是功能缺损，疾病会带来功能的缺损，这是两回事。80％的老人其实是健康的，是正常老化。《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进一步指出：健康是“使环境和行为两个危机因素对于慢性病和功能衰退的影响保持在低水平上，而保护因素的影响较大时，人们将会享有数量和质量都好的长寿；他们在步入老年时既能保持健康，又能生活自理，极少有人需要高开支的医疗和照料服务。那些现在需要照料的人，他们在步入老年时必然需要得到全方位的医疗和照料服务”。仅仅“健康”这个词不足以概括我们已经为人口老龄化作出的贡献和即将努力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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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联合国积极老龄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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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障的含义，《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指出，“保障是‘在政策和计划承认社会、财政、人身安全和老年人的权利的条件下，老年人一旦生活不能自理和不能保护自己时，他们的保护、尊严和照料受到保障，家庭和社区将尽力为其老年成员提供支持。’”保障是老龄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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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OECD）更强调该定义的生产性含义：“积极养老指步入老年时仍在社会和经济中生产性地生活的能力。”（OECD，2000，P．126）约翰克劳利指出，“对‘积极’这一概念还有更光明的表达，这也是联合国马德里会议的意思：成功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会造就让所有人受益、更雄健更灵活的社会制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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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鹏指出，“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各种方式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创造条件，以期老年人能更好地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战略的理论基础是能力本位论，就是说年龄的增高并不必然带来能力的衰退，所以只从年龄来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高低是不客观的”。(28)国内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积极老龄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医疗保健体系，提供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等有力措施，让老年人都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并且成为受到社会承认的有用的社会成员，促进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健康”“参与”“保障”是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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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传达着一个比健康老龄化内涵更为广泛的启示，并且认识到健康照料之外的因素如何影响个体老年人和老年人群体，是对健康老龄化的进一步完善与升华。换言之，仅仅“健康”这个词不足以概括我们已经为人口老龄化作出的贡献和即将努力实现的目标。正如布伦特兰夫人在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所说：“健康老龄化包括的要远远多于单纯的消除疾病因素。我们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并且作为有用的社会成员而扮演一个受到社会承认的角色。许多主要的健康决定因素处于健康系统之外。”无论从个人、家庭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老年人的期望和社会的经济需要，都要求老年人能够参与他们所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对老年的认可和对他们充分参与的促进是积极老龄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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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是人类老龄观的重大变革，穆光宗在《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一文中曾经指出：“无论从个人、家庭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健康老龄化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和目标，是我们回应老龄化挑战的基本战略。但健康老龄化还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如何使老年人群的存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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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障与参与是联合国提出的三大原则。现在，我们可以用“成功老龄化”将更多的内容统一起来。差不多20年前，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赞助了一个长期的研究计划，目的是收集相关知识来了解老龄化过程的积极方面。(30)这一研究的基本概念框架就是“成功老龄化”，即研究促使老年人发挥积极作用的诸多因素，研究的目标是超越年龄衰老的局限，弄清楚晚年生活中保持和增强人们生活能力的遗传基因、生物医学、行为和社会方面的因素。1987年，《科学》杂志对“成功老龄化”重新进行了定义。(31)根据相关研究介绍，成功老龄化是指在老龄化过程中，外在因素只起中性作用甚至于抵消内在老龄化进程的作用，从而使老年人的各方面功能没有下降或只有很少下降。(32)打个比喻，该项研究试图精确地找到造成一个80岁的老者能越野滑雪而另外一个老人却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众多因素。(33)受到功能局限最少的老年人被看作是实现了成功老龄化的老年人。笔者2002年提出的“老年发展”，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老龄化内在的积极力量并开拓促进老年人以及老龄社会实现成功老龄化目标的路径。(34)老年发展往往肇始于个体生命的发展，结果却反映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的群体结构—功能的变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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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老龄化概念框架的提出为社会老年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人是生理—心理—社会的产物，老年学则是一门交叉学科。面对充满变数的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我们并没有做好心理上、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充分准备，这就更加凸显了老年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老年学因为种种原因根本就不存在。老年学有先天不足的劣势。海外学者梅陈玉婵等的批评是直率和中肯的：“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在老年学研究方面严重缺乏多学科和长期的跟踪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相对比较简单，因此在说明成功老龄化因素上，无法得出精确性和因果性的结论。”(35)但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和紧迫性却有目共睹。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我们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也远没有达到完备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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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出性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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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性老龄化战略的主旨是尽量使老龄化产生出积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以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方面的能力建设。