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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日渐深就锁住了她的歌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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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太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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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情不会如此。不论现在在表面上看起来胜利的是哪一群人，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夏天锦簇的花丛，而首先是冷暗苛酷的寒冻冬夜。当一切都荡然无存，丧失自己权利的不仅是皇帝，无产阶级也不会例外。到了长夜逐渐露白之时，在今天看来拥有花朵灿烂的春天的人，尚有几个仍然存活？到了那个时候，诸君的内在生命又已变成何种面貌？恨怨还是已转为庸俗？对世界或者自己的职业一种麻木的接受？或者第三种可能（这绝对不是最少见的）：有此道禀赋的人，走上了神秘主义的遁世之途，甚至（这种情况更寻常，也更可厌）为了跟从流行，而强迫自己走上这条路？不论一个人沦入这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我都会认定他没有资格做他现在做的事，没有资格去面对真相下的世界、日常现实生活中的世界。客观而平实地来说，在这种人的内心最深处，并没有要他们取政治为志业的使命感和召唤，虽然他们自以为有。他们其实应该去培育个人与个人之间一种单纯、直接的博爱。至于其他，他们应该踏实地去进行他们日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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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政治作为一件工作的真义］ 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说来不错，一切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在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但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是一个领袖，同时除了是领袖之外，更必须是平常意义下所谓的英雄。即使这两者都称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韧，使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这一点，在此刻就必须做到——不然的话，连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没有机会去完成。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dennoch），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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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别指耶稣、圣方济、释迦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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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翰福音》18章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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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卡拉塔耶夫是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出现的俄国农民的典型，彻底的不抵抗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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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教区甚至一个民族，可以颁布“禁令”。被施加禁令的国家，除了洗礼之外，不可以举行任何公开的教会仪式，连死者也无法得到基督教的葬礼。120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60—1216）便曾对英国颁布禁令。禁令的目的在于改变民意，逼迫当事者采取某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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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德《浮士德》第2部第2幕第1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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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是路德于1521年4月18日在沃尔姆斯（Worms）城答辩时结尾的名言：Hie stehe ich/ich kan nicht anders/ Got helffe mir, Amen（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再无旁顾，愿上帝帮助我，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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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译文取自梁实秋中译，但有小改动，以配合韦伯在下面所用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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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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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韦伯两篇演讲发表的日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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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韦伯两篇演讲的发表日期，文献中的记载和讨论充满了混乱。根据玛丽安娜·韦伯所记，两次演讲都是在1918年发表，而在1919年出版[2]。温克尔曼（Johannes Winckelmann）从出版的日期——《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是1919年，《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是1919年10月——猜测两次演讲都是在1918年到1919年之交的冬季举行的[3]。鲍姆伽腾则根据他对韦伯往来书信的通熟，认为两次演讲是在几周之内先后发表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大概是在1919年1月16日，《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则确定是在1919年1月28日[4]。博恩包姆（Immanuel Birnbaum）是自由学生同盟（Freistudentischer Bund）巴伐利亚邦分部主办“精神工作作为志业”演讲系列时的主持人之一。据他回忆，他说动韦伯做两次演讲。起先，他请韦伯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由于韦伯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他很快就答应了。但是韦伯不愿意紧跟着1918年11月的革命之后来谈“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因为他所面临的状况让他怀疑他有资格成为政治人物。韦伯建议由瑙曼来讲这个题目：他“很久以来”便认为瑙曼是“领导德国走向民主的最适当人选”。但是瑙曼因卧病谢绝了邀请，激进学生提议邀请埃思纳，这时，韦伯才同意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5]按照博恩包姆的说法，这两个演讲发表的时间，一定隔了好几个月。[6]蒙森跳出了这一团凌乱的回忆和猜测，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Neueste Nachrichten）1917年11月9日的一则报道，证明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是1917年11月上旬在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Kunstsaal Steinicke）对自由学生同盟巴伐利亚邦分部发表的。不过，因为1919年年初韦伯在给托伯勒（Mina Tobler）的信中，曾提到两个他必须数度延期的演讲，蒙森猜测《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曾讲过两次，其中后一次是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连在一起的，可能是在1919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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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蒙森的这个考证，也有失精确。