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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民主式的招募选拔的质量，早已表示担忧。没有财产的人若投身政治，除了要承受职业的风险之外，还要体验到经济上的不安全。似乎，在目前的德国，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保留着，而且必须保留，他们原有的职业或副业，往往是官吏式的职业。只有政党党工人员，才是没有其他职业的职业政治人。而国会的运作已极端地形式化，诡变莫测的斗争特色已荡然无存，再不能作为甄选的途径。一个人如果要攀升，他必须在政党里肯定自己的声望，而不是在国会中。在法国，政治生活保存了较多的不稳定和想象力，比较不可预料。偶然，某个人物会在党的边际上，而不是在党里，创造一番事业。目前德国的政治作风，似乎不能帮助一流的人物脱颖而出，即韦伯所梦寐以求的群众政治家、那些同时献身于政治并从中获得生计的人、那些奇妙地把清醒的热情、责任感与节制集于一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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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能韦伯对现代民主制的政治家要求太高了。在他的想象中，最优秀的政治家应该拥有某种卡理斯玛的权威。的确，各种权势的匿名、领导人的平庸、麻木的群众的消极被动所带来的腐败，恒常地威胁着民主制。在悲剧性的情况下，当国家的生命受到牵连或宪法需要重建，人民往往希望找到一个可信赖的人，同时又希望服从法令。就在此时，群众政治家建立他的声望。罗马共和称这种人为独裁者，而以前的政治作家则称之为伟大的立法者。现存的政体，在危急之际，会让有能力救国的人冒出来。在平静无事的日子里，民主的领导人是诚实的行政者，有时是良好的组织者，更常见的是调解专家。若是他们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远大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清醒的热情等，则是我们合理地不敢过分冀求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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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在此处径引德文，见上面《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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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利安人数学”：德国法西斯主义把数学分雅利安人（即他们认为最优越之白种人）数学及犹太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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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德尔发现我们今天称为遗传基因的基本单位。他放弃了拉马克过分目的论的看法（例如说长颈鹿的长脖子来自它们一代又一代地伸头吃高树上的叶子）。孟德尔派的遗传学被贬为反动及种族主义。此种说法的代表者为苏联的李森科（T. D. Lysenko，1898—1976）。李森科于斯大林时期红极一时，提出各种异想天开的创造优良麦种的配方，认为任何品种皆可在短期内改良，以适应当时的社会主义全国农业规划化，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后天特征可完全遗传后代，亦可随时改变。他因植林政策的严重失败，于1952年后始受到批评。至1956年黯然步下政坛。阿隆在此处提出的争执，是指李森科在苏联带来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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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学》一书写于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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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凯恩斯主要的理论发表于1935年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认为在严重的经济低潮时，只有政府及大投资者有能力扭转局势，政府应大量创造工作机会，或补助私人投资以解救失业问题，只有充分就业始能避免经济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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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指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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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十年前韦伯并不相信此点。他以为演化的必然趋势是理性化（rationalisation）与官僚化（bureaucratisation），而不是某种特定的财产制或调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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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F.I.O.（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工人国际之法国本部，即1905年饶勒斯（Jean Jaurés, 1859—1914）创立之社会党。1920年，S.F.I.O.内部分裂，左派成立参加第三国际之法国共产党，由布鲁姆（Leon Blum）领导的温和派则仍保留S.F.I.O.之名称，为法国主流的社会党。 M.R.P.（Mouvement républicain populaire ）群众共和运动，为第二次大战后成立的新政党，主要由基督教民主派组成，是天主教左派的政党。 C.D.U.（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德国基督民主联盟，创于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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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附录三 韦伯论帝国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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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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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德国在战败及内乱交相煎熬下，宣告结束帝制，成立共和，并由当时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SPD）党魁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组成临时政府。