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54697
1702354698
［§20 政务官吏和事务官吏］ 政治逐渐演变成一种“经营”之后，因为这种经营需要从业者受过权力斗争的训练、受过近代政党政治（Parteiwesen）发展出来的权力斗争方法的训练，所以政治的这种演变，决定了公共官吏分为两类；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分野，虽然不是僵固而一成不变的，但却清楚有别。这便是事务官吏（Fachbeamte）和政务官吏（politische Beamte）两个范畴。一般言之，在道地意义之下所称的“政务”官，表面上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调职、撤职或者甚至“休职备用”。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法国的省长（prefects）或其他国家的类似官员很相像；而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和从事司法职能的官吏的“独立性”呈现强烈的对比。在英国，当国会中的多数党有了变换，因此更换内阁的时候，按照固定惯例必须辞职的官员也属于这一个范畴。在这一类官员之列，还必须算上负责一般“内政”之管理的人；这种工作的“政治”性，主要在于维持国境内的“秩序”，也就是维持现存的支配关系。在普鲁士，依照普特卡默告示（Puttkamerschen Erlab）[11]，若要避免处分，这类官员有义务“支持政府政策”。同时，正像法国的地方省长，这类官员还被用来作为影响选举的工具。和其他国家相反，在德国的体制之下，因为职位的取得要求受过高等教育、通过专业考试以及特定的职前实习，因此，大多数这类政治官员，都具有和其他官吏一样的品质。在我们这里，不具有近代专业官吏的这项特征的，只有政治机构的首长和部长。在〔革命之前的〕旧制度[12]之下，一个人即使从来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也可以担任普鲁士的教育部长。但是，在原则上，你如果要成为参事官（Vortragender Rat），必须先通过指定的考试。受过专业训练的司长（Dezernent）和参事官——比如说普鲁士教育部在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的时代——对于业务上的技术问题，和他们上面的部长比起来，所知当然要丰富得多了。在英国，情形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就各种日常业务而言，他们比部长还要来得有权力，也不是没有道理。部长只不过是政治权力配备态势的一个代表；他必须支持和执行这种权力态势所提出来的要求，针对〔他〕属下专家的建议做出决定，或者是对他们下达政策性的适当指令。
1702354699
1702354700
毕竟，民间的经济性经营，情况也十分类似。真正的“主权人”——股东大会——在业务的经营上，和受专业官吏统治的“人民”一样没有影响力。决定一个企业的政策的人，也就是银行控制的董事会，只下达指示性的经济命令、选择经理人；他们本身没有能力站出来，对企业作技术上的指挥。就此而言，革命国家[13]当前的结构，在原则上并无新意。在这种结构中，行政听命于控制了机关的素人，他们只愿意把专业官吏当成实际执行事务的头脑和手脚来使用。当前这种体制的困难在别处而不在此，我们今天对这些困难不拟讨论。
1702354701
1702354702
[1] 从十三、十四世纪开始，德国各地方的君主，有时候会拜访境内分封出去的望族或教会的要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这类顾问到宫廷来的时候，只是访问性质，而不在宫廷任职，故称为“宫廷外顾问官”。参见《经济与社会》，p.301，Gerth & Mills注。
1702354703
1702354704
[2] 韦伯对“业务佣金式的俸禄”的说明，见《经济与社会》第2部分第12章第10节（p.1032）。
1702354705
1702354706
[3] 韦伯所谓的“社会化”，就是公有化或国有化。
1702354707
1702354708
[4] 猎官制（spoils system）是十九世纪美国政治的特色之一。当时的政党，视政府职位为选战得胜后的战利品（spoils），分给有功于本党的党员。这个风气起源自杰斐逊总统（Thomas Jefferson，1801—1809年在任），到了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1829—1837年在任）时代，有五分之一的官职都是如此处理。到了格兰特总统（Ulyssess Grant，1869—1877年在任）时，这个制度在官僚中造成的腐化及无能，到了惊人的地步，遂有公务员制度改革之要求。参见本页注4。
1702354709
1702354710
[5] “素人”一词借自日译本，指不具备专业特长的玩票者。
1702354711
1702354712
[6] 1820年起，美国的公务员职位，逐渐变成对党派追随者论功行赏的战利品。1840年，有三万到四万人涌入华盛顿，追取当时二万四千个联邦职位，这便是所谓的“猎官制”。1881年，一个求官不得的人，刺杀了当时的总统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引起全国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参议员彭多尔顿（George H. Pendleton）的改革法案遂得通过，1883年成为“公务员改革法案”。
