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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次性的、历史性的共识的最初要求,作为合法性的一种条件,很容易发展成为对现时共识的要求。政府必须赢得被统治者的赞同,并非只是在最初的阶段,而是持续不断地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条件。这就是在公共舆论的合法性功用中开始为公众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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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的这些特征,可以通过阐述它的新意从两个方面来谈:公共领域是做什么的;公共领域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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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公共领域是做什么的,更确切地说,在它那里又可以做什么。公共领域是每个人都能进行交谈的场地(虽然,在18世纪,这一主张仅仅涉及少数受教育者或“启蒙者”),在这里,社会可以对重要的事情形成一个共识。这种社会共识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观点,来自关键的辩论,而非仅仅是任何群众言论的概括。[3]因而,它取得了一种具有规范作用的地位:政府必须听它的声音。有两种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其中一种是具有发展势头的,并终究要取代另一种。第一种原因是这种舆论有可能是开明的,因此,政府是明智的去遵循它。哈贝马斯[4]所引用的路易·塞巴斯蒂安·默西埃的陈述,则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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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可以启蒙各个阶层的人;人们崇尚真理。就是他们已经统治了欧洲;他们 向政府启蒙了它的任务、它的错误、它的真正的利益,并且它需要听从和追随 的公众舆论——这些好书是具有耐心的大师,他们等待着国家统治者们的觉醒以及对他们激情的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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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也有类似的著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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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种原因,源于认为人们具有独立主权的观点。那么,政府不仅是明智的去听从公众舆论,而且在道义上也必须这么做。政府应该在具有理性的公众之中立法并且实行统治。在做决定方面,议会或法院应该集中起来,并制定从人们具有启发性的辩论中产生的法律。由此便产生了华纳根据哈贝马斯的思想所提出的“监督原则”,坚持认为执政群体的进程应该是公开的,接受具有辨别能力的公民的监督。[5]所谓公开的,即立法的审议告知公众舆论,并使其在最大程度上是具有理性的,与此同时,坦率地面对压力,并且要承认,立法最终是需要公众舆论的授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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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公共领域就是一个理性观点得到阐述的地方。这些观点应该指导政府行为。这逐渐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特征。正如伯克所说的,“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对所有的公共事务有所关注。”[7]当然,与过去几年的欧洲相比,这种主张在18世纪还是有新颖之处的。但是,人们还会问,这是史无前例的主张吗?难道不是任何自由社会应该有的特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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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此间的区别虽然是微妙的,却是重大的。我们拿具有公共领域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的理想国或城邦做比较。在古代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商讨,我们可以想象是在众多情形下展开的:在研讨会上朋友之间,在集会里,当然也在教会里相遇的人们之间,最后是要在那里做决定的。商讨在不断地展开,最终是由那些能干的决策层来定夺的。所不同的是,在决策层之外的商讨,准备了决策层最终采取的行动。“非正式的”商谈并非是隔离的,从其自身的状态来看,可以被看成是构成了一种元议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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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是现代公共领域所发生的事。这是一个被有意识地认为,商讨应该置于权力之外的空间。权力者是需要听取这些商讨的,但商讨本身并不是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这种超政治的状态是尤为重要的。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它使公共领域和也被视为是超政治的现代社会的其他方面相联系。这种超政治的状态,不能仅仅被负面地定义成是权力的缺乏;也可以从正面来看它:因为公共舆论并非是对权力的行使,它可以从党派性和合理的事物中理想地脱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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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随着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人们认识到政权必须被政权之外者监督和审核。当然,它的新颖之处,并非是由他者来监督,而是在于这一认识本身。这种认识并非描述为是上帝的旨意或自然法(虽然这些也是可以阐述的),而是一种话语,源自于理性,而非权力或传统的权威。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权力是需要由理性来驯养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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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公共领域与先前的一切形式是全然不同的。一种非正式的商讨,虽然可以得出具有重要意义的裁定,却是在权力的范围之外来确定的。这借用了古时集会的形象(在美国尤其是这样),把整个社会投射成是一个商讨的空间。但是,就像华纳指出的,公共领域是在这一模式下的革新。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就像在集会者前面说话的人。但不同于古时集会的模式,这些人努力做到一定程度上的客观、一定程度上的公正,并避开党派性。他们努力否定自己的特殊性从而可以不受“任何私人的或片面的观点”的影响。这就是华纳所说的“否定性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原则不仅仅适用于与口传媒介相对的书面媒介,而且表述了新的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超政治的,是一种不由权力来掌控的理性话语,是关于权力的或属于权力的理性话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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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华纳所指出的,公共领域的兴起打破了旧的、未受冲突和差异分裂的社会秩序理想。相反,它意味着辩论从此出现并持续着,而且在理论上,每个人都要参与辩论,同时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先前的一致将永远逝去,但是新的一致也是会被取代的。因为持续不断的争议并不是为了行使权力,而是用辩证的方法展开一场准内战。在权力之外的辩论,一场理性的辩论,毫无偏见地明确共同的利益这一事实,将会弥补其潜在的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一系列后果。“抵制争议的语言表述了争议的一种范式。它悄悄地把一个免受冲突辩论的社会秩序的理想,转变成为一个不会导致社会冲突的辩论的理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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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共领域所做的,是让社会在没有政治领域的调停下、在权力之外的理性话语中,取得一种共识,但是对权力而言这恰是规范性的。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要看看公共领域应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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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好的方法是去试图明确在公共领域中什么是具有新意的、史无前例的。