老龄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究竟是利是弊，固然一方面要取决于老年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则要看社会和家庭如何回应、如何转化、如何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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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有效益的，但一切信奉可持续发展哲学的人们都会追问一句：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净效益到底是“正”还是“负”？“正”正到了什么程度，“负”又负到了何种样子？笔者以为，这是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接点或者是最重要的接点之一。在长寿时代，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升温，健康的、有知识、有技能、有爱心的老年人实在是老龄化社会极为宝贵的社会财富。一个社会越是能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越是能及早获得老龄化的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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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力资源有它独特的优势，即经验智慧的优势（经验是经过生活淘洗和实践检验的智慧化的知识）和文化的优势（自古以来老年人就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群体，优秀的传统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老年人继承下来的），而这在崇尚终身教育、知识经济的时代自有其升华的价值。事实上，不少追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种人生境界的老年人正在不断地使自己变成社会的财富，创造出人生第二春的种种奇迹。但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对老年人群持什么样的看法实在是太关键了，因为这直接涉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导向，关涉着千千万万的老年人积极的心理需求能否转化为社会进步之动力的大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资源是中性的字眼，加以开发可能成为社会的财富，否则就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和包袱。这再一次启示我们，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其说是来自老年人群的规模扩大和高龄化这种结构性演变的趋势，不如说是现在的社会体制和相关的制度安排是否恰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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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包含了比“健康老龄化”更为广泛的意思。“积极”一词不仅仅指身体活动能力或参加体力劳动，而且指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积极老龄化是指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适用于个体和人群。积极老龄化的目的在于使所有年龄组的人们，包括那些体弱者、残疾和需要照料者，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和提高生活质量。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以生命全程观点看待老龄化，老年人不是一个均一的群体，而且随着增龄，个体差异有加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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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济负担而言，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具有某种必然性。因为老年人群一般是已经退出经济活动领域的非劳动力人口。对社会来讲，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所包含的信息是多样的，其中一个基本的方面是老年赡养比的变化，普遍的一个担忧是老年赡养比上升。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人群的扩大意味着离退休金的增加和社会养老负担的加重，特别是老年人口的高龄化潜伏着很多风险，一个突出的方面是被照料和被赡养的老年人规模和比例都可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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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的正面效应需要通过开发和转化老年人口的健康资源和能力资源，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老年人的价值实现过程。总之，我们在追求健康老龄化的过程中，需要眼光放远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保障老年人的健康——虽然这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积极投资老年人口，形成老年人力资本，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进一步实现“产出性的老龄化”和“成功的老龄化”，这才是我们的终极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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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性老龄化”的主张在根本上是基于老年人的价值实现需求。其目的是要将老年人的健康资源和能力资源进行生产性的转化，使之在健康自乐的同时，既能增强自己在经济上的自我保障能力，同时也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贡献出新的力量。应当指出，老年人的健康并不足以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全部。事实上，在我国庞大的老年人群中，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有再就业和续就业的需求，其动机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上的窘迫需要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克服，另一方面是出于自我价值实现的高级需要——这一点在老年人才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但遗憾的是，有相当比例和规模的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因为缺乏机会和组织而被抑制了。这种人力资源的浪费虽然常常是无形的，但从总体和长远看却是非常巨大的社会损失。目前，我国低龄健康老年人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是帮做家务和帮助成年子女，是家庭中的老有所为，这种情形对于老年人才来说恐怕是一种浪费。只有在“产出性老龄化”的框架内，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才可能及早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并作出战略性的安排。譬如鼓励老年人再就业、鼓励企事业单位录用合格的老年人才、对特殊的老年人才采取特殊的离退休制度（如返聘）、放宽某些领域职业老年人才的退休年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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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老龄化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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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积极老龄化的新理念，笔者试从态度、行为和环境三个维度作一系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