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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就是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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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告诫我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有化育万物、成就人类的伟力。天地之大德曰生，文明之大道曰育，生育、养育、教育共同成就人口的未来和民族的未来。少年强则国强，人口优则国优。一国之实力取决于人口资源之投资和开发，一国之未来则在少年人口之储备和养成。坦率说，中国已经危机四伏，若再不从错误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中觉醒，必将雪上加霜，遭受规律严惩。到时候，内忧外患，措手不及，远水解不了近渴，必悔之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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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家孔德曾言：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含义深邃。人口观包括了如何看待人口问题和如何治理人口问题。人口转变规律告诉我们，人口不会无限增长，人口增长是阶段性的现象，到低生育率阶段，中国要认识到“人口转变增长”一去不复返了。所谓“人口爆炸”只是阳光灿烂前的一抹暗云，终究散尽，不必耸人听闻，也不必惊慌失措。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预测说，到2050年，中国人口可能达到40亿人。这完全有违人口转变规律，与事实不合，纯粹是人口恐吓，危言耸听，自己吓唬自己。现在看来当初对人口规律认识是多么肤浅和片面，科学只是求索真理的方法和过程，本身并不等于真理，有些所谓的“科学”其实是借了科学的名义，并不对事实、逻辑和良知有起码的尊重，“发现”的必然是谬误，远离的必然是真理。历史经验表明，不成熟的科学不仅无补于认识事实的真相，反而混淆是非，引向歧路，所以要尊重但不能迷信科学。科学进步的标志就是广开言路，择善从之，不断逼近事实的真相，尊重人民的意志，服从客观的规律。中国要重新认识人口的性质和力量，重新选择人口的治理方式，重新探寻人口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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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要树立人口人本观。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体现了人口的社会属性，“口”体现的是人口的自然属性。从内在的角度看，人口问题实质上是人心道德问题，是人欲满足问题；从外部的角度看，人口问题实质上是资源匹配问题，是发展共享问题。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乃天地之秀，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人的投资是最根本的投资。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以人自由、全面、有保障的发展是现代人口治理的中心和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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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要树立人口整体观。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人口优化包括强数量、强素质、强结构三个方面。数量强意味着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素质强标志着人口发展的实力和优势，结构强标志着人口的性别平等、生态平衡、代际协调。婴幼儿、青少年是人口之本，依赖性老年人口是人口之末。无论本末，他们都是有尊严的生命，生命互相依存、相互关怀和彼此温暖，需要尊重、爱护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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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树立人口战略观，人口是慢变量、长过程，有成长周期和转变规律。一个自然天成、平衡协调的人口阴阳互持，新老继替，生死平衡，持续发展。人口安全就是要高度重视人口、人力和人才的战略储备，超低生育率所隐含的人口风险恰恰与此背道而驰。新生人口是未来人力生成和人才产出的母体和源头，没有人口的出生和增长，就没有新一代人力和人才的储备，就缺乏应对任何人口风险、牺牲和损失的战略准备。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需要及早谋划，高度重视人口储备。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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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要树立人口资源观。人立尔后万事举，人口是一国最重要的资源，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再生性。人口的创造力要远大于人口的消费力。人口在成长期需要健康、教育和道德投资，让人口最大限度成为优质资源，转化为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人口天然就是资源，但人口能不能成为含金量高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育和教化。人口红利收获的大小早晚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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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要树立人口力量观。人口蕴藏着丰富的人力、劳力、军力，集生育力、生产力、服务力、创造力和战斗力等于一体。在人口失衡、社会失序的危境中，人口也可能表现出巨大的破坏力。例如，长期的性别比失衡导致“狼性人口”的产生，危及社会稳定。从时间序列和生命历程看，如果说少年人口是后备力量，是第一波力量，那么青壮人口是中坚力量，是第二波力量，老年人口是剩余力量，属于第三波力量。人口过度老化将导致积极人口力的丧失，所以倡导适度生育率、合适之家、人口代际均衡和适度老龄化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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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要树立人口优势观。要保护人口的优势，同时警惕人口的劣势。从比较看，人口的数量优势是人多势众、人力充沛。人口的素质优势要看国民平均的健康发展水平、道德发展水平和文化素养发展水平。