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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20 ［§37 政党组织的独立和强化］ 这种在望族的圈子以及特别是在国会议员支配下的宁静祥和状态，和政党组织最近代的形式，构成十分尖锐的对比。最近代的政党组织形式，乃是民主、普选权、赢取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必要性，以及在领导上发展出最高度的统一性和形成最严格的纪律这两方面的要求，所共同孕育的产物。望族之支配、国会议员之操纵，都告式微。在国会之外的“主业”政治家，把政党的经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或者是以“企业家”的方式行事——美国的老大（boss）或者英国的“选举经纪人”（election agents），在事实上便是这种“企业家”——或则是领固定薪水的政党职员。在形式上，民主大为广泛化。国会党部不再制定具有最高地位的纲领，地方望族不再决定候选人的名单。现在，已经组织起来了的党员集会选择候选人，并送代表去参加上一级的党会议。这样一级一级的会议可能有好几层，直到全国党代表大会。自然，权力事实上是在那些在组织中持续地工作的人手中，或者是组织的运作在金钱方面或人事方面必须依赖的那些人手里——例如说梅赛纳斯（Maecenas）型的支持恩护者（Mäzenaten），或者强有力的政治利益团体（比如塔曼尼厅〔Tammany Hall〕[5]）。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就是这种由人构成的整个机构（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根据其特色，这种机构被称为“机器”〔Maschine〕）——或者不如说指挥这机构的人——向国会议员挑战，有条件把自己的意愿，在几乎是非常大的程度上强加在国会议员的身上。对于党领袖的选择，这更具有特别的重大意义。现在，党魁就是整个机器所追随的那个人，可以无视于国会党团。换言之，这种机器的登场，意味着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制（plebiszitäre Demokratie）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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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22 ［§38 党工的期待］追随党魁的党员，尤其是党工和党的企业家，当然会期待他们领袖的胜利给他们带来个人的报酬——不论是官职，或其他的利益。最要紧的是，他们会期待他们的领袖给他们这类利益，而不会期待——尤其不会只期待——个别国会议员给他们这些利益。他们特别期待领袖的人格在党的选战中诉诸民心（demagogische）的效果，会增加选票和人民的托付（Mandate），由而增加权力，使机会尽可能地扩展，好让追随者得到他们所冀望的报酬。为一个自己乐于效忠、皈依的人工作，而不是为一批平庸人物组成的政党的抽象纲领工作，带来的满足是精神性的——这是所有领袖所具备的“卡理斯玛”成分；但这方面的满足，只是党工们的动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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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24 ［§39 政党新旧形态之间的冲突］ 政党的这种〔新〕形态，在和追求自身影响力的地方望族及国会议员的不断潜在斗争中，在极为不同的程度上，有了突破和进展。这种情形，首先在美国发生在资产阶级政党的身上；然后，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社会民主党身上，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普遍承认的领袖存在，挫折会接踵而来；而即使有这样的领袖存在，各种各样的让步也无法避免，方能满足党内望族的虚荣和私人利益。但是，在另一方面，党机器也有可能进入党工的支配之下；毕竟，日常的事务原本便是由他们来处理的。按照某些社会民主党圈子的看法，他们的党已经屈从于这种官僚化（Burokratisierung）了。不过，只要一个领袖的人格，具备了强烈的群众吸引力，要党“官僚”向他输诚，仍是比较容易的。〔这是因为〕党工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的利益，都和领袖的吸引力可望形成的政党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者，为一位领袖工作，本身便比较有精神上的满足感。可是，如果在一个政党中，党工和“望族”并坐掌握对党的影响力——资产阶级政党常有这情形——领袖的崛起便困难多了。因为这些盘踞着主席团或委员会小职位的望族，正是借着这些职位，在精神上“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他们对群众政治家的新人（homo novus）身份感到反感，深信自己在政党政治的“经验”（这在实际上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上胜过来者，在意识形态上则忧心党的老传统会崩坏；这些，决定了名门望族的行为。党里面一切传统取向的分子，都会支持他们。尤其重要的是，乡村以及小资产阶级的选民都要找寻他们所熟悉的望族的名字，而不信任他们不曾听过的人。不过，这种〔作为群众政治家的新〕人一旦成功，这类选民对他的认定也会更坚定。