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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柏拉图的还是基督教的对时间和永恒的理解，并非是唯一的，即使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也有一种更广泛的基础时间的意思，正如伊利亚德所称的一种“原初时刻”。[15]它和我们现在的时间有着复杂的联系，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礼仪经常与之联系起来，而在某些特许的时刻里可以重新获得其部分的力量。这是为何不能毫无争议地把这样的时间置于过去（在普通的时间里）。基督教的教会礼仪年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意识，为了要重演基督生命中的“创立”事件，其他的宗教也广泛地分享了这样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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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元议题性的空间和中介是在更高时间里构成的。国家和教会被看成是几乎有必要在一种以上的时间维度里存在着，似乎单独存在于现世的、普通的时间里是不可思议的。象征着存在巨链的国家与永恒的理念是相联系的；由法律界定的民族与创立时间不断地交流，法律就是在这一时间里制定的，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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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俗化从某种角度可以被看成是对更高时间的拒绝，并假设时间是纯粹属世的。所有的事件只是在一个时间维度里存在，与现世的距离可亲可疏，与同类的其他事件有着因果联系。现代的同时性的概念形成，那些在原因或意义上全然没有联系的事件能够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为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单一的现世时间点上。被社会科学所赞同的现代文学和新闻媒体，让我们习惯以垂直的时间片段的概念来思考社会，把许许多多有联系的和没有联系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我认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得不错，这是典型的现代社会想象的模式，我们中世纪的先祖们对此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在这一模式里，现世的事件是以十分不同的方式与更高时间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把所有的事件都归类在同时性的现代关系中是会显得不自然的。这带着对均一性的假定，它在本质上被占主流地位的时间意识所否定。[16] 在下文我还会回到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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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向我称之为世俗性的过程，显然与这一彻底净化的时间意识有关系。当社团坚定不移地、完全地被置于一个单一的现世时间里，世俗性就会出现，不管更高时间是否被否定，还是其他的社团依然被承认而存在于其中。这就是公共领域的情况，在其中存在着它的新的、（接近于）史无前例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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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在我可以总结这个讨论并试图阐述公共领域曾经是什么。它是一个新的元议题性质的空间，社会成员可以在此空间里交换思想并且达成共识。因此，它构成一个元议题性质的中介，但是，它又被认为是独立于社会的政治架构而存在的，也是完全处于现世的时间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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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超政治的、世俗的、元议题性质的空间：这就是从前的和现在的公共领域。理解空间的重要性，部分地在于这一事实，它不仅仅是这一空间，同时正是部分发展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社会的整体看法，以至于我们很难去回想，它一开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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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trans.Thomas Burger（Cambridge，MA：MIT Press，1989）；德国原版：Strukturwandel deröffentlichkeit（Neuwied：Luchterhand，1962）；Michael Warner，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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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rner，Letters，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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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表明18世纪末对公共舆论的理解与今天的民意调查的目标相差得有多远。公共舆论调查力图要衡量的现象，用我的概念来区分的话，是一种集中的统一，无需来自于讨论。这就像人们的言论一样。段落中构成十八世纪版本基础的理想是源自于伯克，引自于哈贝马斯（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第117——118页）：“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认为他与所有的公共事务皆有关系；他有权利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并把意见传递出去。他们选择一些公共事务，仔细思量，进行讨论。他们好奇、热心、关注并嫉妒；把这些事当作是他们每天思想和发现的主要内容，大多数人拥有了对这些事的较好的认识，而一些人的认识是相当可观的……而在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其他人，只有那些有职务的人很关心或会想到公共事务，不敢用言论去相互影响，不管是处于生活的哪个位置，这种能力尤其少见。在自由的国家里，经常是在商店和工厂里所拥有的真正的公众智慧和睿智要比在君主的内阁里更多，因为在内阁里没有人敢发表意见，直到君主问他们了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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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berma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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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arner，Letters，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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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福克斯的演讲，引自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65——66页：“征求公众舆论是正确和明智的……如果公众舆论正好与我的意见相反；如果，在向他们指出危险之后，他们依然不能从同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者如果他们认为另一种方法要比我的更可取，我应该把它理解为因着对国王的责任，因着我国家的缘故，因为我要光荣退休，他们可以通过合适的手段去追求他们认为更好的计划，即通过一个和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我需要为公众提供形成舆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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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Haberma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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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Haberma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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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Warner，Letters，第40——42页。华纳同时提到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客观主体性的关系（第62——63页），也提到了这种客观的立场与反对帝国腐败的斗争之间是密切吻合的，这是殖民地时代在设计过于武断的模式中的一个中心议题（第6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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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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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E.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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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欧洲以外的另一个同类的例子，参见Clifford Geertz的《尼加拉》（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描述了巴厘岛未被征服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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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在Charles Taylor “Die Modernitaet und die saekulare Zeit”，收录于 Krzysztof Michalski，ed.，Am Ende des Milleniums：Zeit und Modernitaeten（Stuttgart：Klett Kotta，2000），第28——85页中，描述了前现代时间里的意识，包括不同模式的更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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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事实上，排除宗教的层面甚至不是我对世俗的理解的一个必要条件，更不用说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一个世俗的组织是完全建立在共同行为的基础上，排除了这一组织的任何神圣基础，但并不妨碍组织里的人们去继续过一种有宗教形式的生活；事实上，甚至这样的形式都会要求，例如，政治组织应该是完全世俗的。比如，支持政教分离是带有宗教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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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ircea Eliade，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New York：Harper，1959），第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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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借用了本杰明的一个术语来描绘现代的世俗时间。他视之为是一个“均一的、空荡的时间”。均一正是我在此所描述的：所有事件均在同样性质的时间里发生。但是，时间的“空荡”把我们带进了另一个问题：时间和空间都被视为是事物和事件偶然置入的“容器”，而非由它们所构成的。这后一个步骤是部分现代物理学形而上的想象，正如我们从牛顿那里所看到的。但是通往均一的步骤是对世俗化至关重要的，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通往空荡的步骤是时间客观化的一部分，这是工具理性这一现代学科的一个重要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时间被“空间化”。海德格尔在他对暂存性的理解中强烈反对这个概念；参见Sein und Zeit（Tübingen：Niemeyer，1926），第二部分。但是把世俗性和时间的客观化区分开来，让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划到现代这一边。海德格尔的暂存性也是世俗时间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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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想象 第七章 公共的与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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