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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ed. J. Winckelmann（Tübingen, 1968, 3rd ed.） , p.532 ; Max Weber,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ed. J. Winckelmann（Tübingen, 1958, 3rd ed.） , p.493. 在这两本书1982年的第5版及1980年的第4版中，编者并没有改变他所推定的日期；见上面两篇演讲的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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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Eduard Baumgarten, “Zur Frage der Datierung der Vorträge Webers: Wissenschaft als Beruf und Politik als Beruf”，马克斯·韦伯编辑室所藏手稿（巴伐利亚邦学术院，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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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埃思纳，参考Allan Mitchell, 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 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Princeton, 1965）。在《经济与社会》中（pp.242, 300），韦伯举埃思纳为卡理斯玛型的群众领导者的典型（中译见《支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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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I. Birnbaum, “Erinnerungen an Max Weber”，收入Max Weber zum Gedächtnis, ed. R. Konig & J. Winckelmann（Köln, 1963），pp.19ff； 以及他1970年7月15日给温克尔曼的信，马克斯·韦伯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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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Wolfgang J. Mommsen,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Tübingen, 1974, 2nd ed.） , p.289f., p.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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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17年11月7日晚版第二页第四栏，及1917年11月9日晨版第三页第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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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见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19年1月25日晨版第二页第五栏：“马克斯·韦伯教授（海德堡）将于1月28日星期二下午七时三十分在斯坦尼克艺术厅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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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19年3月10日晨版第三页第三栏，晚版第二页第四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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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玛丽安娜·韦伯在《韦伯传》中只提到过“自由德国青年团”（Freideutsche Jugend），而没有提到“自由学生同盟”或“自由学生青年团”。在本附录中，Wolfgang Schluchter从《韦伯传》中引用有关“自由学生同盟”的资料之处，《韦伯传》（英译本）中皆作“自由德国青年团”。中译者没有任何资料说明这些名称之间的关系。《韦伯传》的英译者在注释中（p.597）曾如此介绍“自由德国青年团”：“1913年创立的一个青年组织，宗旨在于让青年人按照自身的欲望和能力去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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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韦伯传》，p.628。英译本文字为：“他们仍未决定是应该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抑是民族主义（national-patriotic）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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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这次聚会及其参加人物，见《韦伯传》，pp.59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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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Zwischenbetrachtung： Theorie der Stufen und Richtungen religioser Weltablehnung”（1915），英译见Gerth & Mills, From Max Weber, pp.32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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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韦伯传》，p.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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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次演讲中，韦伯和左派学生发生激烈的冲突，详见《韦伯传》，pp.62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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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韦伯传》，p.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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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慕尼黑的波西米亚文人圈，参考Martin B. Green, The von Richthofen Sisters: The Triumphant and the Tragic Modes of Love, Else and Frieda von Richthofen, Otto Gross, Max Weber and D. H. Lawrence in the Years1870—1970（London, 1974）, pp.85ff。这本书的缺陷，在于缺乏社会学上的概念思考。——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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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附录二 韦伯论学者与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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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Raymond Aron）的这篇文章，是他为韦伯两篇演讲的法文译本所撰导论（Introduction）的前半部，见Max Weber, Le Savant et le Politique, trad. par Julien Freund （Paris, 1959, 1982） , pp.7—30；文章的题目，系由编译者所加。阿隆原文的后半部（pp.31—51），讨论的是德裔美籍学者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韦伯价值论的评论，比较专门，在此没有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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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1905—1983）是二十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学者及思想家之一，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位韦伯权威。梁其姿直接从法文将这篇文章译出；在编译者对译文提供一些意见后，由梁女士定稿，译注亦系梁女士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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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此文写于1959年，因此，文中对于当时局势的一些分析，例如欧洲政党的性质、和平主义在国际局势中扮演的角色等，已失去其时效性。这些是读者在读本文时应该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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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是学者。他不是政客，也不是政治家，只是偶尔做政治评论。但是他一生热诚地关注公众事务，他对政治的某种眷恋，从未有过间断；这似乎意味着他的思想最终的目标是行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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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成人之年，正是德意志帝国意气风发之际。俾斯麦倒下了，年轻的德皇独挑大梁。十九世纪的最后十五年间，韦伯从年轻的二十岁到成熟的三十五岁。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有社会立法（législation sociale）的成长、德皇的首次干预外交以及更具深远影响力的对俾斯麦传统的反省。统一后的德国任务该是什么？它在世界舞台上该扮演哪种角色？何种政体有可能重建国家的团结？韦伯一代的德国人自然地会思索这些问题，而历史所给予的答复，是悲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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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个人的动机亦同样地解释了他的态度。他不断地强调政治不应进入讲堂。他一再重复，参政的人的美德与治学的人的美德是不兼容的。不过，他对这两种活动的关系的反省，并不下于他要分开两者的关切。我们不可能同时是参与〔政治〕行动的人和〔学问〕研究者。如果这样做，必然会伤害到这两种职业的尊严，亦不可能对两者皆尽忠职守。不过，我们可以在学院以外采取政治立场。而且客观知识的具备，如果不是必需的，至少绝对能帮助我们采取较合理的行动。简单地说，在韦伯的思想中，学术与政治之间，并非如一般所说的，只见必然的分别。他心目中的学问对行动者应有所帮助，而行动者的态度，只应在目的上，而不是在结构上，异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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