现在，我们举几个主要的例子，以窥望族式的结构形态和近代政党式的结构形态之间的争斗；我们特别要考察奥斯特罗戈尔斯基（M. J. Ostrogorskij）所描述的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形态的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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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26 [1]　教皇党和皇帝党，是中世纪末期意大利政治中相争的两派。“Guelfen”一词的来源，是德文的“Welf”；这是十二、十三世纪时，企图夺取皇帝地位的一个家族的姓。“Ghibellinen”一词的来源，则是德文的“Waiblingen”，这是当时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德国Hohenstaufen家族的一个城堡的名字。这场斗争的起源是Frederick I Barbarossa（1155—1190）想要统治意大利的野心。意大利各方势力于是有欲拥德国Hohenstaufen家族自重者（皇帝党，Ghibellinen），也有欲引教皇力量抗拒皇帝者（教皇党，Guelfen）。逐渐地，这场斗争扩散到意大利全境，各邦原有派系纷纷向教皇党或皇帝党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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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28 [2]　泰勒制度来自美国工程师泰勒（F.W.Taylor）的构想。他在所著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London & New York, 1911）一书中，首创“科学管理”一词，提出一套增加工人产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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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30 [3]　英国近代史上，共有三次改革法案（1832，1867，1884）；这里所指的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在十八世纪，国会议员的选举依循传统，已无法照顾到人口分布和阶级结构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巨大变化。一些选区早已荒废无人迹，但仍有代表它们的国会议员；这类选区的国会席位，实际上是由国王和大地主贵族所控制。十八世纪末叶，中产阶级及新兴都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开始推动选举改革。改革的运动虽曾一度因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反动浪潮而暂时消匿，但十九世纪初开始，要求改革的力量日益强大，终于在1832年由自由党政府通过改革法案。从此，选区的设置较能配合人口的分布，又放宽选举权，使得有权投票的人数增加约百分之五十。但直到第三次改革法案通过，英国成年男子中仍只有百分之四十有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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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32 [4]　韦伯对“名门望族”的定义，见《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3章第10节20（pp.290—291），中译见《支配的类型》；参见第2部分第10章第2节（pp.95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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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34 [5]　塔曼尼厅是纽约曼哈顿地区民主党党机器的俗称。Tammany Society本为美国独立战争后出现的爱国社团之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受党老大制度的影响，逐渐腐化，是美国地方政党政治黑暗面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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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39 学术与政治 [:1702352934]

1702354840 学术与政治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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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42 ［§40 早期英国政党的组织］ 首先，我们来观察英国的情形。在1868年以前，英国政党的组织几乎纯粹是一种名门望族的组织。托利（Tories）[1]保守党在农村的支持者，是安立甘（Anglican）国教[2]的牧师，此外的支持者则大部分是学校的资深教师，最主要的则是郡内的大地主。辉格（Whigs）[3]自由党的支持者，主要是非国教派（Nonconformist）[4]的牧师（如果地方上有这种人在）、邮局局长、铁匠、裁缝、绳匠——也就是因为能时常和人聊天，而有机会散播政治影响力的工匠之类的人。在城市里，各政党则按照人们的经济观点、宗教观点或者只是因于家庭中留传的政党观点，而有各自的支持者。但无论怎么样，望族总是政治经营的承当者。在望族之上，另外存在着国会及各政党，包括其内阁和党魁（Leader）——这个人是部长会议的主席或者是反对党的领袖。