人口的结构优势则正看活力指数（劳动力资源储备情况），反看缺工指数（用工短缺情况），微观则看失独伤独指数。人口的结构优势也看人口、人力、人才的转化情况，人力生成率和人才产出率越高则人口优势强，反之则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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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要树立人口发展观。历史经验表明，人口增长史就是一部生命史，在其幼年阶段带来了挑战，在成年阶段却带来福报。从历史的大视角出发，只要经得起人口抚养、教育、医疗和就业的考验，任何人口增长都是活泼泼生命的成长，给家庭带来欢欣，给国家带来希望。人口发展的另一要义是人口问题转型，中国正从数量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萎缩型人口问题，从单一型人口问题转向复合型人口问题。为此，人口问题观和治理观需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以民为贵，保护家庭、生态平衡，优化人口、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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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胜于雄辩，持续的低生育率必然会导致人口的衰微甚至消亡。警钟需要长鸣！生育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根本，现代生育文明的要义是自主生育、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我们为人民请命，何尝不是在为中华民族续命？！让人民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让生命之花在文明的春风和阳光中次第开放，让任何强词夺理的行政干预早日彻底退出生育自主天经地义的私权领域。让公权力严格守护天赋人权的边界，做人民私权利的保护神而不是践踏者。还权于民，保护家庭，科学引导，服务保障，以社会公正、和谐、团结和实力为追求，是中国人口走上平衡、协调、优化、可持续发展光明大道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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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中国进入了“人口还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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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现了低生育目标。其时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转为负值，人口开始积累负增长惯性，对这种静悄悄的人口革命，一般人是感知不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呈现负数标志着中国人口增长的方向性改变，即从内在趋势来看，中国人口开始积累下降的势能，逐步达到零增长直至负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变化有外在和内在两种趋势，内在趋势才真正代表人口的未来，中国不应该被人口的“表面增加”所迷惑而忽视人口的“内在缩减”。从1990年起到人口峰值出现，中国人口一直处在惯性增长阶段，表现为自然增长率为正值而且总人口不断增加，然而在此表象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呈现出一致的人口再生产缩减态势，积累着巨大的负增长惯性势能，预言中的“人口雪崩”是早晚要发生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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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的初衷就是控制和降低高生育率，那为什么低生育目标实现之后，计划生育依然故我？也许“总量逻辑”可以解释这种国家行为。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尚未释放完毕，所以虽然生育率开始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但人口总量继续膨胀，所以计划生育得到了维系。还有一个原因是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的定位，使得一般性的意见撼动不了计划生育的地位。基本国策的定位是希望“天下第一难”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政治支持，顺利破题，其实背后是2000年实现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雄心。令人扼腕的是，“人均”的概念将哪怕是最必要的人口增长也完全负面化了。从此之后，中国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却血泪横飞的人口控制之战，这是国家针对家庭、政府针对人民、当下针对未来而因此注定没有赢家的罕见“战争”。在民主的力量难以制衡权力的时候，权力就会傲慢地凌驾于民主之上。何况，计划生育已经长成了一棵利益纠缠、盘根错节的大树，社会抚养费制度为计生部门的权力寻租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至少有几十万干部靠计划生育吃饭。1990年以后，高生育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计划生育开始迷失在负意义、负价值、负能量的历史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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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计划生育在减少人口增量的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内伤”，独生子女政策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最缺乏远见的人口政策，它对一个人口大国宏观和微观人口结构造成的巨大损伤可谓史所仅见，它对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极其深广，难以承受和消除。独生子女家庭“失独”现象从零散出现到形成规模，拉开了“后计生人口问题”的历史序幕，接踵而至的还有持续少子化背景下出现的生产性、服务性和防卫性三类人力资源短缺、男性可婚人口过剩而女性短缺，加之长寿化背景下出现的老年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和孤独化带来的老无所养、老无所依、老无所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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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低生育率具有统计意义，那么2000年以后出现的超低生育率就具有人文意义了。