从某种程度上,我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是我们已经提及的创新的方面。当我们把公共领域与其基本形象的重要来源之一——古代的共和国进行比较,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个超政治的所在处。“文学共和体”是国际社会里相互交流的专家学者快到17世纪末时称呼他们自己的一个普通术语。这是公共领域的初始现象,实际上,它也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形成。这是一个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共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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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类似与区别赋予这个形象以力量和意义:那是一个具有统一组织的共和体,把所有开明的参与者都组织起来,跨越了政治界限。但是,那也是一个没有从属关系的共和体;只要其成员从事文字工作,他们无需效忠于该共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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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公共领域继承了这样的某些特征。在这个领域里,团体的成员聚集到一起追寻共同的目标;他们晓得自己是在组建一个自己的社团,但并非是根据政治结构来组建的。古代的共和国或城邦却不是这样的。雅典是一个社会,一个共同体,但只是在政治的层面上进行构建。罗马也是这样。古代的社会是依靠法律来界定其身份的。在古罗马军团的鹰旗上,SPQR代表的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但是这里的“人民”指的是全体罗马公民,这是由法律来界定的人民。这些人民自己并没有一个身份,在法律之先和之外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正如我们上文所看到的,这反映了一个前现代的对道德/形而上学秩序的共同理解,这一秩序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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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在阐述公共领域时,18世纪的祖先们把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社团,那是一个用以交流的共同空间,它不归功于任何政治结构,而被看成是独立于政治结构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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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超政治的状态是公共领域新颖性的一个方面:政治社会里的所有成员(或者至少所有有能力和开明的成员)应该被看成是在国家之外又组成了一个社会。事实上,这样的社会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范围更广;因为某些目的它延伸到整个文明的欧洲。这是一个极度重要的方面,它与我们当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是相联系的。它在这一时代出现,而且不仅仅在公共领域里可以看到。我会时不时地再谈及这一话题,但我们首先来谈论第二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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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一个超政治的、国际的社会本身并非是刚出现的。早在斯多葛时代就有了国际都市,随后又有了基督教会。欧洲人习惯于居住在由两个相互不可简约的原则所构建的二元社会里。因此,公共领域新颖性的第二个方面应该是其激进的世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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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重新提及这一术语的特别的用法,它接近于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所表述的最初含义。它显然与世俗性的大众含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把上帝、宗教或属灵的方面从公共空间中除去。我在这里所说的,并非完全就是这些,而是那些促成世俗化的,也就是我们对社会基础的认识的一种转变。尽管有着会导致一系列混淆的风险,在这里还是有理由要使用“世俗”这个词,因为从词源学来看,它能表达在这样的语境里什么是利害攸关的,它与人类社会寓于时间中的方式有关。但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不同点,还需要做一些铺垫性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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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性的概念之所以激进,是因为它不仅与社会的神圣基础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也与在超越当代共同行为的框架下构成的社会的理念形成对比。如果我们回到第一章里所谈论的前现代社会秩序的理念,我们就会发现,例如,等级社会把它们自己看成是象征“存在之链”的一部分。在先验性地填补国王、王公贵族等空缺的背后,存在着一些理念或形而上的现实,它们是由这些人不断地体现的。国王有两个身体,只有一个是特定的,是可朽坏的,即时下需要衣食呵护、后来要被埋葬的身体。[11]在这样的世界观之下,组成社会的是它所体现的形而上的秩序。[12]人们在一定的框架下行动,而这样的框架是先于且独立于人们的行为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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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俗性不仅仅与神圣设立的教会或存在巨链形成对比。它和对我们社会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这个社会是由很久以前就是我们的法律构建的。因为这也把我们的行为放进一个框架里,这一框架使我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并超越我们共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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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这些形成对比的是,公共领域是一个仅由我们所实施的共同行为组成的社团:在那里,大家尽可能地通过意见交流,达成共识。我们正是这样一起行动,才使社团得以存在。这种共同行为,不是要由某个超验行为层面上所建立起来的框架,才可能实现的,要么是由上帝的行为,要么在存在巨链中,或是由从远古传下来的律法。这使得公共领域彻底地变成世俗的。这也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公共领域中新颖和史无前例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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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论述,还是很欠缺的。显然,世俗性的概念应该要阐述得更加清楚一些。也许这与奥体和存在巨链之间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对比了。但我想说的是,它和传统的部落社会也有不同之处,那是创立了现代的北大西洋政体的日耳曼民族所拥有的,或者以另一种形式,组成古代的共和国与城邦所必需的。这可能会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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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是由一种法律来界定的。但它和公共领域就有很大的差别吗?毕竟每当我们想在这一领域里行事,我们就要遇到众多固有的机构:有一些报社、广播电视公司、出版机构等等。我们通过这些机构提供的渠道来行事。这难道不是和部落里的成员必须在酋长的领导下,通过议会、年会等等既定的组织架构来行事很类似吗?当然,公共领域的制度会发生变化;报业会破产,电视网络会萌生。但是,没有任何部落是以绝对一成不变的形式存在的;它们也随着时间而变化。如果想要说先前固有的体制对持续中的行为是有效的,而非对设立公共领域的最初行为是有效的,那么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行为是无法在时间的长河里被认同的,在部落里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坚持一定要有那么被认同的一刻,我们就得记住,许多部落把最初的创建行为都传承下来,比如,像莱克格斯,把法典流传下来。他肯定是在现行的体制之外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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