马克斯·韦伯编辑室的瑞策波罗特（Martin Riesebrodt）断定，《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是在1917年11月7日发表，而不是如蒙森所推定的11月8日。[8]至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则正如鲍姆伽腾所正确证明的，发表于1919年1月28日。[9]韦伯在1月28日无法发表演说，并不是不可能：到目前还没有找到报纸的报道。不过蒙森所提到的时间必须排除掉，因为韦伯在他所指的时间是就另外两个题目发表演说。1919年3月12日，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对社会科学学会讲“西洋市民阶级”（Abendländisches Bürgertum）；1919年3月13日，他对德国学生政治会（Politisches Bund deutscher Studenten，又称Bund deutschnationlaer Studenten）讲“学生与政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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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极不可能两度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要这样做，他得在同一个演讲系列中，在同样的地点、对同样的听众，重复同样的演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推定，是因为鲍姆伽腾和蒙森从韦伯的通信中，引出他提到1919年初在慕尼黑的两次演讲。但显然，这两个必须数度延后的演讲，是我们在上段末提到的两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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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Frithjof Noack）于1924年10月25日写给玛丽安娜·韦伯的一封信，也支持我们所判定的日期。显然是为了写她的传记工作做准备，玛丽安娜·韦伯请曾属于自由学生青年团（Freistudentische Jugend）[11]的诺克去查询《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及1918年11月4日有关德国重建的演讲。诺克在信中报告他的发现，其中包括了博恩包姆一篇很长的陈述。诺克指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是在1917年11月初发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是一年半之后在1919年2月或3月发表。韦伯根据速记记录稿，对两篇演讲进行修订以备印行。《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看来在1919年年初已印妥出版。《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大概直到1919年3月才准备妥当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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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演讲系列，是由巴伐利亚邦的自由学生同盟所举办。这是一个倾左的自由派学生团体，其立场如玛丽安娜·韦伯所言，在革命运动与爱国运动的十字路口上[12]。这个演讲系列之起源，来自施瓦布（Alexander Schwab）——阿尔佛烈德·韦伯的一个学生——的一篇文章：《志业与青年》。鉴于选取一种行业似乎和本着科学的精神生活不合，施瓦布对于选取一项志业，表示不以为然。这个演讲的系列，旨在讨论这个观点的正反两面。照博恩包姆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第一版的附跋中所言，这些演讲在安排时都假定为“专家的意见”。针对四种志业——学术、教育、艺术、政治——要回答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在今天，道地意义下的职业——精神性的志业（geistiger Beruf）——在既不堕入遁世亦不流于妥协从俗的条件下，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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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之外，克申斯坦那（Kerschensteiner）、豪森斯坦（Hausenstein）和瑙曼是原来邀请的演讲者。（诺克说第三个演讲者是谢佛尔，博恩包姆仿佛记得第三个主题是神学，邀请的演讲人是李伯尔特〔Lippert〕。）韦伯大概是在1917年9月下旬，在劳恩斯坦堡（Burg Lauenstein）的聚会中[13]结识这个学生团体的。他和托勒也是在这个聚会中见面的。1917年9月29日，韦伯在这个聚会中讲“人格与生命秩序”（Die Persönalichkeit und die Lebensordnungen）。这可能是以《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14]为基础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第一稿[15]，从那时开始，似乎每逢韦伯在慕尼黑演讲，自由学生同盟的成员都会参加——1917年11月5日，他的主张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警告大日耳曼运动的危险的伟大演讲；1917年11月7日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1918年11月4日讲德国的政治新秩序[16]，以及演讲结束后在卡岑斯坦（Erich Katzenstein）家中的聚会（卡岑斯坦在〔几天后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9年1月28日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1919年到1920年之交冬季学期里，韦伯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进行了一次精彩讨论。[17]借着这些演讲，韦伯和慕尼黑的革命波西米亚文人圈也保持了公开的接触。[18]在诺克写给玛丽安娜·韦伯的报告中，我们读到：“韦伯很重视自由学生同盟的成员及一群年轻人革命派（杜鲁末勒〔Trummler〕、罗斯〔Roth〕及其他人）来听他演讲；他和这些人在私下也进行辩论。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有很多话是对这些人说的。第二个演讲的对象，大概也包括托勒；有时候，在博恩包姆的陪同下，韦伯到绿林旅馆（Hotel Grünwald）去看托勒。从韦伯想要和李维安（Max Levien）见面的欲望，我们可以猜测韦伯何等强烈地想和革命派辩论；他曾说，他已有相当时间没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派的人接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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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与自由学生同盟的关系，对他来说尚有深一层的意义。他认为，在德国经历过了一个精神崩溃的阶段，一个“恶心的暴露狂”、一切尊严沦丧的阶段之后，这类团体代表着新政治文化兴起的明确契机。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乃是一种踏实切事、知耻虚心的文化，不再容许私人事务与公众事务、个人的意义问题与集体的意义问题长久混为一谈。韦伯相信，德国不仅在军事上业已败北，在精神方面也已经丧亡：“目前，我们‘颜面’丧尽，未见任何民族在类似状况中有如此失态者，雅典在艾格斯波达姆斯（Aigospotamos）海战大败后（公元前405年）以及凯洛奈亚（Chaironaia）大战失败后（公元前338年）固然未曾如此，更不用提1871年时的法国。”在韦伯看来，能担当精神重建大任者，唯有教派（Sekten），而非教会，唯有志愿团体（Verein），而非强迫团体（AnStalt）——易言之，他心目中的典型是美国式的俱乐部（Club），因为它的原则正是自愿参加与会员制。自由学生同盟在韦伯眼里象征着这方面的一个开端，在政治上及社会学的意义上他均感到相契。（参见韦伯于1918年11月24日写给慕尼黑的古文字学家克鲁苏斯〔Friedrich Crusius〕的信，引在玛丽安娜·韦伯《韦伯传》，p.636以下。不过，引文显然有误，参见Mommsen, Max Waber, p.347。笔者无幸目睹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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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篇附录，原是Wolfgang Schluchter,“Wertfreiheit und Verantwortungsethik”（即本册导言）的注释2及3，英译见Wolfgang Schluchter, “Value-Neutrality and the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Ethics and Methods, pp.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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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伯传》，p.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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