1702354713
1702354714
[7] 在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邦内部工商业行会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得原来的共和制共同体政府解体，统治权逐渐落入有力量调停各派的某个个人手中。这个人通常是城市内某旧骑士家族的领袖，他逐渐扩展势力，把统治权变成他的家族世袭专利，到了这一步时，这个家族向教皇或皇帝要求承认他们的统治权力。这个转变，是意大利城邦演进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些“市政门阀”（Signorien，意大利文的意思是英文的“lord”或“despot”）从此掌握一个小王国，变成世袭的专制君主。因为“市政门阀”对行政、司法及军事等方面都有非常成功的控制，历史学家常认为他们是近代国家的起源者。他们的活动时代，大约是从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初。
1702354715
1702354716
[8] 十一世纪初期，诺曼底的诺曼人（the Normans）侵入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引入封建制度。到了十一世纪末叶，诺曼人已统治这整个区域，建立了西西里王国。他们善用阿拉伯及拜占庭的政治传统，以及这两个文化中对财政及税务管理的专材，是为王朝建立专业行政管理的先声。
1702354717
1702354718
[9] 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中，高级官员（例如部长）称为Vizier。“Vizier”一词来自阿拉伯文中的“Wazir”，意思是“有负担者”。在奥斯曼帝国中，Vizier是政府部门的首长；十九世纪时，国家的最高官员称为“Grand Vizier”，有点类似首相。
1702354719
1702354720
[10] 韦伯对合议制的界定和讨论，见《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3章第8节（pp.271—282）。中译见《支配的类型》。
1702354721
1702354722
[11] 普特卡默曾任普鲁士内政部长，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因在选举中偏袒政府候选人，受到激烈的抨击。1885年他曾颁告示，要求公务人员支持政府的候选人。
1702354723
1702354724
[12] 这是指1918年11月革命之前的“旧制度”，距离韦伯演讲（1919年1月28日）不过两个月。
1702354725
1702354726
[13] 指1918年11月革命后在几个都市成立，并向全国扩张的工人士兵委员会。
1702354727
1702354728
1702354729
1702354730
1702354732
学术与政治 四
1702354733
1702354734
［§21 职业政治家的性格和类型］ 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职业政治家——这包括“领袖”和领袖的追随干部——有什么典型的特性。职业政治家的性格曾经有过改变；在今天，各类职业政治家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
1702354735
1702354736
我们已经见到，在过去，“职业政治家”是从君主与身份阶层（Stand）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君主。现在，让我们简略地整理一下这些职业政治家的主要类型。
1702354737
1702354738
［§22 僧侣］面对身份阶层，君主从不具有身份阶层的性格但有政治上使用价值的阶层中取得助力。在这类阶层中，首先我们可以举出僧侣阶级（Kleriker）。在印度次大陆和中南半岛，在信仰佛教的中国和日本，在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与在中世纪时的基督教世界一样，都有这个阶层的存在。僧侣之所以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有一个技术上的原因：他们识字。婆罗门、佛僧及喇嘛等之被引入宫廷，主教和教士之被用为政治上的顾问，目的是得到一股能读能写的行政管理力量，由皇帝、君主或者可汗在和贵族的对抗中使用。僧侣——特别是守独身的僧侣——处在正常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追求之外，也不会为了子孙而觉得有必要向君主争夺一己的政治权力；就这一点而言，僧侣和会与君主对抗的封臣不同。因于僧侣的特殊地位，僧侣和君主的行政经营工具是“分离”的。
1702354739
1702354740
