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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0年开始，资产阶级各政党已完全变成望族的派系了。不错，偶尔各政党为了宣传的目的，也必须引入党外的知识分子，好让他们可以说：“我们有某某人、某某人。”但只要可能，他们避免让这类人参加选举。只有在当事人坚持而无法避免的时候，他才能成为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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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精神〔也支配了〕国会。今昔无二，我们的各国会政党都是派系。在帝国议会的会场中发表的每一篇演讲，事先都经过党的透彻审查。这些演讲前所未闻的沉闷无趣的程度，即可证明这一点。只有在事先被指定的人，才能发言。这和英法两国的惯例——虽然法国乃是基于完全不一样的因素——构成绝对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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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保守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正式建党之前，其前身团体被称为Tories。这个称呼起源于十七世纪，当时主张迎立约克公爵詹姆斯为英王的一派，被称为托利派，因他为天主教徒而反对者则被称为辉格派。到今天，“托利”仍然是保守党的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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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又称英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是基督教在英国的特殊形式。英国教会原先属天主教，十六世纪时拒绝教皇权威，自行发展，接受改教运动部分的影响，是一种天主教和新教的糅合物，比较宽容，今天是普世教会运动的一个典范。在美国及其他若干地方，它被称为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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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ig是英国自由党的前身。在自由党建党之后，“Whig”多指自由党中的保守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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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谓“非国教派”，泛指不接受英国安立甘国教的新教教派，包括长老会、浸信会、公理会、贵格会等。这些教派受欧洲大陆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比较深，因此在英国教会摆脱罗马天主教独立之后，采取更激进的立场，和安立甘教会不彻底的改革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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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国国会内各党的干部议员，称为Whip（党鞭），负责配合议程安排发言和督促本党议员到场投票。通常各党有一位Chief Whip、三到五位W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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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aucus”一词起源于十八世纪后期美国的波士顿，词源已无法考定，意指政党中核心分子决定候选人或党政策的秘密协商会议。在英国，这个词在1870年代才从美国借来，带有贬义，指对方严密的党组织。中文有译成“秘密干部会议”者。但韦伯在此似用此词泛指独立于望族和国会议员的党工“机器”，爰译作“党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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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恺撒（Julius Caesar，前102—前42）曾于罗马共和将崩溃之际，在人民及军队的拥戴之下，违反共和宪法，率军越过Rubicon河，一举击溃罗马参议院，夺取所有的重要职位于一身，由而取得绝对的权力。韦伯认为近代大众民主的必要趋势，便是具有卡理斯玛的领袖，直接诉求民意支持，而夺得绝对的领导权。见p.207注2；又请参见《经济与社会》附录Ⅱ（p.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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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谓爱尔兰自治，是1870至1920年间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脱离英国自治要求。1886年葛莱斯顿曾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在国会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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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P.”是“Justice of Peace”（治安长官）的简称，香港人译作“太平绅士”。这是由国王任命非法律界的平民担任的职务，有权维持地方安宁及处理小案件。“M.P.”是“Member of Parliament”（国会议员）的简称，指下议院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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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见p.221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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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老大”的制度，是十九世纪美国政党政治的特色之一。随着新移民大量到来，地方上的“老大”对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借钱给他们，替他们争取社会福利、安排工作；这些新移民则由他们指挥投票。这是“老大”制度的起源。“老大”则用这些受他命令的票源为资源，做进一步的政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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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指1904年。——德注 韦伯夫妇曾于1904年8月至12月赴美国访问，足迹遍及东西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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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这段文字中，韦伯称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为少数党时，用了两个不同的词：Minoritätpartei和Minderheitspartei。