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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就较能了解，为什么韦伯会拒斥整体论的马克思主义（totalist Marxism）自命科学的论调。这和韦伯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敌意没有关系，因为韦伯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大学课程里的人之一，同时，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派的学者，他也卷入不少争执；他只是不赞成这套学说自命科学的论调罢了。既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韦伯学术工作的潜在对手之一，简略分析一下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似乎会有助益。这个题目，虽然已有勒维特（Karl Löwith）做过研究[7]，但至今仍往往被人忽视。韦伯首先以学术的理由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因为“即使就道地的经济现象来说，严格的经济化约论也不够完整透彻”[8]。韦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拒斥，也有出于个人的好恶。他不相信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能够解放人类，因为经济无力解决一切问题；它也像其他的人类活动一样，为其本身的手段所限制。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会使人类受到官僚机器的压迫。总之，一个完全集体化的经济体制，必有官僚制过度发展的情况，而导向比在市场经济所见更糟的无政府状态。此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将社会抽象地划分为两个阵营；然而，历史上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都是由许多社会阶层所构成，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阵营里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内。在韦伯看来，革命常常可以让知识分子感到亢奋。不过，根据一个像消除异化（disalienation）这样含混的概念，就相信人类可以经由革命而有根本的转变，其实就是以理知的方式，堕入大破之后方能大立（catastrophism）意识形态的陷阱。但是，韦伯最不以为然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宽容；他们深信自己已获知真理，强要那些他们其实在心底深处鄙视的人，接受这真理。在韦伯看来，他们是“信仰的斗士”（warriors for the faith）；因为他们已认定了一个社会的乌托邦，经验对他们已没有影响，所以和他们实在无法进行讨论。事实上，韦伯经常提到他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面谈，特别是那些在德国的俄国流亡人士；对他们，韦伯只有非常有限的信心，因为他感觉他们更热衷于对权力的追求，而不愿对政治活动所涵盖的各种问题进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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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指责韦伯并未一直遵守价值中立的要求。他自己会是第一个承认这点的人。事实上，一个思想家很难避免逾越自己专业的界限，尤其是在演讲的时候。真正说起来，价值中立可说是一种规范学术研究者行为的原则（regulatory principle）（因此便有可能被滥用），而非科学本身的一种构成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9]如果社会学家声称最后要指挥那通常是他能力所不及的物理学或生物学，这真会是个笑话。但是，这些还都属于学术的领域内呢！鉴于此，社会学家对于非学术的领域——受意志、选择、决定统辖的领域——更应该节制和慎重。准此，价值中立的原则便具有双重的涵义：它不但要求学者对自己学科本身的界限有所警觉，同时也要注意到学术一般的界限。无所不能者，其实就是一无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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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ber, Wissenschaftslehre, p.588.——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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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前书，p.589。——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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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前书，pp.587—588。——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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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前书，p.184。——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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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前书，pp.496—497。——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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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前书，p.151。——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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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 Löwith, “Max Weber und Karl Marx”, Archiv fü Sozialwi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vol.67（1927）.当我们读到收录在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pp.482—518里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而且思及他并未看到在他身后才出版的马克思作品时，我们可以说，他不但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而且对马克思去世之后左派所走向的修正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都有深刻的了解。——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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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eber, Wissenschaftslehre, p.169.——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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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谓“规范原则”和“构成原则”，乃是康德哲学的术语。一个非经验性的概念，若在经验的构成中有其直接的参与和作用，它便构成了一个“构成”性的概念；比如说因果原则，在康德的解释下便是一个“构成性”的原则。如果一个非经验性的概念，虽然在经验的构成中没有直接的参与和作用，但它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原则，给经验的构成指出一个方向（比如系统性），它便构成了一个“规范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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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增订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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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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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的第一版于1985年出版，迄今已经六年有余。大概是因为当时正逢所谓的“韦伯热”在台湾流行，所以初版很快便告售罄。几年来，出版者频频要求继续印行上市，偶尔也有新一代的学生抱怨欲读此书却无法觅得。但笔者始终希望一本负责的态度，待初版的编译内容有所改进后，再以修订版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惭愧的是，由于笔者疏懒成性，以及个人研究工作的牵掣，修订工作延续了三年之久。这种属于另外一个时空环境的工作效率，在今天的台湾居然有其可能，必须感谢本册的其他译者、本选集的主编康乐先生，以及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先生和罗丽芳小姐的宽容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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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修改增订版与初版的不同，大概有下列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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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用施路赫特的《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韦伯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作为本册导言，取代初版的导言——阿隆的《韦伯论学者与政治家》；阿隆此文现在移作附录。施路赫特这篇文章对韦伯两篇演讲的论证结构有极为细腻深入的分析和重建，并取韦伯的观点与晚近社会理论关于知识与政治实践的一些新反省对观，可望对读者提供较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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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将初版的全部译文，与原文对勘一遍，做了许多修改与润饰，以期在忠实与可读两方面能胜过初版旧译。顾忠华先生曾对原译文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对这次修订工作助益极大。修订过程中，笔者也曾参考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对大学生的两篇演讲》（北京，1988），以及收在Peter Lassman & Irving Velody, eds., 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sion’ （London, 1989）中Michael John执笔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新英译。对照之下，笔者相信，就韦伯的两篇演讲而言，本书在台湾读者较易利用的中英文字版本之列，可能是比较忠实而且比较有用的一个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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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将韦伯的一篇政论小文章《韦伯论帝国总统》，收入本书作为附录，希望让读者浅尝略窥韦伯的论政态度。这篇中译当初在《当代》杂志发表时，笔者曾撰简短的导言，除了说明韦伯晚年论政的局势背景之外，尚企图将韦伯的政治思考方式联系到最近台湾的若干现实政治争议上来。在这样做的时候，这篇导言的某些措词难免暴露急切之情，与本书的编译体例相当不合。不过，几经考虑之后，我们仍将这篇导言照原样收入，借以突显韦伯的政治关怀在今日台湾依然有其鲜活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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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经过这些修改增补，并不代表本书已经近于理想。数年来，笔者虽然未曾针对韦伯进行专题研究，却仍然利用机会陆续阅读了不少关于韦伯之生平、政治思想，以及师友交谊（特别是他与卢卡奇的关系）的二手著作，深知本书所提供的《韦伯小传》以及《韦伯的政治关怀》何等不足。在翻译方面，一些段落的论证理路仍然不尽明朗清晰，一些关键词眼仍然无法找到较为贴切的中文对等字词。此外，原文中出现的几个典故、人物，也一直未曾找到出处或资料。这些缺陷和疏漏，恐怕要俟诸下一代资源更丰富的学者来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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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修订版完稿之时，台湾正在内外交迫的困局中呈瘫痪之象；旧的秩序已经崩溃，新的秩序却仍无头绪。经验似乎显示，我们的价值反省能力尚无足以设定新的目标，而我们从事切事政治经营的能力，也不敷摆脱困局、开创新机之需。在这个关头，本应扮演纯粹超导体角色的翻译者，竟敢奢望他的翻译工作可以供这个社会多一个学习的机会，自然不会在意横遭非分托大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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