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之后的超低生育率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是很多家庭自觉选择的结果，是内生性、稳定性、持续性低生育率。很多调查都发现，绝大多数家庭理想子女数在1—2个之间，平均在1.8个左右。2006年8月，第六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显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依次为1.70个、1.74个、1.77个，差距缩小。1997年时的全国性调查发现也与此类似。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10年4月进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调查发现，现实条件对人们生育子女的意愿影响明显，经济基础和住房成为重要生育前提，预期生育年龄也将因现实因素而推迟2.1年；让子女有个伴并在将来减轻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是人们希望多生育一个子女的首要出发点；而如果生育两个子女，一男一女最为相宜。但实际生育率因为生养条件和生育能力的局限，只会低于1.8个。总体而言，意愿生育水平已经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但略高于政策生育率。意味着放宽生育政策，并不会有强烈的反弹。在发达地区和小众人口，意愿生育率已经低于政策生育率，意味着“弹簧”（计划外生育的愿望）的弹性几乎丧失。那么当下放宽生育政策，实际上对生育率回升已经没有多大帮助，当然从权利回归的角度说，意义非凡。目前所观察到的低生育率已经相当稳定。让人担心的与其说是中国生育率的反弹，不如说是中国生育率的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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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五普”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六普”时仅1.18，近年的数据基本在1.3以下。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已持续进入超低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萎缩新时代。在农村，生第二个孩子的多半是在老一辈人的劝说之下才生了第二胎。还有的年轻人第二胎怀孕后主动做流产，原因是养不起。有的地方，计生干部也因为完不成罚款指标，主动登门劝说年轻人生二胎，罚款打折，但收效甚微。计划生育早已异化为逐利工具，然而“工具性计生”无疑违背了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部分70后非独家庭希望生育二胎的意愿对国家来说是振兴人口的“最后机遇”，可以预见的是，80后、90后、00后因为生养成本高、养育能力弱等综合因素的作用，生育第二胎的愿望将进一步弱化。这种生育意愿代际弱化倾向可以看作是一个规律性趋势，因此，全面开放生育，也大势已去。实际上，一切有生育二胎及以上意愿和能力的人口，对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来说都是张艺谋一样有人口产出贡献、给国家未来带来利益的人群。婴幼儿人口在本质上是种子型人口、希望型人口，也是潜力型人口，应该善待。为了人口的成长，负担是暂时的，也是必要的，人口红利则是长久的，也是可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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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一切都昭示着“人口萎缩时代”的历史使命，这就是首先要重新认识人口增长的性质和价值，以及人口的复兴和振兴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其次要直面计划生育的代价和风险以及林林总总的“新人口问题”，维护生育的公平与正义，为家庭计划留出权利空间，为家庭发展提供政策空间。应该积极构建家庭友好的人口政策和社会政策体系，一方面要预防、控制和减少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回到鼓励奖励一对夫妇至少生育两个孩子的路线上来；另一方面则要关怀、服务和保障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包括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家庭，孩子伤病残亡的痛苦家庭，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家庭，存在养老风险的老年家庭，性和生殖健康的问题家庭，难以找到配偶的独男家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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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权于民，赋权于民，造福于民”，是人文中国、和谐中国和幸福中国的核心价值取向。“后计划生育时代”呼唤人本、人文和人权的回归，在意愿低生育普遍出现的新时期，为加强家庭发展的安全和年轻人口的储备，“鼓励生育、保护家庭、优化人口”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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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养老安全是重大国家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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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对应的英文名是Security。也就是说，Security一词既可以理解成“安全”，也可以理解成“保障”。有保障，就有安全；没有或缺乏保障，就是不安全。“安全”的反义词是“风险”。有保障就意味着无风险。“安全”表示没有危险、恐惧、不确定性以及免于担忧的状态，同时还表示有预防和保护的各种措施。安全概念系列可分出两支，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是指以政治、军事和国土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是指区别于传统的安全概念，又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实质影响的更加广义的安全，是涉及人口、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和环境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安全。在非传统安全的概念谱系中，“养老安全”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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