在党魁之侧，是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业政治家——国会党部书记长（Whip）[5]。官职的分配权在国会党部书记长手里，因此求官者必须找他，而他则就这些问题和各选区的议员磋商。在各个选区，也慢慢发展出了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阶层：在地方上招募来的代理人（Agenten）；起先，这类人不受薪酬，和德国的“心腹人”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在这类人之外，选区内又发展出了一类资本主义式的企业家：所谓的“选举经纪人”。这种人的存在，在英国近代以保障选举公正为旨的立法下，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立法的目的，是要控制竞选时所耗的费用，以对抗金钱的影响力；它规定候选人有义务申报在选举中用了多少钱。这是因为在英国——那里比原来在德国类似的情形严重多了——候选人在哑掉喉咙之外，还会尝到钱包空扁的滋味。有了选举经纪人之后，候选人只需付他一笔总数；通常选举经纪人会用这笔钱达成最大的效果。在英国，无论是在国会或者在民间，就“党魁”与党内名门望族山头之间的权力分配而言，“党魁”经常居于一种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于一个迫切的理由：非如此，则不可能有能瞻望全局并因此而具有稳定性的政策可言。不过，国会议员和党内山头大老的影响力，仍然是相当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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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44 ［§41 党务会的崛起］ 在以前，党的组织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这种组织方式是一种混合体，一半由望族来营运，一半是由职员和企业家从事的经营。从1868年开始，“党务会”制度（caucus system）[6]开始发展。起先，这只是在伯明翰（Birmingham）的地方选举中采用，但它逐渐扩及全国。一位非国教派的牧师和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一起建立了这个制度。发展这个制度的起因，是选举权的民主化。为了要赢取群众的选票，就必须建立起由看来民主化的团体所结合成的庞大组织。在都市的每一个区，都要组成一个选举团体，以使整个经营体系不歇地运动，也使每一件事都最严格地官僚制度化。结果，受薪职员的数目逐渐增加；整体说来，可能已网罗百分之十选民的地方选举委员再从这些职员中选出有互选权利的党干事（Hauptvermittler），作为政党政治的正式运作者。整个驱动力量，在于地方的圈子，尤其是对社区共同体政治有兴趣的人——社区共同体政治，总是最有实质利益可图的地方。这类地方性的圈子，也是筹募资金的第一线。这种新兴的机器，既然已摆脱了国会议员的领导，很快地便开始和原来的掌权者——特别是国会党部书记长——展开斗争。在有地方利益的人支持下，这种机器得胜，国会党部书记长必须认输，和这种机器妥协。结果，所有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最后则集中到位于党的顶峰的那一个人手里。在自由党里面，这整个体制的兴起，是和葛莱斯顿（W. E. Gladstone）抢上权力宝座连在一起的。这个机器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压倒名门望族，是因于葛莱斯顿“伟大的”群众鼓动力的魅力，因于群众坚定地相信他的政策具有道德内容、信任他人格的道德性格。一种恺撒—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式（cäsaristisch-plebiszitäre）[7]的因素——选举战场上的专政者——在政治中登场。它十分迅速地有了表现。1877年，党务会首次在全国大选中开始活动，成果惊人：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他成就的最高峰时刻垮台了。在1886年，这个机器已经完全接受葛莱斯顿个人的卡理斯玛式领导。当爱尔兰自治（Home-Rule）问题[8]出现的时候，整个机器从上到下没有人问：“我们是站在葛莱斯顿的立场上吗？”而是完全听信葛莱斯顿的话，和他一致。大家说的是：“不论他怎么做，我们听他的。”——结果，他们拋弃了这个机器的创造者本人：张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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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46 ［§42 新式政党机器在几个方面的影响］ 这样的一套机器，需要可观的人事架构。在英国，直接依赖政党政治为生的人，大约有两千之数。当然，纯粹为了谋取官职，或者为了可图之利，而在政治中活跃的人，数目更多，特别是在地方的自治政治中。除了经济上的机会之外，对于党务会中有能力的政治家，还有让他满足虚荣的机会。变成一位“J. P.”或者甚至“M. P.” [9]，在性质上和最大的（也是正常的）野心所发的追求，并非二物。明显地具有良好教养的人（也就是“绅士”），可以达成他们的这种目标。贵族的荣衔，则是最高的目标，特别是对那些以巨金资助的人——党的财务，大约有百分之五十依赖〔这些〕匿名的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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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48 那么，这套体制有什么影响呢？在今天，除了少数内阁阁员（和几个独行客）之外，英国国会议员一般而言，都不过是纪律良好的投票动物罢了。在德国，一个帝国议会的议员，至少在自己的桌子上处理私人信件，由而表现他还在为了国家福祉而行动。