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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irschman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这本特别有趣的书，使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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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lexander Pope，Essay on Man，第三部分，第9——26、109——114页；第四部分，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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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Mary Poovey，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的第三章中有趣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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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J.B.Schneewind，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第一部分；Manent，La Cité de l’Homme，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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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arter，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第三、四章；Bryson，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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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事实上，我们现在认为的启蒙运动社会科学的高峰，从孟德斯鸠到弗格森，并非清一色的；这些作者不仅吸取了客观科学的现代模式，而且也吸收了传统的共和思想。亚当·斯密不仅提出了无形之手，同时也考虑到了把平民的劳动与“大多数人”的尚武精神绝对区分开来的负面结果。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2：787.弗格森，商业社会里最有影响的冰阶理论之一的作者，研究了这些社会走向腐败的状况。Adam Ferguson，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1980），第五、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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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想象 第六章 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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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也许是公民社会要获得独立于政体的身份的第一个维度。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共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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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是社会成员被视为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进行沟通的一个共同空间，如通过印刷、电子，也包括面对面的交流等媒介，来谈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从而对这些问题可以形成一种共识。我提到“一个共同空间”，是因为虽然媒介是多种的，正如通过这些媒介所发生的交流一样，但是，在原则上，它们被认为是相互交流的。现在电视里播放的访谈，是根据今天上午报纸上的报导而制作的，而报纸反过来是对昨天在收音机里的辩论进行报导，诸如此类的。这是为何我们在谈到公共领域的时候，通常用的是单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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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首要的特征，甚至它在事实上被镇压或操控而成为伪空间的时候，依然如此。现代的专制社会一般被迫经历这样的过程。党报里的社论，声称是表达作者的观点，但与此同时，也是为市民们考虑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游行，声称是发泄一大批人心中的愤怒。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就像是安排妥当的一种真实过程，要通过意见的交流形成共同的认识，即使从一开始，结果就得到认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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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要特别引用两本非常有趣的书来进行讨论。一本大概是在30年前出版的，但最近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是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它探讨了18世纪西欧的公共言论的发展。另一本书是新近出版的，是迈克尔·华纳的《共和的书简》，书中谈论了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类似现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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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书中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在18世纪的西欧关于公共言论的新概念的兴起。分散在各处的刊物、小群体或地方办的交换刊物，逐渐被解读成是一次大辩论，从而整个社会的公共言论就这样产生了。换言之，可以这样理解，那些拥有相同的观点却分散在各处的人们，在一种交流的空间里相互联系。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和其他人交换自己的观点并最终达成共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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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共同的空间是什么？当人们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件奇怪的事。假定，参与到这个空间里的人是互不相识的，但是，通过媒介——在18世纪，印刷媒介，他们被看成是相互联系于一个交谈的共同的空间。书本、小册子和报纸在受教育的公众中公开传播，表达论题、分析、观点以及反面观点，引用或批驳彼此。这些印刷品被广泛地阅读，并且经常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在画廊里，在咖啡屋、沙龙，以及在（更有权威的）公共场所，例如议会，进行讨论。由讨论所形成的普遍观点，如果有，则被视为是新意义上的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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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空间是我在这里所指的公共领域。结论“算作是”公共舆论，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这样去想象一个公共领域，它才能够存在。除非所有分散的讨论，在参与讨论者看来是与一种最广泛的交流有关，否则，他们讨论的结果成为公共舆论就不可能有意义。这并不是说想象是全能的。需要有客观的条件，比如，内部的条件，有一些零散的当地的谈论话题；外部的条件，则一定要有印刷的资料，是源自于广为传播的独立资料来源，要有共同谈论的基础。就像人们常说的，现代的公共空间是有赖于“印刷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但是，正如华纳所指出的，印刷本身，甚至是印刷资本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个足够的条件。它们要始于正确的文化语境中，这样，才能生成那些基本的共识。[2]公共空间是社会想象的一个突变，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它是漫长征途中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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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能更好地理解何为公共领域，以及为何它在18世纪是一个新事物。我一直说，它是一种共同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未曾谋面的人们可以相互理解从而展开讨论并能达成一致的想法。我还要接着介绍一些新术语。我们可以谈及共同空间，当人们因着各种不同的目的而聚到一起，实施公共行为，这些目的可以是礼仪方面的，对一部戏剧的欣赏，一种交谈，或是对一个重大事件的庆祝。他们的焦点是共同的，不同于仅仅是集中的，因为它是他们所关注的、达成共识的行为，是有着共同的目标或者目的，而不是因为每个人碰巧对同样的事情感兴趣而聚到一起的。从这个层面上看，“人类舆论”只是提出了一种趋同的合一，而公共舆论则应该从一系列的共同行为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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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凭直觉就能理解的那种共同空间，是人们因着某种目的聚到一起而设立的，可能是为了亲密的交谈，或者在更大规模的公开的、特意安排的集会，一种礼仪，一个庆祝活动，或者令人愉快的足球赛或歌剧。由在某地集会而生成的共同空间，我要称之为“有专门议题的共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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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共领域却有所不同。它超越了这种具有特定主题的空间。我们可以说，它把多个这样的空间织进了一个更大的非集会性的空间。相同的公共谈论被认为是贯穿我们今天的辩论，明天其他人真诚的对话，星期四的报纸采访等等。我把这种更大的非地方性的公共空间称作是“元议题的”。18世纪出现的公共领域是一种元议题的共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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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空间一部分是由共同的认识构成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共同认识，就无法形成这样的空间，当然，这些空间也不能被简化成共同的认识。新的、史无前例的空间需要新的、史无前例的认识。对公共领域来说，也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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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之处并非是元议题。教会和国家都是已经存在的元议题的空间。但是，明白其新颖性可以带领我们认识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这是漫长征途中向前迈进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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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它看作是征途中的一步，是因为在社会想象中的如此变化，受到现代的秩序观念的激励。在这方面有两个特征凸显出来。第一个特征已经暗示过了：它的独立于政治的特性。另一个特征是作为合法性的基准的力量。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像格劳秀斯或者洛克那里的理想化，我们就会明白为何这些特征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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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格劳秀斯——洛克的理想化里，政治社会被看作是前政治的一种工具；在那里有一个在思想上可以置于政体之外的空间，似乎可以通过政体来评判实施情况。这是在想象独立于政治的社会生活的新方式中所体现的，具体地说，这些方式是经济和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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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由对权利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权利。在对此以及对中介的重要概念做出回应时，这一理论非常强调，政治社会应该建立在依附于它的人们的共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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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法化政府的契约理论，以前就已经存在。在17世纪的理论中所产生的新内容是，他们把形成共识这一要求，放在一个更加基本的层面上。这不仅是因为一个被认为是已经存在的民族，要和那些声称要管理他们的人去达成共识。最初的契约把我们从自然状态中带出来，进而构成一种对个体成员有所要求的集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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