［§23 文人］ 这类阶层中的第二种，是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文人（Literaten）。过去有一度，人们学习用拉丁文做演说，用希腊文写诗，目的是成为君主的政治顾问，最好是能成为君主的政治文书（Denkschriften）的执笔者。这是人文主义书院的第一次兴盛期，也是君主设立“诗学”讲座的时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对我们的教育体制有持久的影响，但在政治上，却没有产生比较深入的后果。在东亚，情况就不同了。中国的官大人（Mandarin）在出身上，和我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大致相似：一种以人文主义方式、用古代经典加以训练并且通过测验的文人。试读李鸿章的日记，你会发现，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能赋诗和善于书法。这个阶层，挟其取法中国古代而发展出来的规矩，决定了中国的整个命运。如果当年的人文主义学者，曾稍有机会取得同样的影响力，我们的命运或许也是一样。
1702354741
1702354742
［§24 宫廷贵族］ 宫廷贵族（Hofadel），构成了这类阶层中的第三种。君主在剥夺了贵族作为一个身份阶层的政治权力之后，把贵族延入宫廷，让他们从事政治方面或者外交方面的职务。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十七世纪时的转变，部分原因是宫廷贵族式的职业政治家取代了人文主义学者式的文人，开始为君主服务。
1702354743
1702354744
［§25 士绅］ 第四个范畴，是英格兰特有的制度。这是一种地方名门（Patriziat）阶层，由小贵族和城镇中靠租贷及利息收入的人组成；用术语来说，这叫作士绅（gentry）。英格兰的士绅阶层，原来是一个君主为了对抗封建豪族（Baron）而引为己用的阶层。君主让这个阶层拥有“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的职位，后来君主本身也愈来愈依靠这个阶层。士绅为了自身社会权力的利益，不求报酬而接受了地方行政的所有职位，从而对这些职位取得了所有权。士绅使得英格兰免于官僚化，但这种官僚化却是所有欧陆国家的命运。
1702354745
1702354746
［§26 法律家］ 第五个阶层为西洋所特有（特别是欧洲大陆），那就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法律家（Juristen）。这个阶层，对于欧陆的整个政治结构，有决定性的意义。经过晚期罗马官僚国家修订之后的罗马法对后世的庞大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论在何处，政治经营以理性国家（rationale Staat）为发展方向的革新，都是由受过训练的法律家所带动的。这在英格兰也没有例外，即使英格兰法律家的庞大本土性基尔特组织，阻挡了罗马法的移入（die Rezeption）。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都看不到和罗马法理性化过程类似的情形。印度的弥曼差学派（the Mimansa school）[1]中，虽然已有理性法学思想的端倪；伊斯兰教对古代法学思想，也有进一步的培育；但这些都无法阻止神学的思想形式，逐渐湮没了理性法的观念。尤其是司法诉讼的程序，在印度和伊斯兰教中，没有能充分地理性化。这种理性化之在欧洲大陆出现，完全是靠意大利的法律家借来了古罗马的法理学。罗马的法理学，是一个从城邦国家上升到支配世界地位的政治结构的产物，具有十分独特的性格。它的“借用”见诸中世纪晚期注释罗马法汇编（Pandect）[2]的法律家及教会法学家的“今用”（usus modernus），以及源自法律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但后来俗世化了的自然法理论。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中的最高执法官（Podesta）[3]、法国的王室法律家（王权破坏封建领主的支配地位时，他们提供了形式的工具）、主张主教会议至上（Konziliarismus）[4]的教会法律家和依自然法思考的神学家、为欧陆君主服务的宫廷法律家和学院派法官、荷兰的自然法学者和主张有权抵抗王室的人（Monarchomachen）[5]、英国的王室派和国会派法律家、法国高等法院（Parlamente）[6]的法服贵族（noblesse de robe）[7]，以及在大革命时期的辩护律师，都是这种法律理性主义的伟大代表。如果没有这种法律方面的理性主义，绝对国家的兴起和法国大革命都无法想象。试读法国高等法院的诤议（Remonstrationen）[8]或者法国等级会议（Estate General）[9]从十六世纪到1789年的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s），你会发现法律家的精神无所不在。诸君去看一下法国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10]议员的职业构成，就会发现，虽然国民会议的议员是由平等的普选产生的，其中却只有一位无产阶级，以及极为少数的资产阶级企业家，但各种法律家却成堆。要是没有这些法律家，那种曾经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计划起过激奋作用的特殊心态，便完全无法设想。从那时开始，近代辩护律师和近代民主，绝对是在一起的。而我们所谓的辩护律师——也就是一个独立的身份团体——也只有在西洋才存在。他们的发展，从中世纪开始，在司法诉讼过程理性化的影响之下，从形式主义的日耳曼司法诉讼程序中的“代辩人”（Fürsprech）蜕变出来。
[
上一页 ]
[ :1.70235469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