在英国，连这种姿态都没有必要。国会议员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投票和不要做出背叛党的事情来。国会党部书记长要他到场的时候，他一定要在议场出现；内阁或者反对党领袖有指示时，他必须依令行事。当一个强人式的领袖存在时，全国的党务会机器都绝对控制在他手中；这些机器本身，几乎完全没有意见可言。这样一来，凌驾于国会头上的，是实质上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专政者。他利用党机器把群众召集起来跟从他；对他来说，国会议员仅是追随他的政治俸禄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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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50 ［§43 英国新式政党机器下的领袖］ 这种领袖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呢？首先，就能力而论，哪一种能力是挑选时的考虑？姑不论在任何地方都是最具决定性的“意志”这个性质，最重要的能力自然是能做具有鼓动群众力量的演说。从以前像柯布登（Richard Cobden）之辈诉诸理智的时代，到葛莱斯顿之善于运用仿佛“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技巧，政治演说的性质已经有了许多改变。在今天，我们见到的往往是纯粹诉诸情绪的手法。救世军在鼓动群众的时候，所用的也就是这类手段。今天的情形，我们可以称之为“利用群众的情绪而建立的专政”。不过，因为英国国会里非常发达的委员会制度的缘故，任何有意进入领导阶层的政治家，都能够而且必须参与委员会的工作。近几十年来所有重要的阁员，在背景上都有这一段真实而有效的工作训练。这套从提出委员会报告到公开检讨其中建议的实际作业，保证了这段历练有其选才的实际效果，把那些除了做动人演说外别无所长的人淘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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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52 ［§44 早期美国政党的发皇］ 以上是英国的情形。可是和美国的政党组织比较起来，英国的党务会制度不过聊具雏形。在美国的政党组织身上，直接诉求民意认可这个原则，得到了特别早，也特别纯粹的表现。照华盛顿的理念，他所缔造的美国，应该是一个由“绅士”（gentlemen）来治理的共和国。在他那个时代，“绅士”指的是地主或者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美国的情形也确实是如此。当政党初度开始组织的时候，众议院的议员声称自己才是领导者，一如名门望族在英国当道时的情形。当时，党的组织相当松散，直到1824年都是如此。在某些地区——这些也是最先展开近代发展的州——党的机器在1820年以前便在成形中了。到了杰克逊（Andrew Jackson）这位西部农人所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为总统，旧传统终告推翻。1840年初期，当重要国会议员如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和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从政治生活退休之后，主要议员对党的领导便正式结束，因为到了这时候，国会面对全国性的党机器，几乎所有的权力都被夺去了。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制的“机器”能如此早就在美国有所发展，原因是唯有在美国，行政部门的首脑，也就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分派官职的首脑，乃是在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制下投票选出的总统；以及因于“三权分立制”，总统职权的行使几乎独立于国会。因此，在总统当选之后，官职俸禄者真正的掠夺对象，也就被当作战利品而分发到手。在杰克逊时代，“猎官制”（spoils system）[10]相当系统地被化成一项原则,其后果也已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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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54 ［§45 猎官制］ 这种猎官制，这种以联邦官职奖赏得胜候选人的跟随者的做法，对于今天的政党构造来说，代表着什么？完全没有定见（gesinnungslos）的政党互相对立；它们纯粹是猎官者的组织，端看如何能获得选票，而拟出随时可以改变的纲领；它们立场的改变，即使在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情形，在程度上也无法相比。各政党都是完全地、绝对地以最重要的选战为着眼点来配备设计的。至于最重要的选战，自然是指有关官职分派的选举：联邦总统及各州州长的选举。各政党在“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conventions）中，决定纲领和候选人，不受国会议员的干预；这个党代表大会，又是在形式上非常民主地由各地代表团所组成；这些代表的授权委托，来自党的最基层投票人会议：“预选会”（primaries）。在预选会的阶段，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便已是在总统候选人的旗号之下当选的。在各政党的内部，最激烈的斗争，是在“提名”（nomination）的问题上。在总统的手中，大约有三十万到四十万个职位，要由他来指派；这些任命，只须和各州来的参议员谘商即可。因此，参议员是有权力的政治家。