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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帝国总统，已由国民会议选出。未来的帝国总统，绝对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个主张，关键性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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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然各自治邦人民所产生的政府，也就是握有统治权力和国家力量的各邦政府，显然不可能放弃插手帝国政策，尤其是帝国之统治运作的机会，联邦参议院一定会在某种形式下保留在新宪法中，不论改称什么名字或权限有怎样的调整。这种情况下，设立一个不经中介，明白地以全体人民意志为基础的国家元首职位，殆属完全必要。各种职位均已取消间接选举产生方式，为何这个正式言之居于最高的职位却要保留间接选举？这确实可以说是嘲弄民主原则，方便了国会里面的暗盘交易，并且令帝国的一统变成无聊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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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有一个背后有千百万张选票撑腰的帝国总统，才有权威去推行公有化。要知道，所谓公有化，其实就是行政管理化，因此，法律条文完全不会达成目的，可是一个组织紧密而统一的政府却无往不利。至于推行公有化，是仅涉及必要的财政金融安排，抑或如社会民主党所言，是经济体制的改造，实际上并不重要。未来经济体制的决定，并不是帝国宪法的责任。宪法只需为政府所需面对的各种可能任务——包括以上所言者，创造出施展的空间和条件。切望社会民主党，不可因一套错误的、小资产阶级的、假民主的想法，遽尔否定这些要件。愿他们记得，即使是频见讨论的群众“专政”，也需要一个“专政者”，一个由群众选出来、获得群众信赖的人，同时只要这种信赖存在，群众便对他服从听命。无论是合议制的最高领导机构或是国会推选出来的最高领导人，均绝对无法让政府形成一元的领导，但若没有这种统一的领导，我国经济在任何基础上的重构均无可能。若最高领导机构行合议制，较大的邦以及较大的政党均会要求有自己的代表参加；最高领导人若由国会产生，法国总统那种凄惨的无能状况便会上演。我们必须确保，一旦帝国总统企图干犯法律，或是行独裁统治，“吊绳与绞架”会出现在他眼前。若有必要，也可规定皇室成员不得担任总统，以免借全民投票造成复辟。可是帝国总统一职，必须有自己的牢固民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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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有人民直接选举帝国总统，才能形成挑选政治领袖的机会和时机，因而促成政党改造组织方式，取代以前名门望族当道的过时体制。如果这套体制继续存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属于进步的民主制度在可见的未来便会告终。这次选举已经证明，老职业政治家在各地均能不理会选民大众的心意，排除这些选民所信任的人物，推出过气旧人。结果，最好的人才根本不愿一顾政治。唯有人民直接选举最高的帝国执事者，才能为这个僵局找到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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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种需要，又因比例代表制的作用而更形迫切。下次选举时，一个目前已现端倪的现象就会全面出现：职业团体（乃至于拥有房产的人，拥有文凭证书的人，领固定薪资的人，以及各式各样的“团体”）会迫使政党以得票为重，将这些团体的受薪干部排在候选人名单之首。国会会因此变成一个组合（Körperschaft），在内部决定其基调的人物非但毫不关心全国政事，甚至囿于其本质，会根据经济利益团体的“强制”指令行事。这样的国会，将是一个庸俗者的国会，完全无足以成为挑选领袖人才的场所。这一点，在这里必须公开而坦率地指出来。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联邦参议院的决议在颇大程度上对首席部长（帝国总理）有约束力，那么这一点便不啻对国会本身的纯粹政治意义构成了无可避免的局限。欲使国会保有这种意义，一个以民主的民意为基础的抗衡力量乃是绝对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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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针对地域主义的倾向，也迫切需要一个凝聚了帝国一统理念的职位。纯粹区域性的政党之发展，是否会延续下去，我们尚不知道，但是这种心向确实存在。长久以往，国会内多数派的形成以及帝国部长的组成，都一定会反映这个趋势。选举方面走上由民选产生帝国总统的路子，有助于遏制这个趋势的片面蔓延，因为各政党将被迫以全国为范围发展统一的组织、统一的观点，一如民选的帝国总统本身，对于不幸必然存在的联邦参议院构成一个维护帝国一统的平衡力量，而又不至于有侵犯各邦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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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早先，在威权制国家下，鼓吹增加国会多数党的权力，以便提升国会的意义和地位，是有其必要的。可是到了今天，情况是所有宪法草案都着迷在一种迹近盲目的信仰中，认为多数——不是人民的多数，而是国会议员的多数——不会犯错，无所不能。这是另外一种偏锋，可是却一样违反民主。我们应该秉持一贯原则，对民选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同时确保唯有在一时性的危机无法解决时，他才能干涉帝国的运作（运用搁置否决权，或是对常务次长下指令），其他情况下，均只能使用公民复决（referendum）。不过，我们必须让他借直接民选，双脚站在属于自己的基础上。否则，只要遇到国会危机——既然政党至少也有四到五个，这种危机为数不会少——帝国的整个架构都会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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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唯有一位由人民选出来的帝国总统，才能在柏林与普鲁士的领导阶层分庭抗礼，扮演非仅止于纯粹被包容的角色。几乎整个的任官权，尤其是所有与人民在日常发生接触的内政官员之任命，军官方面至少下级者大概也不会例外，均操诸个别邦政府手中，因此也操在普鲁士领导阶层手里。这种情况下，帝国总统若不是由全民选出来的，面对普鲁士的领导者时，他能扮演的角色其实非常寒伧。