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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一切“信仰”皆要求“理知上的牺牲”[42]；我们可以说，韦伯根本上就无法做这种“牺牲”。近代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那种犹如梦魇般的信仰，是无法迷惑像韦伯这样热情地献身于理性社会科学的人的。他的著作里所呈现的基本思想风格，是西方的实证主义——这是启蒙运动的一项遗产。他的思想的基本意向，并非像兰克学派那样，想精心地建构出一个大的时代表，让每一个时代“都和上帝同样接近”，而是去构造思想的工具，以期产生“后见之明”，协助“先见之明”的产生。“知识乃为了预知，而预知则为了力量”（Savoir pour prévoir, prévoir pour pouvoir）——孔德实证哲学的这个动机，乃是韦伯观点的基础。虽然他出身“历史学派”，但是对历史及其独特性，他绝对不采取任何求取道德教训的态度。不顾历史学家的敌视，他委婉地建议他们对“合于定律的规则性”（lawful regularities）做探讨，以作为历史的一门“辅助”科学。他自己则着手撰写大规模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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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研究、法律史、经济学、音乐、世界宗教——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他未曾触及。他赓续了冯特（Wilhelm Wundt）、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及罗舍尔（Wilhelm Roscher）、施莫勒等人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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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埋首于浩瀚的资料堆中，目的不是要在对人的历史状况的沉思里，替无依的宗教需求寻得一处静寂无为的避难所，就像卢梭对自然的感情；而是要从比较性的探讨中，获得一套规则，以助他在身处的世界中找出政治上的方向。知识多少是力量——这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人对知识的这番追求背后的动力。掌握住这种政治关怀，我们才能了解他思想上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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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伯传》，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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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俾斯麦从1871年开始致力于由普鲁士统一德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他必须攻击天主教认为教会高于国家的看法，以及压制反普鲁士的天主教中央党（Centre Party）。1873年开始，俾斯麦逐步立法，将天主教会纳入国家约束，直到1887年才又恢复天主教徒的权利。1871到1887年这段时期的斗争，即称为“文化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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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伯传》，pp.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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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878年6月，破获杀德皇威廉一世的企图，俾斯麦即利用此机会，通过反社会主义党人法案（Sozialistengesetz），得国家自由党支持而通过。参见《韦伯传》，pp.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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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马将军恺撒（Julius Caesar，前102—前42）曾在政治混乱中得人民及军队拥戴，夺得独裁权力。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一个具有卡理斯玛（Charisma）特质的人物，借诉诸民意直接支持的方式，取得绝对的权力，即称为“恺撒制”，有时也称为“领袖民主”或“诉诸民意直接支持的领导”。参见下面《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207注2及p.250注1；又参见“韦伯作品集”《支配的类型》的相关部分。所谓“希腊礼物”，原指希腊人攻打特洛伊（Troy）时所用的木马；见Virgil, Aeneid, BookⅡ：“你们以为有不藏祸心的希腊礼物吗？……我畏惧希腊人，即使他们带着礼物。”后人引申，遂以“希腊礼物”称意在以奸计谋害受礼者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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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韦伯传》，pp.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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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韦伯传》，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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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韦伯传》，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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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韦伯传》，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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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韦伯传》，p.123。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1837—1891）是法国将军兼政治领袖，曾试图鼓动民众，修改第三共和宪法，以建立个人专政。波拿巴指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808—1873），即拿破仑三世；他在当选法国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后，于1851年发动政变，恢复王朝，自任皇帝，赢得民心普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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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讲坛社会主义者”指的是十九世纪末德国一批学院派的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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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容克”是“Junker”（“小主人”）一词的音译。这是普鲁士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在十九世纪的德国的政治中以反动出名，在军队及政坛中他们自成系统，享有许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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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韦伯传》，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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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见但丁（Dante）《神曲》中《地狱篇》第三章；原文是“Lasciate ogne speranza, voi ch’intrate”（“进入这里的人，放弃一切希望”）——但丁指的是进入地狱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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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easons of state”——参见下面《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233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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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ax Weber,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München, 1921）第1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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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引书，pp.24—25。——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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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这些问题，请参见Eckart Kehr, “Englandhass und Weltpolitik”，发表在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Richard Schmidt与Adolf Grabowsky主编（1928）, vol.vii, pp.500—526，及他在“Schlachtfl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1930）中对这个时期更全面的分析。Johnannes Haller从不同的观点达到了完全相同的结论； 参见他的Die Aera Bülow（Stuttgart und Berlin, 1922）。——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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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韦伯传》，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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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指《援助》，见《韦伯传》，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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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们希望社会民主党能接受民族主义。但如果他们不能满足这种愿望，那是他们的（接上页注）事。我们则要高举国家社会主义。”这是引在Eugen Richter, Politisches ABC Buch（Berlin, 1903），p.145中瑙曼牧师的话。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党在1898年获得的票数刚过两万七千票。在这个总数之中，四分之一强的票源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地区；也就是在这个地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1932年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曾获得绝对的多数。——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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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韦伯传》，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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