对比之下，众议院在政治上来说权力甚微，因为它不能过问官职的任命，而阁员们既然只是总统的助手，那么因为总统独立于所有的人（包括国会）而从人民得到正当性，阁员便可以独立于〔众议院的〕信任或者不信任，径自执行职务。这便是“三权分立”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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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56 以这种运作方式为基础的猎官制度，在美国之所以在技术上有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美国文化经得起这种纯粹素人的管理方式。挟三十万到四十万个这种除了有功于党之外，本身再无其他资格的党人——这种事态当然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的弊害。举世无匹的腐败和浪费，只有这样一个在经济机会上尚没有受到限制的国家才能承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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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58 ［§46 党老大］ 现在，随着这种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式的政党机器登场的人物，是“老大”（Boss） [11]。老大是什么？他是一种自行计算得失风险而经营选票的政治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可能以律师、酒店老板或者类似场所的经营者身份，也可能以借贷收息者的身份，开始发展关系。从这里出发，他把线放长，直到他能“控制”某一数目的选票。到了这一步，他开始和邻近的老大建立联系，借助于热情、机巧特别是审慎，他赢得同道先辈的注意；从此，他开始爬升。对于党的组织，老大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组织，集中在老大的掌握中。资金中的最大部分，是由老大所提供的。他哪来的资金呢？有一部分，来自党员的捐献，特别是从借老大和党的帮助而获得官职的官员的薪金抽成。再者，有贿赂以及办事的酬劳。若有人想触犯法网而不受处罚，他必须得到老大的默许；这时他必须付出代价。不然的话，他就会立刻惹麻烦上身。但是仅此，尚不足以积累起经营所需的资本。要从大财阀手中拿钱的时候，必须由老大做直接的收受者。大财阀不会愿意把为了选举而捐的钱，交给受薪的党职员或其他任何必须留下公开账目记录的人。对这种以资金援助选举的资本家圈子来说，在财务问题上精明审慎的老大，乃是最自然的受赠者。典型的老大是一种绝对冷静的人。他不求社会上的荣誉；在“上流社会”中，“职业性的人物”（professional）是受人轻蔑的。他所追求的只是权力，因为这种权力乃是财富的来源；但是他也为了权力本身而追求权力。和英国的党领袖（leader）对比，美国的老大在暗中工作。人们不会听到他做公开演讲；他只对演讲者提示配合目的该说什么，但是他自己保持缄默。除了联邦参议员的席位之外，通常他不接受官职。因为根据宪法，参议员参与官职的任命，重要的老大常亲自拥有参议院的议席。官职的分派，首要是看对党的功绩；但也常有凭出价拍卖官职的情形发生，个别的官职有其固定的价码。这样一种出售官职的制度，在十七、十八世纪包括教廷在内的君主制国家中，也早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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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60 老大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他完全没有信念可言（gesinnungslos），而只关心如何才能获得选票。老大往往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通常他的私生活无可非议而规矩正常。论及他的政治伦理，他很自然地随着政治行为的一般既存伦理标准作调整，就像论及经济伦理时，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在〔战时〕囤积时期的做法一样。作为一个“职业性的人物”、一个职业政治家，因此受到社交界的轻蔑，并不让他在意。他本人不担任联邦的重要职务，也无意于此；这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和党没有关系的知识分子阶层，乃至于有名望的人，如果在老大看来在投票上有比较大的吸引力，他便往往会用他们为候选人。因此，党的旧望族不会一再竞选，像在德国的情形一样。这种不谈信念的政党的结构，加上它们在社会上受蔑视的掌权者，反而能把有能力的人送上总统宝座——在德国，这种人是不会有任何机会爬得那么高的。自然，对于可能危害到财源或权力基础的冷门候选人（outsider），老大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不过，在争取选民好感的竞争中，老大们常常必须委屈自己，去接受向腐败挑战的人做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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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62 ［§47 美式官吏制度的变化］ 这是一种高度资本主义式的、从上到下严密、彻底地组织起来的政党经营，由十分强固的、类似修会方式组织起来的俱乐部（例如塔曼尼厅）所支持。这类俱乐部所追求的，完全在于借着政治支配——特别是对地方自治政府的控制，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榨取对象——获取利益。