次年1月，全国选出四百二十一名代表，2月开始假魏玛（Weimar）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于2月11日选出艾伯特担任第一任帝国总统（Reichspräsident），并于2月24日由蒲罗伊斯（Hugo Preuss）提出新宪法草案。经过五个多月的讨论，国民会议于8月通过新宪，史称魏玛宪法，是为魏玛共和的体制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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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不拟叙述魏玛共和的悲剧历史，也无法讨论魏玛宪法关于总统权力的特色，以及这些特色和后来希特勒的“合法”上台究竟有多少关系。但魏玛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帝国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却与当前一些国家要求“总统民选”的呼声不谋而合，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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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宪法起草者提出总统民选的规定，背后有其关于民主理论以及德国现实的一些考虑。这些考虑是否能成立，容有商榷的余地。但是笔者不讳直言，今天在这些国家主张总统民选的政客、学者以及一般民众，思虑的周详和深度恐怕尚不及魏玛制宪者的皮毛。如果碰到宪政体制这样的问题，还是以多吸取历史经验为宜。这是笔者移译韦伯这篇小文章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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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德国主张总统民选的人物之间，韦伯是首倡者，也是理论上的导师。这篇于1919年2月25日（也就是蒲罗伊斯提出新宪草案的次日）在《柏林金融时报》（Berliner Börsenzeitung）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仅以德国现实状况为立论根据，但其视角却来自韦伯对民主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意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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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古典的民主理念，民主旨在人民的权力，肯定人民是国家主权所在，使政治权力从属于人民的同意，甚至表达人民的公共意志。对这类他称为自然法传统的民主观，韦伯以为极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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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韦伯否定了民主所蕴涵的价值性信念，而是他发现民主在近代社会中尚发挥一种完全不同却更具分量的功能。民主不只是人民获得权力的途径，同时也是统治者取得权位，加强己身正当性的工具。古典民主理念只知从被统治者的立场去了解民主，却忘了从统治者的立场去体会民主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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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韦伯的看法，在近代群众政治的格局中，民主有两层功用。第一，具有特殊卡理斯玛（Charisma）的人物，可以摆脱或独立于政府及政党官僚体系，扮演“选举战场上的英雄”，成为群众中心服从的领袖。韦伯鉴于官僚化对政治生活的窒息效果，非常重视由卡理斯玛型领袖担任政治上既能开创又能负责的角色。这种领袖可以打破世族门第、地方山头、利益团体、意识形态政党的政治垄断，开启政治上的新兴活力。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韦伯要求扩大民主，但目的不在于人民的“人权”，而是为了新领袖的出头和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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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一旦这种领袖上台，并且继续保有大量的人民支持，便不啻获得了强大的托付（mandate），让他有足够的正当性去面对官僚行政体系、国会、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团体、地方山头等。韦伯非常重视帝国总统由人民直选，原因完全在此。人民直选的总统才有力量去推行重大的政策，去摧毁社会上旧势力的割据状态，去压制特殊阶级政党以及特殊利益团体的扩张。说到底，韦伯的终极目标是德国的统一和强大，他相信唯有民选总统才能带领德国走上这条路。他强烈主张总统直选，但他的考虑不是人民的“民权”，而是强化领袖权力，使他能解决德国的现实问题，完成德国的民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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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这篇小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主张总统民选的七项理由，无一不是为了加强帝国总统的权威，无一是为了人民的“自主”“自决”或其他民主口号。当时德国的联邦参议院（Bundesrat），是代表各邦封建势力的堡垒；国会（Reichstag，帝国议会）虽以代表整个德国（Reich）为旨，却因利益团体、政治旧势力以及（这是韦伯最看重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政党（影响强大）变成了各种特殊声音谋求己身利益的讲坛；1871年德国虽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但普鲁士的盟主地位并不等于德国的一统。这些因素使然，韦伯认为唯有“背后有千百万张选票撑腰”的民选总统，才能达成德国的真正团结统一，并且达成最大的政党社民党所要求的公有化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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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这篇文章原题“Der Reichspräsident”，收在Max Weber,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4Aufl（Tübingen, 1980） , S.498—501；英译见“The Reich President” , Social Research Vol.53（1986）, pp.125—32。德文中“Reich”一字甚难译为中文，爰依惯习，译为“帝国”，因此会有“帝国总统”这样看来不通的名词。翻译中间，译者曾向顾忠华先生及夫人请教，谨此致谢，但任何错误应由译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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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总统（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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