后者指在国会中相对于占较多席位的多数党而言的“少数党”；前者则强调一个政党因为有严格的意识形态，故只接受具有意识形态觉悟的少数人为党员，不会大规模地让群众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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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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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新式政党机构的出现和领袖的关系］ 今天，因为这场大崩溃——一般称之为革命——也许一场新的改变已经开始。也许——但是不一定。首先，各种新式的政党机构开始出现。头一种是业余的机构（Amateurapparat）。这种机构，特别见之于各大学的学生之间。他们向一位他们认为有领袖素质的人说：我们来替你做必要的工作，你就下命令吧。第二种是经纪人（Geschäftsmannische）的机构。在这种情形中，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有领袖素质，就有人找上门来，愿意负责替他拉票，按照固定的价码，依票数收钱。要是诸君诚心问我，在这两种机构中，从纯粹技术政治的角度来看，哪一种比较可依赖，我想我会选择后者。但是，这两种机构，都是突起突灭的泡沫。现存的机构经历过了重新组合，不过它们仍继续活动。上面提到的新生现象只是征候，表示只要有领袖，新的机构仍有可能产生。但是比例代表制在技术上的特性，已经注定了它们不会真正成功。寥寥几个街头专政者兴起又垮掉。而以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本来也仅仅是街头专政者的追随者：这些凋零中的少数派的力量，就是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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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领袖民主制的前景和机会］ 让我们假定这种情形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必须要从早先所言，清楚地了解到一点：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式的领袖对政党的领导，造成了追随者的“丧失灵魂”（Entseelung），甚至可以说是精神上的无产阶级化。要成为对于领袖有用的机构，成为一套美国意义下的机器，让望族的虚荣和个人观点的固执都不至于干扰它的运作，跟随者必须对领袖盲目服从。林肯的当选之所以可能，便是借助于政党组织的这项特性。至于葛莱斯顿，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在党务会中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不过是受领袖领导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我们所能做的选择只有二途：挟“机器”以俱来的领袖民主制（Führerdemokratie），和没有领袖的民主，也就是没有使命召唤感（ohne Beruf），没有领袖必具的那种内在精神性的、卡理斯玛要素的“职业政治家”的支配[1]。后者的情况，就是党内反对派习惯上称为“派系”支配的情况。目前在德国，我们只能做后面这种选择。在未来，因为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将会恢复，对帝国议会[2]的权力，以及帝国议会作为领袖的选取场所的重要性，必然构成限制，这种〔政客支配〕情况的持续，至少在帝国的层次上，得到了有利的条件。再者，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比例代表制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比例代表制乃是没有领袖的民主一种典型的现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比例选举方式有利于望族山头在争取提名时的暗盘操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未来，这种制度让利益团体有可能迫使政党把它们的干部列入名单，由而产生了一个非政治性的国会，没有真正的领袖存身的余地。对于领袖的需要，唯有在一位循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方式而不是由国会选出来的帝国总统（Reichspräsident）身上，才能得到满足。当在较大的地方自治体中，以直接诉求民意认可方式选出的专政市长，挟着自行安排他的官府人事的权力出现的时候——在美国，当有人要认真和腐败对抗时，情形更是如此——以工作成绩为基础的领袖，便可能产生，领袖的挑选也可能开始。这就决定了要有配合这种选举而组织起来的政党组织。不过，鉴于各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尤其不例外——对于领袖有一种完全小资产阶级式的敌意，政党未来的组成方式和所有这些机会，都仍在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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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志业政治家的出路］ 因此，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经营，在具体外在的方面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在今天尚无法看出来。也因此，更难看出来的，是有什么途径存在，好让有政治禀赋的人能够利用，去从事遂心的政治工作。那些因为物质条件而必须“依靠”政治为生的人，大概都必须另取新闻工作或者党工之类的典型直接途径。不然，他们就得去担任工会、商会、农会、技术行会、劳工委员会（Arbeitskammer）、雇主组织等利益团体的代表，或者是在地方自治体的政府中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可是党工和新闻记者一样，总是背负着“次等地位”（Deklassiertheit）的包袱；这是在此我们对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外在的层面上唯一能说的。即使没有人真的说出来，新闻记者和党工的耳朵里，不幸总是回响着“受雇文人”和“受雇说客”这类字眼。一个人，如果在心理上对此没有坚强的防御，无法给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最好远离这种生涯。因为不管怎么说，除了必须抵抗强大的诱惑之外，这种生涯也会带来不时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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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袖民主制’指的是伟大的政治人物在民主宪政体制中进行的卡理斯玛型统治。‘没有领袖的民主’指的是一种民主的统治，在其中一切事务都只是像日常琐事一般地来处理。”（Mommsen，前引译文，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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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俾斯麦统一德国，建立联邦式的帝国（Reich）。各邦王室派代表组成联邦参议院，形式上控制一切立法，并通过皇帝指派（通常是普鲁士的首相）的参议院主席（也就是总理）“治理”联邦。全德国人民的代表另外组成帝国议会，和邦没有关系。但这个机构只有磋商和预算方面的权力，对联邦政府没有控制力量。参见《经济与社会》附录Ⅱ英译者注8，p.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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