政党生活的这种结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新国家”，有高度的民主。不过，这种关系，也正是这套体制现在正逐渐凋谢的缘故。美国已不再能由素人来统治了。不过十五年前[12]，如果你问美国工人，为什么愿意让他们也说是受他们轻蔑的政治家来治理，他们的答复是：“我们愿意让我们可以往他们脸上吐口水的人来当官员，而不要让当官的人往我们脸上吐口水，像在你们那里一样。”这是美国式“民主”的老观点；在当时，社会主义者已经有完全不同的想法。美国的这种状态，如今已不复存在。素人政府已不管用，公务员改革法案设立了数目愈来愈多的终身且有年金的职位。经过这场改革，受过大学教育而清廉、能干均不逊于我们的公务员的官吏，取得了职位。就现在而言，有大约十万个职位，已经不复是选举后的分赃对象。这些职位现在都提供年金，同时凭资格取人。这样一来，猎官制将会逐渐消退，而党的领导在性质上也会有所改变——不过我们尚不知道会怎么样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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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64 ［§48 在德国政治工作的三项基本态势］ 在德国，到目前为止，政治经营的决定性态势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国会的无力。这个因素的后果，是具有领袖资质的人都不肯长期留在国会里。现在我们假定有人想进入国会，在国会里他能做出什么呢？总理府有一个空缺时，你可以向相关的行政长官说：“我的选区里有个很能干的人，适合这个职位，用他吧！”行政长官欣然同意。一个德国的国会议员，要满足自己的权力本能——如果他有这种本能——他能做的差不多就是这么多。在议会的无能之外，我们要举出第二个因素：具有专门训练的专业官僚层，在德国有无比的重要性。这个因素，决定了国会的无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全世界拔头筹。官僚层的重要地位造成的后果，是专业官吏不仅担任事务官职，甚至还要担任部长。去年，当巴伐利亚（Bavaria）邦议会在辩论国会制政府时，有一个说法便认为，如果内阁部长让国会议员来担任，有才能的人就不再乐意担任公务员了。再者，官僚的行政体系，会以一种有系统的方式，规避像在英国制度里的委员会讨论过程那样的控制。这样一来，除了少数例外，国会实际上根本无法从本身培育出行政的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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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66 第三个因素，就是和美国的情况相反，在德国，政党有政治上的信念和主义（gesinnungspolitische）。德国的政党，至少在主观上认定，它们的党员都信奉一定的“世界观”。德国政党中最重要的两个：在一边的〔天主教〕中央党和在另一边的社会民主党，生来在性质上便是属于少数人的政党（Minoritätsparteien）[13]，同时也志在作少数人的政党。帝国（Reich）的中央党领导人圈子，从不讳言他们反对议会制政府，原因在于他们一向对政府施加压力而给猎官者觅得职位，因此他们怕一旦身为少数党（Minderheit），这样做就困难多了。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坚定原则的少数人政党，它也是政府国会化的一个障碍，原因是社会民主党不愿意让现存的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玷污了自己。这两个政党都不愿意卷入国会制政府，遂使国会制政府在德国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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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68 ［§49 德国政党的望族派系倾向］ 在这些态势之下，德国的职业政治家的处境如何呢？他们没有权力，也没有责任，只能扮演一种相当次要的望族角色。在这种状况的影响下，一种在各处都很典型的派系本能（Zunftinstinkt），又开始在他们的心中鼓动。在这种将生命意义寄托在他们卑微地位上的望族圈子中，任何在他们看来非我族类的人，都没有爬得高的可能。从每一个政党——社会民主党自然也不例外——我都可以举出许多名字来，在每一个名字底下，都是一场政治生涯的悲剧；悲剧之来，是因为当事人具有领袖的素质，而正是因为他具备这些素质，遂遭望族山头的排挤。我们的每一个政党的发展，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一条走到望族派系的路。举个例子来说，倍倍尔（F. A. Bebel）虽然在思想才智上无甚可观，但在性格上、在人格的纯洁上，他仍然是一位领袖之材。他之是一位殉道者、他之（在群众看来）从来不曾背叛过群众对他的信任，使他得到了群众绝对的支持。在〔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任何势力足以向他挑战。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后，这种情况告终，〔党〕官吏的支配开始。工会干部、党书记、新闻工作者踞高位，官吏的本能支配了党。这一群党官吏无任何堪非议之处；和别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往往十分腐败的美国工会干部）比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品格罕见地高洁。但是官吏支配所造成的后果，如我们在前面已讨论过的那些，已开始在党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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