普鲁士在柏林——进而在整个帝国——的霸权会再度出现，并且于其地域主义的形式更具有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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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不情愿以自我贬抑为奉献，让选择帝国最高领袖的机会由手中失掉，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事必须实现，同时朝向这个目标的趋势不会松缓停止。别让民主把这项针对国会的煽动武器，交到民主的敌人手里。当年的君主们，在时机到来之际，对自己的权力施加限制，让国会代议制发达，其行事不仅高贵至极，并且也明智至极。愿国会能同样地主动认可民主的大宪章：直接选举领袖的权利。只要部长仍然严密限制在国会的信任范围之内行事，国会让出总统选举权，并不值得遗憾。因为民主的政党生态，随着这种人民直选而告发达成为蓬勃潮流后，对国会反有好处。一个总统，当选时若需依赖政党之间在国会里的特定组合或结盟关系，那么一旦这个关系改变，便不啻是个政治上的废物。但是一位人民普选产生的总统，身为行政部门的首脑，握有分派官位的大权，必要时尚可运用搁置否决权、解散国会权以及公民复决权，却是真正民主的守护者。毕竟，所谓民主，意思并不是软弱地屈从于派系小团体，而是服从人民自己选出来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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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导言及译文原发表在《当代》杂志48期，199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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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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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ff, Friedrich 阿尔特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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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1908）德国学者兼政治家。原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律教授，1882年到1907年在普鲁士教育部任参事官及高等教育司司长，对德国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影响，二十五年任期被称作“阿尔特霍夫时代”。他与韦伯个人的关系，可参见《韦伯传》中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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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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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84—前322）希腊大哲学家，师承柏拉图，但逐步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体系。重视逻辑及经验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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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ine, Aurelius 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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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430）中世纪基督教会最重要思想家之一，一度曾改信摩尼教，后又回到基督教，曾任北非希坡（Hippo）大主教。以《忏悔录》《上帝之城》及其他重要神学著作，对基督教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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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on, Francis 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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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1629）英国哲学家、散文作家及政治家。他著有《学问之增进》《新工具》等书，倡归纳法及经验论，并推崇实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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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delaire, Charles Pierre 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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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1867）法国诗人及评论家，以《恶之花》诗集知名。他的基本主题是美与恶的共存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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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garten, Hermann 鲍姆加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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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1893）历史学家，斯特拉斯堡及卡尔斯茹（Karlsruhe）等大学教授，韦伯长姨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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